“仿佛盲人获得了明亮的双眼”——小猎犬号上的查尔斯·达尔文
第十章
“仿佛盲人获得了明亮的双眼”
——小猎犬号上的查尔斯·达尔文
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几年里，英国皇家海军统治着全球的海域。和平时期由于没有与之抗衡的敌军舰队，海军职责缩减了，主要是维持法律和秩序、反贩奴巡逻和勘测。对于许多年轻军官来说，缺少了通过参战获得晋升的机会，他们便将视线转向另一种途径：参加常规且乏味的航行，致力于自然史、地质学、地磁学和气象学等领域的科学研究。[1]在约翰·巴罗（战时1845年任海军部常务秘书长）和弗朗西斯·博福特（Francis Beaufort，1829—1855年任海军水文学家）的鼓励下，许多军官表现出同其专业职责不直接相关的科研兴趣。1804—1855年，约有400名海军军官和海军外科医生加入了科学团体，其中136人发表了有关科学主题的论文。许多外科医生被指定参加特定的航行，主要目的是考察植物学、动物学或地质学。官方没有要求海军船舰配备博物学家的政策，但大多数航行到偏远地域的船舰均携带至少一位对搜集自然标本感兴趣的军官或外科医生。这并未完全取代平民博物学家，但数量远远超过他们。当时，植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尚缺乏广泛的理论基础，英国的大学或其他机构中很少雇用领薪水的博物学家。长期以来，由于鼓捣植物主要是做一些搜集和分类之类的平凡小事，一直“被认为是女性花卉画家、自学工匠和小神职人员等业余爱好者的活动”[2]。1818年，剑桥大学的钦定希腊文学教授[3]称研究自然史为“几乎不需要高智力的工作”[4]。在这种缺乏资金和学术兴趣的大环境下，海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组织去一些难以企及的地域搜集数据和标本；在弗朗西斯·博福特爵士的领导下，海军部成为这类信息的交换所。亚历山大·冯·洪堡曾写信向博福特索要马尾藻（Sargasso weed）分布的信息，博福特回答，他检索了航行日志，几乎没有什么发现，但“假如我早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我会指示我们的海员特别留意”[5]。这个有趣的例子反映了英国海军部在这方面建立起的国际声誉。
在拿破仑战争后的那段时间，法国人向太平洋派出的探险队比英国人多，但他们也很少携带平民科学家登船。战后第一次远航是由弗雷辛纳特指挥的，船名为天王星号（Uranie）。弗雷辛纳特曾参加鲍丁探险队，那段经历警醒他要注意妥善处理非海军人员的问题。船上的外科医生和药剂师都对自然史很感兴趣，他们是船上仅有的博物学家。1820年，在返航途中，天王星号在福克兰群岛失事，许多自然历史标本被毁，但尚有数量惊人的标本幸存，包括3000种植物，1300种昆虫，近450种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和鱼类。虽然此次探险在地理上没有新的发现，但在自然史和人类学方面具有特殊价值，弗雷辛纳特在航海记录中肯定了博物学家们的贡献。航海志最终出版了五卷。[6]弗雷辛纳特为后来的大多数探索远航建立了模式。接下来，在杜蒙特·德维尔（Dumont d’Urville）的三次太平洋远航中，兼任博物学家的外科医生的人数加倍，带回了大量植物和动物标本，被送往国家自然博物馆（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甚至超出了博物馆的处理和收藏能力。1826—1829年，星盘号远航是最重要的，因为除了修正已有的海图外，德维尔还证实了拉佩鲁塞的船舰在皮特岛遇难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前往太平洋的法国航船带有政治和商业动机。在造访之地悬挂国旗，保护贸易商和传教士，并注意发现具有潜在优势的未来占领地，等等，均是远航指令的重要内容，尽管有时强调得不够。[7]可是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在第二次远航记录中，德维尔写道，自己被库克的“幽灵”缠住了。库克之后的航海家们，无论是哪个国籍的，都面临着一个事实：库克的三次远航已经搞清楚了太平洋的主要地理特征。当然，还有许多有待确认的细节和有待修正的图表，一些鲜为人知的海岸线有待勘测，数十个小岛需要定位，以及更多关于人种和动植物的研究要做，但是太平洋探险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了。搜寻重大发现的探险航行越来越多地驶向海洋的末端，进入北极，以期寻找西北通道；或向南航行，探索冰层覆盖的广阔南极洲。德维尔说，库克的噩梦“总是把我带往南极”[8]，这是不奇怪的。19世纪中叶的重要探索航行集中在南冰洋（Southern Ocean）和南极，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次：德维尔的第三次远航，詹姆斯·克拉克·罗斯（James Clark Ross）在早期航行确定北磁极后的南极探险，以及查尔斯·威尔克斯（Charles Wilkes）指挥的雄心勃勃的美国探索远航。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进入后库克时代，最令人瞩目的科学探险远航是俄国人组织的。库克的第三次远航后，俄国政府对北太平洋的第一次重要考察由约瑟夫·比林斯（Joseph Billings）[9]指挥，他曾作为一名出色的普通海员和“天文学家的助手”，随库克的发现号远航。从形式上看，比林斯探险几乎是复刻了白令“伟大的北方远征”，先从陆路跋涉到堪察加半岛，然后采用在当地建造的船只航行到美洲海岸。而比林斯来到俄国的真正目的，是最后完成库克（以及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在东海[10]）的地理发现事业，尽管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控制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的皮毛贸易。[11]总而言之，1785—1792年，各种形式的探险活动带回了大量的信息，包括水文、植物学和民族学方面的，但它的实际意义主要是确立和维护俄国对该地区的主权。
更著名的是1803—1806年由亚当·约翰·冯·克鲁森斯特恩（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率领的希望号（Nadezhda）探险，它是俄国首次环球航行，是俄国太平洋远航的先驱。克鲁森斯特恩来自俄国一个与众不同的群体——波罗的海的日耳曼贵族。船上另外两位军官法比安·冯·贝林斯豪森（Fabian von Bellingshausen）和奥托·冯·科茨布（Otto von Kotzebue）也是同样的出身，后来这两个人分别单独率领探险队远航太平洋。克鲁森斯特恩和另一位指挥官尤里·利斯安斯基（Yuri Lisianski）都曾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他们的舰艇都是英国制造的，装备了英国的航海仪器。与比林斯不同的是，他们沿循库克在太平洋行驶的航线，经常造访库克涉足之地，向这位伟大的探险家致敬。用西蒙·韦雷特（Simon Werrett）的话说，“库克就像拿破仑，探索远航如同战场”，克鲁森斯特恩和其他人也可以建造战绩，树立自己的声誉。[12]
与克鲁森斯特恩同行的是日耳曼博物学家乔治·海因里希·冯·兰格斯多夫（Georg Heinrich von Langsdorff）和威廉·戈特利布·蒂莱修（Wilhelm Gottlieb Tilesius），但他们在航行中执行科学任务很不顺利，一开始的局面就令人困惑，接着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原因是克鲁森斯特恩要跟尼古拉斯·彼得罗维奇·雷萨诺夫（Nicolas Petrovich Resanoff）分担领导责任，后者是一位帝国官员，既不懂科学，也没有航海经验。对于兰格斯多夫和蒂莱修在航行中经历的这类挫折，参加探索远航的博物学家们都是很熟悉的。在巴西海岸的圣卡塔琳娜，兰格斯多夫注意到，他们获得的“支持微乎其微”，尽管那里的动物和植物“丰富多样”，足够数百名自然科学家忙碌好多年。在旧金山，他诉苦说，搜集的海豹皮和鸟皮被人扔到了船外；稍不留神，有人就将动物放走了。上岸考察的请求被拒绝，“好像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只有我们探索研究自然史是无关紧要的”[13]。此外，兰格斯多夫和蒂莱修也经常争执不休。在著作序言中，兰格斯多夫赞扬了他这位朋友和旅伴的艺术和科研能力，但最近出版的一部日记透露了两位博物学家的矛盾和竞争。作者是希望号上的第四号人物，军官赫尔曼·路德维希·冯·洛温斯特恩（Hermann Ludwig von Löwenstern）。他们的微妙关系只是这艘船上的诸多矛盾之一，就像洛温斯特恩指出的：“没有其他地方比在海船上更易让人变得如此隔膜。先是滋生出小烦恼，然后越积越大；不得不与他人打交道的现实，使你开始巴望周围的人全都消失不见。”[14]
