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外交（NPD）与多元传播主体的兴起
进入新世纪，一方面，全球性的政治改革促进了政治参与，国际公共舆论变得愈加重要，相应地，国家形象与全球声誉在国际关系中也变得愈加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伴随全球媒体网络的扩张，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使得信息透明度得以增强。 [4]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政策及利益驱动下，公共外交呈现出在目的和观念上的多样性。在美国，对恐怖主义与后世界普遍存在的反美主义的担忧驱动了公共外交的实践；在欧洲，“规范”的公共外交理念被提出，体现了对改善经济的期待，也体现在文化多元性环境下构建欧洲文化身份和实现其他政策的目标上。 [5] [6]冷战后崛起的新兴国家，体现出对公共外交塑造国家形象、建构国家品牌、增强软实力等潜在功能的极大兴趣。
伴随着更多的非国家参与者进入公共外交实践领域，一些学者认为政府不应成为公共外交的唯一主体，如西格尼兹和寇姆斯就认为公共外交活动主体不应该仅包括政府，还应纳入那些“直接或间接影响他国公众态度和公共舆论”的个人和群体 [7]，这就在参与主体上取消了公共外交和国际公共关系的原有界限，新公共外交（New Public Diplomat，缩写为NPD）应运而生。
“新公共外交”拓展了主体和活动的外延，认为公共外交的外延可以涵盖国际信息传播活动的诸多方面，包括国家、国家相关合作者和非国家行动者理解文化的态度和行为的方式和方法，建立和管理关系的相关活动，以及影响意见和行动以推进主体利益和价值的尝试。 [8]
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学者对中国对外国际公