自克鲁森斯特恩的航海之旅开始，到查尔斯·达尔文于1831年乘小猎犬号离开英国，其间俄国人组织了大约30次远航，离开波罗的海前往太平洋，大约一半由俄国海军派出，其他的是俄国美洲公司（Russian American Company）发起的。大多数航行主要是为美洲西北海岸的俄国贸易站运输货物，也有一些在太平洋水文学和自然史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俄国海军的年轻军官科茨布被任命为新的北太平洋探险队指挥官。他曾参加克鲁森斯特恩的希望号远航。这次的资助者是俄国美洲公司的董事尼科莱·鲁米安塞夫伯爵（Count Nicolai Rumiantsev），当时这家公司掌控了从阿拉斯加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贸易站。它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司的利益，并试图搞清楚白令海峡是否存在一条西北通道，也有更广泛的科学目标。克鲁森斯特恩在为科茨布的拉尔克号（Ryurk）远航记撰写的序言中说：“从不同的方向两次穿越南海，肯定有助于扩大我们对这片大洋的认识，也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许多散落岛屿上的居民，预示着自然史研究的巨大收获。”为此，两位博物学家参加了拉尔克号远航。[15]一位是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他出生于法国，在德国接受教育；另一位是外科医生兼动物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埃斯科尔茨（Johann Friedrich Escholtz）。探险队考察了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岛屿，带回了丰富的搜集品和自然史观察资料。沙米索将带回的约2500种植物赠给柏林植物园，成为该园监管人。他还是一名杰出的观察者，对珊瑚的透彻了解和对水母生命周期的观察，均对后来的海洋生物学家赫胥黎（T. H. Huxley）产生了影响。他还了解各地居民的文化和语言，进行民族学研究。
科茨布在拉尔克号远航和后来的普里普里亚蒂号（Predpriyatie）远航中，进行了有价值的水文勘测，成果大部分收入克鲁森斯特恩编纂的南太平洋大图册。格林恩·巴拉特（Glynn Barratt）说，在土阿莫土群岛，“俄国人就像剥掉船底的藤壶一样，努力消除欧洲人对该群岛的认识”，这一评论普遍适用于俄国人在太平洋的水文学活动，那里的岛屿“繁多，名称不一，海图标识粗劣，是世界上的危险航海区”[16]。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探险项目是1819—1821年俄国的首次南极考察，由法比安·冯·贝林斯豪森指挥，他也访问了塔希提和新南威尔士。贝林斯豪森带回了自然史标本和绘画，但成果远非理想，因为两位被派到东方号（Vostok）的日耳曼外科医生兼博物学家错过了在哥本哈根的登船时间。其中一位，卡尔-海因里希·默滕斯（Karl-Heinrich Mertens），为了弥补，于1826—1829年参加了弗雷德里克·彼得罗维奇·利特克（Frederic Petrovich Litke）的谢尼亚文号（Seniavin）远航，这是俄国人去美洲西北海岸的最后一次科学考察。此行的博物学家们带回了大量的动物和植物标本，包括700件鸟类标本，全都保存在圣彼得堡科学院（St Petersburg Academy of Sciences）。相比大多数船长，利特克对船上的科学家及其工作具有较多的同情心，不过仍然竭力强调他设立的各种限制：“指挥官们未被剥夺参与科学研究的权利，但只能在不影响主要航海任务的情况下捎带地进行。”[17]
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提供了这些远航船的底舱视图，他的自然史观察被收入科茨布1821年出版的拉尔克号远航官方记录，但是沙米索不满意：“里面有好多排印错误，歪曲了我所要表达的意思。”[18]他在1836年出版了自己的航行录，记载了遇到的困难。沙米索此前没有航海经验，他报到时未接到任何有关权利和义务的指示，除了来自科茨布的警告。“作为一艘军舰上的乘客，我不能提任何要求，而且也没有一个可以实现。”[19]他对居住条件的牢骚仿佛是福斯特在库克第二次远航中的回声。和别人共用的小屋只有一小部分是属于他的：“我的卧铺和下面的三个抽屉是船上唯一的私人空间……在这个蜗居里，有四人睡觉，六人居住，七人吃饭。”舱内的桌子优先归艺术家路易斯·科利斯（Louis Choris）使用，其他人纷纷抢着用，所以留给沙米索的空当“稍纵即逝”[20]。
起初科茨布是“和蔼可亲的”，但沙米索很快便意识到，一船之长是“比沙皇更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随着航程的继续，科茨布越来越被沙米索不断提出的疑问激怒，“所以我，船上最年长的一个，被指责为头脑和心理最幼稚的人”。沙米索不熟悉船上的生活，日复一日“单调空虚，就像无边无际的水面和头顶的蓝天：没有故事，没有事件，没有新闻。每天晚上到了10点，灯光全熄，一片漆黑”[21]。
沙米索的搜集工作碰到了其他博物学家在长途航行中遇到的同样问题：有时因粗心大意造成损失，有时则是有人蓄意破坏。在巴西海岸上，船友们睡在沙米索的帐篷里，用他采集的植物当枕头。暴风雨刮倒了帐篷，植物都被毁了。在合恩角附近，沙米索被允许把标本放在乌鸦窝里晾干——或许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人们清理船舱的时候，“二话不说就把我的宝贝扔到了船外”。在夏威夷，一些岛民利用宗教禁忌来帮助沙米索保护采集的植物，可是运上船后不出四天，它们就不翼而飞了。返航途中，拉尔克号在开普敦碰上了路易斯·德·弗雷辛纳特的天王星号，后者正打算前往太平洋。沙米索注意到，法国探险队里是由军官兼任科学家的角色，他感叹道：“在法国和英国，不再有挂学者头衔的人参加探索远航了。”[22]后来，他在修订航海记时表示，平民科学家参加探索远航的时代已经结束。
沙米索并不知道，事实上有一个例外，恰在他悲戚哀叹的那年，一艘考察船返回英国，船上有一位高级文职船员。海军部有一项宽松的政策：舰艇上的非服役博物学家和其他人员可以参加探索远航，条件是指挥官允许，并且船上有足够的空间。这种主动性有时候来自指挥官本人，正如1842年3月博福特致威廉·胡克爵士的一封信提道：“我的朋友维特（Vidal）船长将要去勘测阿佐尔（Azore）群岛。他足够友善地为每一名希望前去探索的植物学家或地质学家提供一个小舱。”[23]此时，特立独行的植物学家胡克刚被任命为皇家植物园园长。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几年前在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的航程中，海军军官和博物学家之间建立了著名的伙伴关系。1831年，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舰长被任命指挥小猎犬号前往南美洲，目的是完成同一艘船早先对该沿海地区未完成的勘测任务。他欢迎专业人员和博物学家同行。牧师和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解释说，菲茨罗伊希望任用的人“不仅是搜集者，更是远航同伴；而且必须是一位‘绅士’，否则无论多么优秀的博物学家也不能接受”。菲茨罗伊提出这一要求无疑是部分地受到早先一场悲剧的影响：小猎犬号上次航行到同一海域时，船长普林格尔·斯托克斯（Pringle Stokes）在风暴席卷的巴塔哥尼亚海岸自杀了。这件事表明，在海上航行的拥挤狭小环境中，人与人的冲突对精神的打击有时是致命的。经过短暂的考虑，亨斯洛否定了自己出航的可能性，于是写信给22岁的剑桥毕业生查尔斯·达尔文，他当时在教会任职，但对宗教工作热情不高，却对自然史日益感兴趣。亨斯洛敦促达尔文珍惜此次远航机会，“这倒不是说你已是功成名就的博物学家，但对于搜集、观察和记录值得注意的自然史事物，你是完全能够胜任的”[24]。
二人会面十分顺利，菲茨罗伊没有隐瞒海上生活的艰难困苦。正如达尔文记载的，菲茨罗伊建议每天一起用餐，不过，“他有责任从最坏的角度来陈述每件事……我必须生活得非常简朴，没有酒，吃不上最简单的晚饭”[25]。对达尔文来说，海军部给这支探险队制订的航程计划是很吸引人的：菲茨罗伊在勘测巴塔哥尼亚之后，小猎犬号将驶入太平洋，返航途中路过好望角，将会完成一次环球航行。他在给亨斯洛的信中激动地写道，在很大程度上，在什罗普郡（Shropshire）住宅附近猎狐的念头变成在南美追逐美洲驼的欲望。[26]从实际操作的层次上来说，上次随小猎犬号航行的船员将再一次参加，约占船员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个信息更加鼓励了达尔文同行。
这一远航预计持续三年，甚至长达四年。1831年秋天，达尔文一直忙着做准备。菲茨罗伊是皇家海军中最能干的技术官员之一，他拥有大量的仪器和书籍，大部分是自费购置的。船上的仪器包括22个天文钟，其中六个是菲茨罗伊私人购买的。达尔文又搬来了自己的藏书和一些仪器，从简单的雨量计到便携式显微镜（图39），尽可能完备齐全。这笔开销来自父亲罗伯特·韦林·达尔文（Robert Waring Darwin）——一位成功的医生和精明的投资者，为即将参加远航的儿子提供了很多资助。达尔文的藏书中包括洪堡的《新大陆赤道地区航行见闻》（Personal Narrative of Travels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他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是在剑桥。毋庸置疑，有机会去南美洲，目睹洪堡揭示的非凡大自然，是达尔文决定和菲茨罗伊航行的重要原因之一。达尔文于9月中旬抵达普利茅斯，发现改装小猎犬号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好不容易等到改装完成，因天气恶劣，出航的日子推迟到了12月下旬。小猎犬号原本是一艘配有十座火炮的双帆战舰，安全记录较差，为了此次考察行动，被装备成三桅帆船，将上甲板升高，增大了船员们的舱室，增强了适航性。它的长度仅27米多，将载有74人，其中包括三名要返回家园的火地岛人和一位年轻的传教士。为了工作的目的，达尔文与同伴暨助理勘测员约翰·洛特·斯多克斯（John Lort Stokes）共用船尾舱，而在至少一段航程中，年轻的中尉菲利普·吉德利·金（Philip Gidley King）也在这个舱里睡觉。就像沙米索在拉尔克号上一样，狭小的蜗居对达尔文来说是一件恼火的事。一张海图桌占据了大部空间，在这间大约3米×3.4米的小屋里，离门最远的拐角处是属于他的，但“小得可怜，仅够我转身”[27]。他很快就被“空间逼仄的老问题搞得头昏脑涨”，幸亏有菲茨罗伊这个救星，“每当和蔼可亲并卓有成果的发明者出现，斗室似乎顿时就变大了”[28]。
对达尔文来说，船上的一切都是新奇古怪的。第一晚是个悲惨的不眠之夜，因为他不熟悉吊床，试图先把腿往里放。小猎犬号在德文港（Devonport）停泊了好几个星期。达尔文感觉，在轻轻摇晃的船上，即使轻微活动都需要付出超出平常的努力和时间，无论是从书架上取一本书，还是从盥洗台上拿一块肥皂。尽管如此，他决心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尽我的努力搜集、观察和阅读自然史的各个分支。观测气象，学习法语、西班牙语、数学和古典文学。在星期日，或许读点希腊文的《新约》……如果不集中精力在远航中坚持勤奋工作，那么我将浪费一个伟大非凡的自我完善机会。——我要时刻牢记这一点”[29]。回想起在爱丁堡学医的失败体验，以及在剑桥读神学的枯燥日子，此刻，达尔文仿佛听见了命运的召唤。
1831年12月27日，小猎犬号终于起航了。航行平静无虞，但达尔文晕船，这个毛病自始至终困扰着他。斯多克斯后来回忆，这一病症经常打断达尔文使用图表，“工作大约一个小时后，他就会对我说：‘老兄，我必须把它放平。’……于是把图展开在桌子上。这样可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但是过一会儿他会再次产生不舒服的感觉”[30]。在通往佛得角群岛的颠簸航程中，达尔文不顾晕船，奋力在水面上拖拉用浮标制成的浮游生物网，这是使用这种装置的第二个已知例子。他在日记中提到了浮游生物：“它们在自然界生物链的地位非常之低，但形状和颜色却是最精致美妙的。这让人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多姿多彩显然是为了如此微小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31]达尔文很快就习惯了封闭的蜗居，甚至发现了它的优势。正如他对父亲所说：“一切都近在咫尺，聚集在一起，让人变得更有条理。最终我获胜了。”[32]更重要的是，达尔文跟舰艇上的军官关系很近，他们做勘测和观察记录，每天写航海日志，这些条理清晰的记录在达尔文的日记中都有所对应，大部分是按日期保存的，共770页。达尔文返回英国后作了修订，首先以《日记与评论，1832—1836》（Journal and Remarks，1832 to 1836）为名出版；1839年，又以菲茨罗伊的名义，作为探险队官方记录的第三卷出版。[33]此外，达尔文还保存了详细的地质和动物观察记录，频繁地给家人和朋友写信。在他发表的日记末尾，达尔文提示收藏家们“一定不要信任任何记忆”——承认他在航海中的一些记录并不完美。他建议，所有的标本都应编号，标明发现的日期和地点，标本本身和容器上均应有标签。他甚至关注到最微小的细节：“数字从0到5000应该写得清晰工整；可以倒转的数字，如699或86[34]，后面必须加句号[35]。”
《日记与评论》的书名虽不醒目，但可读性很强。它风格生动，极具个人特色，适于各类读者。在日记中，达尔文透露了热带世界的繁茂景象给他带来的心灵震撼，在佛得角群岛的圣吉戈岛（St. Jago）首次登陆时：“对我来说这是光辉灿烂的一天，仿佛盲人获得了明亮的双眼。”[36]在海岸上的观察显示他对章鱼非常着迷：
它们经常出现在退潮时留下的水坑中，但不容易捕捉。因为它们会用长臂和吸盘将身体拽到很狭窄的缝隙中去，当它们牢牢地固定在一处时，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移除……这些动物还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能力，像变色龙一样改变身体的颜色来隐藏自己……其中有一只似乎完全能够意识到我在盯着它看，玩着各种藏猫猫的把戏，逗得我乐不可支。在一段时间里，它纹丝不动，然后稳步地向前挪动一两英寸，就像猫跟踪老鼠那样，并时而变换颜色；它继续前行，直到占据了更深处的一块阵地，便箭一般的消失不见了，留下一串黑乎乎的汁液来掩盖它钻进去的洞口。
关于章鱼的描述以这句话结尾：“我观察到，我保存在舱里的一只章鱼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磷光。”[37]这无意中透露了他同斯多克斯和金分享的蜗居生活。
在小猎犬号上，达尔文的身份不很明确，这体现在菲茨罗伊和其他军官赋予他的亲热头衔，有时叫他“菲洛斯”（Philos意为哲学家），在某些场合又称他“捕蝇器”（Fly-catcher）。1832年4月1日的一段日记从多方面反映了他在船上的可笑角色：
所有雇员都像是在过愚人节。午夜时分，值夜班的全被唤上了甲板，仅穿衬衣；木匠们被惊醒，因为船漏了；一根桅杆断了，舵手忙个不停；军校学生们得爬上顶帆……诱饵极容易被吃掉，却连一条鱼也没钓到。沙利文（Sullivan）大喊：“达尔文，你见识过鲸鱼吗？快来帮把手！”我激动地冲了出去，结果招来了全体船员的哄堂大笑。[38]
在小猎犬号远航中，舰务官约翰·克莱门斯·威克姆（John Clements Wickham）负责船只的日常运行，达尔文同他友好相处，获益不小。威克姆的女儿记得达尔文这样描述父亲：“一个极其整洁的人，喜欢把甲板打扫得非常干净，这样就可以在上面吃晚餐了。他曾说，假如依照我的方式，我会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统统仍到船外去，连你这个‘捕蝇器’一道！”[39]甚至有一次达尔文登陆去做采集工作，把标本胡乱地扔在一尘不染的甲板上，也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达尔文似乎跟船上所有人的关系都不错，除了外科医生罗伯特·麦考密克（Robert McCormick）。麦考密克认为自己是博物学家，还认为他的搜集活动应该列在优先地位。达尔文这样一个平民小子闯入并受到恩宠，令他怒不可遏，于是在航行仅四个月后，就在里约热内卢离开了小猎犬号。接任他的助理外科医生本杰明·拜诺（Benjamin Bynoe）也是一名狂热的田野植物学家。
达尔文与菲茨罗伊每天在船上共进三餐，关系敬而不近。在一封信中，达尔文写道：“他对所有人的支配优势是很古怪的，每个军官和其他人在见他之前，都会觉得几乎不可能受到哪怕是最轻微的斥责或表扬，这是难以理解的……作为同伴，他最大的缺点是沉默寡言，这源于他喜欢过度深思。他具备许多优秀品质，总之他是我所接触过的个性最鲜明的人物。”[40]二人对地质学有着共同的兴趣，不过达尔文既不赞同船长的保守党政治观点，也不分享他的福音派信仰，有时他们的分歧很大。在巴西考察期间，达尔文挑战菲茨罗伊捍卫奴隶制的立场，导致了极大的冲突，险些断送他的远航生涯。他向船长道歉，总算挽回了局面。事实上，两个人并没有经常待在一起，这有助于保持和平关系。菲茨罗伊从事耗时费力的水文勘测，达尔文则经常在岸上搜集和观察，有时跋涉得很远。与之前大多数船上的博物学家不同，在近五年的航行期间，他待在陆地上的时间占五分之三。通常情况下，距离似乎暖化了关系。1833年8月达尔文在做一次内陆旅行，菲茨罗伊从小猎犬号写信给他，语气幽默而充满深情：
亲爱的菲洛斯：
相信你还没有完全耗尽，虽然半饥半渴，偶尔冻僵，有时半淹。祝你工作愉快……我敢说，无论何时船只颠簸不停（你知道这是经常发生的），我便非常恼怒地想到，你正在失去多少海上锻炼的机会！你在坚实的地面上一定很开心吧……你不用忙着返回——这里有足够的活儿让测量员们干，所以当你回来时，我们不会对你咆哮。
达尔文回信的惯常结尾是：“回见，亲爱的菲茨罗伊/你忠实的菲洛斯/查·达。”[41]
达尔文的日记和家乡通信，特别是写给亨斯洛教授和三个未婚姐妹（卡洛琳、苏珊和凯瑟琳）的信，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他日常活动和精神状态的信息，有些还表达了他的怀旧心绪。例如他对一个姐姐说：“虽然我喜欢繁忙的工作，但我发现，我能想象非常平静的牧师职业的前景，我甚至能通过棕榈树看得见它。”[42]他更经常地试图分享每次新发现的兴奋之情。在写给剑桥友人和表兄威廉·达尔文·福克斯（William Darwin Fox）的信中，他说“自从离开英格兰，我的心一直处于充满喜悦和惊奇的飓风之中”。对亨斯洛他称“你会认为我是博物学家中的蒙乔森男爵（Baron Munchausen）[43]……今天我出去了，回来时仿佛驾着诺亚方舟，装满了形形色色的动物”。他告诉姐姐卡洛琳，他正期待从英格兰寄来的一包自然史书籍，“任何一个打开李子蛋糕盒的男生都没我这么急不可耐”。他给妹妹凯瑟琳写道，“没有什么比地质学更有趣的了。初学射鹧鸪或狩猎的愉悦根本无法同发现一组很好的化石媲美”[44]。无论是上岸还是在海上漂浮，达尔文继续搜集每一种所能想象到的标本——鸟皮、甲虫、化石，并把它们装在板条箱和木桶里，及时寄回英格兰（一个板条箱里装有200只动物和鸟皮）。因为在船上长期储存标本非常困难，所以就这一点来说，他比18世纪远航的大多数博物学家要幸运多了。
用科学的语言来说，达尔文的兴趣越来越集中于研究他们造访地区的地质学。他从里约热内卢写信给福克斯说，虽然搜集了大量的陆地和海洋动物以及昆虫，“但这一天最有收获的是地质学。它就像有趣的打赌，首先猜测是什么岩石，我常在脑子里喊出‘三’，也就是第三纪，不是原生纪，而结果往往是后者”[45]。他后来告诉亨斯洛，他永远随身带着一把锤子和一本《洪堡远航记》，而且，“我以前钦佩洪堡，现在对他几乎是崇拜了”[46]。对达尔文来说，洪堡的远见卓识既是榜样，又是挑战。我们不清楚他是否了解洪堡对同时代博物学家的某些严厉批评。1806年，洪堡对柏林科学院抱怨，“旅行博物学家只关心描述性的科学和搜集标本，而忽略了探寻伟大而永恒的自然法则”。一年后，他再次指出：“博物学家研究理解的对象通常局限于植物学的很小一部分。他们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发现新物种，描述它们的外部形态和特征，以便将之归入不同的纲或科。”[47]洪堡还对海上博物学家提出了批评，他们虽然“给出各国海岸、海洋和岛屿自然史的精确概念，但在深入内陆考察时没有推进地质学和普通物理学的发展。他们所做的沿海调查对于‘揭示地球的历史’鲜有贡献”[48]。在很大程度上，长时间在岸上考察（有时骑马在内陆旅行几百英里）的达尔文正是洪堡批评的对象。
随着航程的继续，对达尔文产生更直接影响的是伦敦国王学院地质学教授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菲茨罗伊将莱尔撰写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一卷送给达尔文。莱尔认为，地球表面的变化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发生的，正如书的副标题“试图通过参考目前活动的起因来解释地球表面以前的变化”（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Former Changes of the Earth's Surface，by Reference to Causes Now in Operation）所示。船长菲茨罗伊不介意将这样一部激进的书送给达尔文，表明他在年轻时并不是（如某些支持达尔文的作者想象的）思想狭隘的信徒，对《圣经》断言的地球年龄坚信不疑。《地质学原理》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后，莱尔直接寄给了达尔文。达尔文确认，在地质学方面受惠于莱尔“比有史以来其他任何人都多”。莱尔提出，陆地是在几百万年的过程中从海洋中缓慢升出的。这一压倒性的论点令达尔文印象深刻。他意识到这位地质学家从未去过美洲，因而，在沿着海岸和去智利内陆旅行时，达尔文试图寻找证据来证实或修正莱尔的理论，并始终坚持一点：“当一个人看到莱尔从未见过的现象时，他也是部分地通过莱尔的眼睛在观察。”[49]
在英国，亨斯洛教授不得不吃力地处理抵达剑桥的那些板条箱，有的状况很差。正如达尔文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出货物时坦言，“箱子到达时，你恐怕会痛苦地呻吟，讲堂的地板可能会吱吱作响——假如没有你，我将无计可施”[50]。在找到可运输标本的港口时，达尔文也面临了常见的困难，读过班克斯和福斯特日记的人都很熟悉。离开合恩角，小猎犬号遇到了大风暴，那是菲茨罗伊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次。达尔文哀叹道：“昨天的灾难使我遭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干燥纸和植物都被盐水弄湿了。——没有什么能够抵挡大洋的力量，它冲开舱门和天窗，所经之处摧毁了一切。”[51]在这一阶段，上岸远足也没给达尔文带来多少补偿。提到半裸的火地岛人，他写道：“搜遍全世界，也不会发现更低级的人了。”[52]（图35）菲茨罗伊为了向这位同伴致敬，将火地岛的两个显著的自然特征分别命名为“达尔文湾”（Darwin Sound）和“达尔文山”（Darwin Mount）。不过，达尔文在给姐妹们的信中写道，他对合恩角以东的区域已经“彻底厌倦”了。即使发现一只“活的巨型地獭，也不足以支撑我的耐心”，但一想到即将到达“灿烂的太平洋”，他便“做好了迎接欢乐的准备”[53]。这些通信提醒我们，达尔文在远航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过南美港口的海军舰船和商船定期与英格兰的亲友进行交流，这是跟以往的航海者不同的。例如，1833年4月在蒙得维的亚，他收到了1832年9月12日、10月14日、11月12日和12月15日从家乡寄出的信件。仅在小猎犬号返航横渡太平洋的那段时间里，信函往来多次中断，达尔文也找不到机会向英格兰寄送标本箱了。
1833年，达尔文大部分时间在内陆考察，从里奥内格罗（Rio Negro）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冒着风险穿越被革命和灭绝印第安民族的战争蹂躏的土地。面对混乱局势，他相当沉着，如果他的日记可信。造访蒙得维的亚后他写道：“我们在那里时一直很平静，除了发生过几次革命。”[54]在普拉特河北岸的马尔多纳多（Maldonado）停留时，达尔文向当地年轻人支付报酬，请他们协助搜集鸟类和哺乳动物标本，因而当他1833年6月底重返小猎犬号时，携带着“我的整个小动物园”。不幸的是，他发现自己已经“彻底还原成一个陆地人了，一感到船在晃动，头就会撞在船板上，哪怕船停泊在港口”[55]。此时，父亲的经济支持再次给予达尔文极大帮助，他付给船员西姆斯·卡温顿（Syms Covingto）60英镑的年薪，做他的仆人。除了为达尔文服务外，卡温顿在搜集和保存标本方面也帮了很大忙。
达尔文充分利用了皇家海军舰艇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南美洲的城镇和宅邸为他敞开了一扇扇的大门。作为一位英国绅士，他的行为举止或许有些古怪，但他出示的介绍信显示出颇有影响力的人脉关系。1833年12月，他注意到在过去的四个月里，自己只在小猎犬号上睡了一个晚上。他期盼着考察安第斯山脉的地理，告诉亨斯洛：“我对劈理、地层、隆起线没有丝毫清晰的概念，书本也不能告诉我答案，即使书上有，也不符合我所观察到的情况。于是我给出自己的结论，它们是最荒谬可笑的。”[56]
菲茨罗伊经过一段延宕才完成了勘测和绘制海图。1834年6月，小猎犬号通过了麦哲伦海峡。下个月，当这艘船到达太平洋海岸的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时，达尔文感觉进入了一个新天地。跟云雾密布的火地岛不同，这里的“天空是那么晴朗、蔚蓝，空气非常干爽，阳光无比灿烂，整个大自然生机盎然”。甚至港口的不列颠商人也显得比其他地方的更胜一筹，跟达尔文聊起科学的话题，竟出人意料地询问“我对莱尔地质学的看法”[57]。此时，达尔文做的地质学和动物学小开本笔记已达600页，出于安全考虑，他将这些笔记连同私人日记一并寄回了家乡。8月，达尔文去了坎帕纳（Campana）贝尔山（Bell Mountain）旅行，这是航行中最令人兴奋的经历之一：
我们在山顶上度过了一天，我从未如此彻底地享受过。地图显示智利被安第斯山脉和太平洋包围，如今身临其境，绝美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最醒目的是高低起伏的山峦产生了有很多层次的倒影，中间是宽阔的基约塔（Quillota）山谷。大地隆起，形成高山峻岭；大地被冲破、移除和夷平，形成峡谷和平川。这必定经过了千百万年的演变，谁能不赞叹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呢？！[58]
1834年10月，整整一个月，达尔文躺在病榻上忍受折磨，在太平洋沿岸山坡上的欢乐心情被破坏了；更令他忧虑的是菲茨罗伊的精神状况。他写信对凯瑟琳说：“船长担心自己的头脑变得错乱（意识到他可能有这类遗传基因）。”这是暗指菲茨罗伊的伯伯——著名的卡斯尔雷勋爵（Lord Castlereagh）在1822年自杀身亡。达尔文告诉凯瑟琳，菲茨罗伊一度辞去船长职务，经人劝说才重新担负起指挥责任。[59]
1835年，菲茨罗伊和达尔文必须将一切个人的烦恼置之度外，因为发生了以康塞普西翁为中心的强烈火山喷发和地震。这为他们提供了第一手信息来证明莱尔的理论（图36）。莱尔曾提出，火山活动和地震是由地壳提升导致的。菲茨罗伊在康塞普西翁港和两个离岸岛屿做了认真的测量，结果表明，陆地比地震前上升了2.5—3米。
从那时起，达尔文便开始兴趣十足地寻找地壳升高的证据。1835年4月，当他穿越乌斯帕拉塔（Uspallata）山脉时，戏剧性的时刻出现了：在海拔大约2100米处发现了近50根石化的针叶树树桩。这一景象把莱尔的理论提升到了另一个维度：
这一景观立即表明了一个奇妙的现象，几乎不需要地质学的训练来解释它。尽管我承认，我起初非常惊讶，不敢相信这个简单至极的证据。我眼前的那一片树木丛生的地方曾经是大西洋的海岸，当时那片海洋接近安第斯山脉的底部，现在被驱赶到了700英里之外……我现在看见，从那个大海里耸现出了高达2100米的连绵山脉。[60]
达尔文写信给亨斯洛称：“我现在可以证明，安第斯山脉的两侧在最近一个时期里上升了相当的高度——在距海平面107米处发现了贝壳。”一个月后，他又报道了最近的一次登山旅行，“一些事实，我自己完全相信的事实，对你来说是非常荒谬和难以置信的”[61]。他对姐姐苏珊说，“因为不停地思考白天的工作，夜里真的很难入睡”，在山中，“最高尖峰的地层清晰可见，举目皆是，像破碎的馅饼皮一样”[62]。
航程已过去了四年多，达尔文日益期盼返回英格兰——这是一个诱人但依然遥远的愿景，他告诉此时住在怀特岛（Isle of Wight）的表兄福克斯：“假如有一艘肮脏不堪的小船——它的旧索具已经磨烂了——于1836年9月驶进港口的话，你可能会意识到它是小猎犬号。你会发现我们是一群体面的老绅士，身上几乎没有一件完整的外套。”[63]达尔文继续在陆上轻装旅行。他告诉凯瑟琳，他只带上几件小炊具。没有床，他总是露天而睡，因为房子里全是跳蚤。[64]在利马，他怀着复杂的心情浏览小猎犬号横渡太平洋的下一段航程：“我非常渴望访问加拉帕戈斯群岛——我想，在地质和动物学方面都会非常有趣。至于塔希提，那个堕落的乐园，我不认为会有太多的东西可看。”[65]
1835年9月，小猎犬号抵达了加拉帕戈斯。这是个孤立的群岛，位于新近爆发火山的赤道地区。有关它的信息，最为人所知的是丹皮尔曾在1684年到访过。一些作者将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逗留视为此次远航的高光阶段，但达尔文的日记却没有证明这一点，他在岛上写的信都遗失了。访问期间，达尔文观察了岛上的植物和动物，认为它们是从600英里之外的南美大陆传播过来的。很久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一假设可能存在问题。离开这个群岛四个月后，他从悉尼写信给亨斯洛，但对加拉帕戈斯的报道很简短。他发现地质是“有益的和有趣的”，许多火山坑值得研究；对这些远离大陆的岛屿自然史，他写道：“我努力工作，尽可能搜集每一种植物。通过它们的花朵……我很想知道这些植物群是分布在整个美洲的，还是岛上特有的。我也非常关注鸟类，它们非常奇特。”[66]他对此未加补充，只是简单地描述了阿尔比马尔岛上的雀鸟，它们成群地围着水塘飞翔——这一观察对后来他的理论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这些岛上最引人注目、最有实用价值的“居民”是乌龟，它们巨大而笨拙，有些很重，需要六七个人才能抬得动。自掠夺西班牙殖民地的欧洲冒险者来到这个地区，加拉帕戈斯的乌龟肉是非常宝贵的食物资源。在达尔文访问期间，居住在查尔斯岛（Charles Island）上的不列颠人尼古拉斯·劳森（Nicholas Lawson）——曾担任厄瓜多尔代理总督——能立刻判断出某只乌龟来自哪个岛屿。他告诉达尔文：“据说，生活在同一个岛上的乌龟，甲壳纹路的细微变化是一致的；而居住地不同的乌龟，平均个头也不一样。”[67]然而，达尔文没有继续关注这个主题，作为一位勤奋的收藏家，他没有将龟甲带回欧洲。
达尔文对群岛上的鸟类描述比较多。六个月后，他在加拉帕戈斯写的一段笔记中说，已从四个岛屿搜集了标本，查塔姆岛和阿尔比马尔岛上的鸟标本看起来是相同的，但来自其他两个岛屿的标本不同。他对此感到疑惑，猜测这些鸟和乌龟是“唯一的变种”，但如果不是，那么“群岛的动物学将很值得深入探究，因为这些事实将可能动摇物种不变论的基础”[68]。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采集的植物再次表明，特定岛屿上的某些植物物种的集中程度很高。[69]
人们后来认识到，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自然生态对达尔文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倾向于忽略小猎犬号后来几个月探险的重要性，包括访问塔希提、新西兰、新南威尔士、范迪门斯地、乔治国王湾、基林群岛（Keeling Islands）、毛里求斯和开普敦。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对许多动物的奇异生活习性感到困惑，并在日记中提出了一个疑问，假如深究下去，将产生重大影响：“一个若不是出于自己的推理，对任何事物都不相信的人可能会感叹‘必定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造物主在工作……’。”[70]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岛尤其令达尔文感兴趣，因为它们是孤立和封闭的栖息地，有很多珊瑚礁，显示出受到环境变化压力的证据。[71]莱尔认为，只在浅水中才能发现珊瑚，因而礁体是在火山口的沉陷边缘形成的。达尔文观察了珊瑚礁后，不同意这种说法，相反，他认为礁体是建立在一个缓慢下沉的岛上，由微小的珊瑚虫不断生长积聚而形成，一直延伸到大海的表层。达尔文把珊瑚礁视为世界奇观之一，他在科科斯群岛（Cocos Islands）写道：“我们对旅行者讲述的一些巨大古代遗迹感到惊讶，但同这里由各种小生物积累的物质相比，最伟大的遗迹都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必须将环形珊瑚岛看作由无数微小建筑师筑造的纪念碑。”[72]他反复告诉卡洛琳，自己否定了莱尔的观点：“一个直径30英里的珊瑚岛是基于一个同样大小的海底陨石坑的想法，在我看来始终是个怪诞的假说。”在同一封信中，他预料到作为一名作者将面临的问题。他告诉姐姐，在海上，他一直兴致勃勃地忙着整理笔记，但是“我现在开始发现，将一个人的想法在纸上表达出来是多么地困难。仅仅描述，那很容易，但是当加进了推理的时候，为建立一个符合逻辑的连接，做出清晰和适度流畅的表述，对我来说……比较困难，我一无所知”[73]。
访问塔希提后，小猎犬号停泊在悉尼，比预计提前了一些，因而在从英格兰来的邮件到达之前就出发了。从范迪门斯地，达尔文向表兄福克斯表露的思乡之情已超越了个人的感受：
我对海洋中的每一股波浪都充满憎恶。你只看到岸边的绿色水波，永远无法理解我的意思。我认为，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相信很少有感到舒服惬意的水手。他们在年轻力壮时，未经慎重考虑就干上了这一行。那些雇来的人，告别岸上的快乐时光，便开始悲叹；而那些留在岸上的人，抱怨自己被遗忘和忽视了……感谢我的幸运之星，我不是天生的水手。我会好好照顾自己，没有人再能说服我志愿成为海上“哲学家”（我听惯了的头衔）了，哪怕是登上一条战舰。[74]
1836年10月5日早餐时分，达尔文回到了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的家中，这是一次历时四年零九个月的远航。他刚27岁，身体健康，身高1.8米，体重66公斤，远非维多利亚中叶人们所熟悉的那个灰髯飘拂的长者。翌日，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写信给菲茨罗伊。信文反映出此时两人之间的温暖友情。
我估计，这封信的开头会让你相信，我心态稳定，而且头脑清醒。但我发现，我正在写一些最珍贵的废话。昨天我们家的两三个仆人……借着欢迎主人查尔斯回家的名义喝得酩酊大醉。假如查尔斯选择做这种蠢事，谁会反对呢？再见——上帝保佑你——祝你同样快乐，但比你的最真诚且卑微的“哲学家”要明智一些。[75]
回到英格兰后，达尔文定居伦敦，会见科学界的一些领军人物：查尔斯·莱尔（必然有他啰），大英博物馆的罗伯特·布朗——曾参加弗林德斯调查者号远航，天文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John Herschel）——达尔文曾在开普敦跟他初次见面，动物学家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地质学家罗德里克·莫奇逊（Roderick Murchison），等等。后来他又结识了植物学家约瑟夫·道尔顿·胡克，他是威廉·胡克爵士的儿子，新近从詹姆斯·克拉克·罗斯（James Clark Ross）的南极探险队（1839—1843）返回，他逐渐接受了关于自然选择的理论，成为达尔文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还有生物学家赫胥黎——曾参加响尾蛇号（Rattlesnake）太平洋远航（1846—1850）。最后这两位从英格兰出发远航时都很年轻，后来曾共同担任海军外科医生助理，他们都不具有达尔文那样的特权和财政优势。达尔文作为进入伦敦科学圈子的新面孔，迫不及待地展示和分享他的藏品，热切地阐述自己的想法，很受人们欢迎。除了在远航初期运给亨斯洛的板条箱外，达尔文还带回了1500件保存在酒精中的标本，以及3000件干燥标本，其中就包括来自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鸟。他将鸟类和哺乳动物收藏赠给了伦敦动物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他们“似乎认为有些未被描述过的生物是令人厌恶的”，达尔文发牢骚说。[76]至关重要的是他同鸟类学家和分类学家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的合作。古尔德坚信，尽管由于粗心大意，达尔文做的标签造成了一些困惑，但他和菲茨罗伊搜集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雀鸟代表了不同的物种，这可通过（适应日常饮食的）喙的形状和大小来辨别。古尔德说，加拉帕戈斯的乌龟和鬣蜥，以及两种美洲鸵（即鸵鸟），似乎也是不同的物种。
从1839年出版的《达尔文日记》中可看出古尔德对达尔文的影响，这是达尔文对物种不变论进行谨慎反思的思想演变阶段。我们已经看到，在小猎犬号上时，他很想知道加拉帕戈斯群岛的乌龟和雀鸟之间的差异是否会“动摇物种不变论的基础”，但是他尚未公开这一想法。在1893年出版的日记导言中，关于加拉帕戈斯群岛章节的概述或将紧紧地攫住读者的注意力：“群岛的自然史是非常了不起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它的植物和矿物种类繁多，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77]在岛上发现的众多鸟类中，达尔文依照古尔德的分析，将雀鸟选为“这个群岛中最奇特的鸟”。它们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除了“有一组，可根据喙的形式来追踪一种近乎完美的渐变，从超大喙的蜡嘴雀，到另一种小喙的鸣禽”[78]。然后，达尔文将话题转向了著名的加拉帕戈斯乌龟。十分遗憾的是，他承认在加拉帕戈斯的几个星期里，“从未想到，在仅隔几英里、自然地理条件相同的岛屿上的物产会是不一样的，因而我没有尝试从不同的岛上各采集一套标本。这是每一名远航者的命运，当他刚发现在某个地方有某件事物非常值得深究时，就得匆匆离开了”。对岛上的鸟类进行更多的观察后，似乎正在引出一个可能令人吃惊的结论，但达尔文有点突兀地就此打住了：“在此书中没有空间可以讨论这个怪诞的题目”[79]。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最有看头的是一个年轻人去天涯海角探险的生动故事，正如它广受欢迎的名称“小猎犬号远航记”所彰显的。
私下里，达尔文写了将近230页的“简述”，阐明关于物种进化的激进观点，于1844年完成，但他仅对科学界的几位朋友透露了想法，使用了最犹疑和最迂回的语言。例如在给约瑟夫·胡克的信中，他说自己正在“致力于一件非常胆大肆意的工作”，其“光芒已经闪现，而我几乎确信（与我最初的观点相反），物种不是不可改变的（这仿佛是承认自己犯了杀人罪）”[80]。同在1844年，有人匿名出版了《创世自然史的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81]，以生动的新闻体写成，预示了（达尔文正在思考的）进化论的诞生。该书无疑引起了一场巨大的争论。达尔文对于批评和不良的公众影响总是敏感的，在这种受到震惊和打击的情形下，他放弃了迅速发表进化论的打算，退回较安全的港湾——着手修订《日记和研究》（Journal and Researches）。在1845年第二版中，讲到进一步研究加拉帕戈斯雀喙的变异时，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迈了一步：“看了这些体型小而密切相关的鸟类在构造上的级进和多样性之后，人们确实会推想，原来这个鸟屿缺少鸟类，后来由外边引进了一个物种，然后这个物种为了各种不同目的发生了变异。”[82]
然而，加拉帕戈斯雀对达尔文思想的影响是很容易被夸大的。他没有搜集齐全所有13个物种的标本，也没全部观察到它们（图37）。“由于证据的复杂性，他在关于物种变异的四本笔记里，甚至在《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中都未提及雀鸟。”[83]除了他的日记和深受大众欢迎的《小猎犬号远航记》，他还为专家读者撰写了学术巨著，包括关于珊瑚礁（1842）、火山岛（1844）和南美洲地质（1846）的论著。不同于许多前辈，达尔文付出了艰苦努力，以确保有关自然史不同主题的观察和论述能够顺利出版。尽管如此，他的动物学笔记直到最近才被编辑出版[84]，内容更为丰富的地质学笔记的学术版仍在等待之中。
1842年，达尔文的小家庭搬到了肯特郡的宁静乡村，距伦敦市中心仅16英里。一个重要的好处是，唐尼村有家邮局，达尔文充分利用了随铁路发展起来的新型高效的邮政服务。他居住在唐恩府（Down House），远离耗费时间和精力的伦敦社交圈子，依靠充足的经济收入，利用通信方式与国内外科学界建立了联系。这些人不仅包括功成名就的学者，还有地位低微的收藏家。达尔文说服他们寄送或交换标本。关于物种嬗变的论文，仍被藏在抽屉里，附了一封给妻子艾玛的信，请她在他死后安排发表。达尔文需要制订一个计划，就这一主题撰写一本专著，但他的注意力再次转向一个最微小的生物体。从小猎犬号回来已经过了十年多，达尔文打开带回的最后一瓶标本，开始研究一只布满小孔的海螺，那是在智利的乔诺斯群岛（Chonos Archipelago）海滩发现的。他用新型彩色显微镜观察到洞里有些微小的软体动物——以为是藤壶，却不具有粘附在礁石上藤壶的常见特征，当时称之为“未知无壳动物”。1846年再次查看时，他给它们起了个新名字：“节肢动物先生”[85]。他打算花一年时间揭开藤壶鲜为人知的生活方式，结果此项研究持续了八年多。他向海军军官们以及世界各地的收藏家和机构，索要和租借各种形状和大小的藤壶标本，包括有柄藤壶（也叫鹅颈藤壶）、橡子藤壶、雌性藤壶、雌雄同体藤壶、寄生藤壶、有腿和无腿藤壶，等等。唐恩府的书房很快就积聚了几百件标本。工作是十分辛苦和困难的，因为这种微小的生物只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绘制和解剖（图38）。
1851—1854年，达尔文出版了关于藤壶微观世界的研究成果，共四卷，两本较厚，两本较薄。他最后发现，“节肢动物先生”实际上是雌性的，这是研究过程中获得的许多惊喜和启示之一。这项工作推迟了他头脑中酝酿的划时代著作，他承认“藤壶将把我的物种书推迟相当长的时间”，但给他带来了学术上的广泛认可以及来自皇家学会的金质奖章。赫胥黎宣称，这一著作显示了达尔文“既能够大范围地考察自然，也有能力研究微观的自然”[86]。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强化了达尔文的信念，他清楚地发现，完全出于有利生存的目的，“在延续的藤壶物种中存在适应变化的渐进序列”。尽管他在四卷本中一直谨慎地避免给物种不变论下一个总的结论，但他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微不足道的变化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导致一个不同的和新的物种产生。时机终于成熟，他应该回过头去完成早在1844年承诺的综合性著述了，因为此时怀疑物种不变论的人已远不止达尔文一个。最直接的鞭策是，1858年6月，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一篇论文，寄自遥远的特尔纳特（Ternate），题为“论物种无限地偏离原始形态的倾向”，作者是鲜为人知的搜集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令达尔文惊愕的是，华莱士在这篇短文中提出的突变理论似乎跟他自己的完全相同，是在20年艰苦努力和神秘工作的基础上得出的结果；然而华莱士不是唯一推进自然选择进化理论的人。在《物种起源》第一版前言中，达尔文提到了十位作者，他们发表的论文已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物种固定不变论。1866年，《物种起源》第四版问世时，据知至少有34人持同样的观点。[87]
1859年11月《物种起源》[88]出版，改变了达尔文的一生。在这本书带给他的欢呼声和批评声中，他对小猎犬号的远航一直记忆犹新。他经常生病，甚至成了半残疾，很少冒险离开家门。在艾玛的帮助下，达尔文仿照早年的远航生活来安排和布置他的家庭和学术环境。这似乎是十分恰当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唐恩府，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二楼重建的小猎犬号舱室，达尔文在里面同斯多克斯和金共同度过了近五个春秋。远航用过的那架望远镜总是放在手边，达尔文用它通过书房的窗户观察花园里的野生动物。他又回过头去整理标本和航海日记，向伦敦动物园索要在佛得角群岛的圣吉戈岛发现的兔子的后代，或者检索关于火地岛人的民族学笔记——收入他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人类起源》（The Descent of Man）。1862年，小猎犬号的三位船员前来拜访，一同回忆了探索远航的岁月。
达尔文同菲茨罗伊的关系不那么融洽。麻烦的迹象早在1837年初就显现了，菲茨罗伊对达尔文为《小猎犬号远航记》第三卷撰写的序言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认为达尔文语气高傲，屈尊俯就，忽视了船长和其他军官给予的帮助。达尔文的道歉被接受，序言也改写了。但又出现了一个更为不祥的裂痕。1839年菲茨罗伊署名出版的远航记中，最后一章是“关于大洪水的几句话”，他用了整整25页，坚定地阐明对《创世记》的信仰。在他看来，达尔文在安第斯山上发现的石化树，只不过是简单地证明了《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灾难：“万丈深渊被打破，天堂的窗户被打开。”[89]达尔文没有试图劝诫菲茨罗伊，并努力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1840年，他告诉菲茨罗伊：“我认为一生中最幸运的机遇，就是成为你率领的探险队中的博物学家。”[90]六年后，菲茨罗伊结束了短暂的新西兰总督任期，达尔文邀请他全家来唐恩府做客。在席间，达尔文说尽管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却“跟在小猎犬号上时不可同日而语，我那时身体强壮，精力充沛，我可是你的‘捕蝇器’啊”[91]。
随着《物种起源》的出版，两人的关系彻底破裂了。达尔文将此书签名本敬赠菲茨罗伊，收到了一封回信，以“我亲爱的老朋友”开头，接着便是抗议：“起码我无法从‘是古老猿类后代’的观点中发现任何‘崇高’之处。”[92]更糟糕的是，菲茨罗伊在一年后公开发表了反对意见。在牛津召开的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年会上，与会者讨论了《物种起源》，（据有的说法）悲伤的菲茨罗伊当场挥舞着一本《圣经》，高声宣称他对《物种起源》的出版感到遗憾，并曾多次警告达尔文，他“鼓吹的观点与《创世记》第一章相悖”[93]。1865年，菲茨罗伊自杀身亡。他对小猎犬号远航做出的贡献往往被人们忽略，不过当时的海军水文学家向他表达了敬意，悼词中强调：“菲茨罗伊为航海和商业带来的实际利益，没有任何海军军官能够媲美……直到那时，麦哲伦海峡几乎不为人所知，主要是由于菲茨罗伊的努力，方成为世界贸易的一条伟大的航道……他的业绩……即他的丰碑，必将流芳百世。”[94]
达尔文听到菲茨罗伊去世的消息后，写了一封信给巴塞洛缪·沙利文（Bartholomew Sullivan）——当初小猎犬号上的一名年轻的上尉，彼时已升为海军上将。达尔文悲伤地说：“我曾经真诚地爱过他，但他的脾气太坏，很容易被冒犯，于是我渐渐地失去了对他的爱，宁可敬而远之。”[95]达尔文对小猎犬号的记忆则从未淡漠。1873年，距离登上那艘船已有四十多年的时光，在回答一份人生问卷时，达尔文肯定地说，他从一开始就对自然史有一种“天生的爱好”，正是在小猎犬号远航的过程中，这种兴趣获得了有力的证实，并明确了发展的方向。三年后，在自传[96]中，他进一步强调说，那次远航是“我生命中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事件”[97]。
[1] 此段中的大部分信息源于Randolph Cock, ‘Scientific Sailors and Sailing Scientists: The Pursuit of a Scientific Career in the Royal Navy, 1815-1855’, in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Maritime History, King's College, London, 4 May 2000; ‘Sir Francis Beaufort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British Scientific Activity, 1829-1855’, Cambridge PhD thesis, 2002。
[2] Iain McCalman, Darwin's Armada, 2009, p.93.
[3] 詹姆斯·亨利·蒙克（James Henry Monk），1784—1856。——译者注
[4]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p.143.
[5] Cited by Cock——Hydrographic Office LB13, pp.72-74, 25 June 1845.
[6] Louis de Freycinet, Voyage autour dumonde, 5 vols, Paris,1827-1839; John Dunmore, French Explorers in the Pacific: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xford, 1969, pp.63-108.
[7] J.P. Faivre, L’Expansion française dans le Pacifique de 1800 à 1842, Paris, 1953.
[8] Dunmore, French Explorers, p.341.
[9] 约瑟夫·比林斯（1758—1806），英国航海家和探险家，长期在俄国任职。——译者注
[10] 约指北冰洋的东西伯利亚海（East Siberian Sea）。——译者注
[11] Simon Werrett, ‘Russian Responses to the Voyages of Captain Cook’, in Glyn Williams ed., Captain Cook: Explorations and Reassessments, Woodbridge, Suffolk, 2004, pp.184-185.
[12] Simon Werrett, ‘Russian Responses to the Voyages of Captain Cook’, in Glyn Williams ed., Captain Cook: Explorations and Reassessments, p.195.
[13] Georg Heinrich von Langsdorff, Remarks and Observations on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from 1803 to 1807, tran. Victoria Joan Moessner ed. Richard A. Pierce, 2 vols, Fairbanks, AK, 1993, Ⅰ, p.47, Ⅱ, p.126.文中提到“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表明，如同那个时期参加远航的博物学家，兰格斯多夫和蒂莱修均具有医学专业的训练。
[14] The First Russian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The Journal of Hermann Ludwig von Löwenstern, 1803-1806, tran. Victoria Joan Moessner, Fairbanks, AK, 2003, pp.39, 90, 13, 28.
[15] Glynn Barratt, Russia in Pacific Waters 1715-1825, Vancouver, 1981, p.177.
[16] Glynn Barratt, Russia and the South Pacific 1696-1840, Ⅳ, The Tuamotu Islands and Tahiti, Vancouver, 1992, pp.3, 5.
[17] Frederic Litke,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1826-1829, Ⅰ, To Russian America and Siberia ed. Richard A. Pierce, Kingston, Ont., 1987, p.i.(https://www.daowen.com)
[18] Adelbert von Chamisso,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Romanzov Exploring Expedition in the Years 1815-1818 in the Brig Rurik, Captain Otto Von Kotzebue, tran. and ed. Henry Kratz, Honolulu, 1986, p.8.
[19] Ibid., p.23.
[20] Adelbert von Chamisso, A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Romanzov Exploring Expedition in the Years 1815-1818 in the Brig Rurik, Captain Otto Von Kotzebue, p.21.
[21] Ibid., pp.34, 35, 113.这艘船的船员格外年轻，出发时科茨布只有28岁。30多岁的沙米索的确是年长者之一。
[22] Ibid., pp.221, 23.
[23] Cock, ‘Scientific Sailors and Sailing Scientists’, p.14.
[24] Frederick Burkhardt ed., Charles Darwin: The Beagle Letters, Cambridge, 2008, p.19, Henslow to Darwin, 24 August 1831.
[25] Ibid., p.30, Darwin to Susan Darwin, 5 September 1831.
[26] Ibid., p.32, Darwin to Henslow, 5 September 1831.
[27] Frederick Burkhardt ed., Charles Darwin: The Beagle Letters, p.66, Darwin to Henslow, 30 October 1831.
[28] Darwin's Diary, p.8.这是日记手稿，收藏在位于肯特郡（Kent）的达尔文故居（Down House）并已上线：www.darwin-online.org.uk。虽然它对了解达尔文在远航中的思想和行为极有价值，但内容表明，它并不总是即时的记录，有些部分是事过一两个月之后才写的。达尔文回到英格兰后，以这部日记为基础，编辑出版了《日记与评论，1832—1836》（Journal and Remarks，1832 to 1836）。
[29] Darwin's Diary, p.13.
[30] James Taylo,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Darwin's Extraordinary Adventure aboard Fitzroy's Famous Survey Ship, 2008, p.29.
[31] Ibid., p.22.
[32] Burkhardt ed., Beagle Letters, p.92.
[33] 此后又出版了单行本《小猎犬号访问各国的地质和自然史研究日志》（Journal of Researches into the Geology and Natural History of the Various Countries Visited by H.M.S. Beagle），简称《小猎犬号远航记》（Voyage of the Beagle）。
[34] Narrative of the Surveying Voyages of His Majesty's Ships Adventure and Beagle, Ⅲ, Journal and Remarks, p.599.
[35] 699和86倒转可读为669和98，因此要加句号来标明。——译者注
[36] Darwin's Diary, p.23.
[37] Journal and Remarks, pp.6-7.达尔文搜集的这只章鱼的标本至今仍保存在剑桥大学动物博物馆（Cambridge Zoology Museum）。Rebecca Stott, Darwin and the Barnacle, 2003, pp.255-257.
[38] Darwin's Diary, p.49.巴塞洛缪·沙利文是小猎犬号上的少尉。
[39] Taylo,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p.73.
[40] Burkhardt ed., Beagle Letters, pp.116-117, Darwin to Caroline Darwin, 25-26 April 1832.
[41] Richard Keynes, Fossils, Finches and Fuegians, 2002, pp.161, 245.
[42] Burkhardt ed., Beagle Letters, pp.116-117, Darwin to Caroline Darwin, 25-26 April 1832.
[43] 《蒙乔森男爵俄罗斯奇遇记》（Baron Munchausen's Narrative of his Marvellous Travels and Campaigns in Russia）中的一名德国贵族。作者为鲁道夫·埃里希·拉斯普（Rudolf Erich Raspe），1785年出版。——译者注
[44] Burkhardt ed., Beagle Letters, p.122, Darwin to Fox, May 1832; p.142, Darwin yo Henslow, July-August 1832; p.169, Darwin to Caroline Darwin, October-November 1832; p.271, Darwin to Catherine Darwin, 6 April 1834.
[45] Ibid., p.122, Darwin to Fox, May 1832.
[46] Burkhardt ed., Beagle Letters, pp.128, 129, Darwin to Henslow, May-June 1832.
[47] ‘Global Physics and Aesthetic Empire’, in Visions of Empire, pp.260, 267.
[48] Alexander von Humboldt, Personal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o the Equinoctial Regions of the New Continent, trans. Jason Wilson, 1995.
[49] 对莱尔的两段评价引自Janet Browne, Charles Darwin: Voyaging, 1995, p.189。
[50] Burkhardt, ed., Beagle Letters, p.172, Darwin to Henslow, October-November 1832.
[51] Darwin's Diary, p.132.
[52] Ibid., p.125.
[53] Burkhardt ed., Beagle Letters, pp.202, 204, Darwin to Catherine Darwin, 22 May 1833; p.213, Darwin to Henslow, 18 July 1833.
[54] Darwin's Diary, p.152.
[55] Ibid., p.168.
[56] Darwin's Diary, p.261.
[57] Ibid., pp.249-250.
[58] Darwin, Journal and Remarks, p.314.
[59] Ibid., p.309.
[60] Darwin, Journal and Remarks, pp.406-407.
[61] Burkhardt ed., Beagle Letters, p.328, Darwin to Henslow, March 1835; p.331, Darwin to Henslow, 18 April 1835.
[62] Ibid., Darwin to Susan Darwin, 23 April 1835.
[63] Ibid., p.323, Darwin to Fox, March 1835.
[64] Ibid., p.341, Darwin to Catherine Darwin, 31 May 1835.
[65] Burkhardt ed., Beagle Letters, p.350, Darwin to Caroline Darwin, July 1835.
[66] Ibid, pp.376-377, Darwin to Henslow, January 1836.
[67] Keynes, Fossils, Finches and Fuegians, p.316.
[68] Ibid., p.372; Peter R. Grant, Ec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Darwin's Finches, Princeton, NJ, 1986.“物种不变论”认为生物界的所有物种都是由上帝分别创造的，而且是一成不变的，或只能在种的范围内变化，但绝不能形成新种。——译者注
[69] Stephen D. Hopper and Hans Lambers, ‘Darwin as a Plant Scientist: A Southern Hemisphere Perspective’, Trends in Plant Science, 14, 2008, p.427.
[70] Darwin's Diary, p.694.
[71] 相关简论见‘Islands on his Mind’, in McCalman, Darwin's Armada, pp.60-81。
[72] Keynes, Fossils, Finches and Fuegians, p.361.
[73] Burkhardt ed., Beagle Letters, pp.386, 387, Darwin to Caroline Darwin, 29 April 1836.
[74] Burkhardt ed., Beagle Letters, p.383, Darwin to Fox, 15 February 1836.
[75] Darwin's Diary, p.447.
[76] Browne, Darwin: Voyaging, p.358.
[77] Darwin, Journal and Remarks, pp.454-455.
[78] Ibid., pp.461-462.
[79] Ibid., pp.474-475.
[80] Browne, Darwin: Voyaging, p.452.
[81] 真实作者为苏格兰出版家和地理学家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1802—1871）。此书最初很受开明的维多利亚社会欢迎，并成为国际畅销书，但它的非正统主题同当时流行的自然神学相矛盾，因而遭到神职人员的斥骂，随后又受到一些专业科学家的批评。书中的思想受激进分子的青睐，还受到普遍欢迎。1845年，阿尔伯特亲王曾向维多利亚女王大声朗读该书章节。查尔斯·达尔文认为，这本书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从而对接受自然选择进化的科学理论，以及1859年《物种起源》的出版有了思想准备。——译者注
[82] Charles Darwin, Journal and Researches, 2nd edn., 1845, p.380.
[83] Grant, Ec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Darwin's Finches, p.8.
[84] Richard Keynes ed., Charles Darwin's Zoology Notes and Specimen Lists from HMS Beagle, Cambridge, 2000.
[85] 英文为arthrobalanus，arthro意为“连接的”，balanus意为“藤壶”。见Stott, Darwin and the Barnacle, p.72。
[86] Rebecca Stott, Darwin's Ghosts: In Search of the First Evolutionists, 2012, p.245.
[87] 若需全面了解达尔文的智识前辈，见Rebecca Stott, Darwin's Ghosts: In Search of the First Evolutionists；亦见《物种起源》第四版299—308页“关于《物种起源》的观点最新进展的历史简述”（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Recent Progress of Opinio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88] 书的全名是《论依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保存优良族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达尔文最初选择的书名比这个还要长。
[89] Fitzroy, Narrative, p.668.
[90] Taylo, Voyage of the Beagle, p.185.
[91] Ibid., pp.177-178.
[92] Janet Browne, Charles Darwin: The Power of Place, 2002, p.94.
[93] Ibid., p.123.
[94] Peter Nichols, Evolution's Captain: The Tragic Fate of Robert Fitzroy, the Man Who Sailed Charles Darwin around the World, 2003, p.328.
[95] Browne, Darwin: Power of Place, p.265.
[96] 自传名为《我的思想和性格发展历程回顾》（Recoll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y Mind and Character）。——译者注
[97] Browne, Darwin: Power of Place, p.399; Francis Darwin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1887, Ⅰ, p.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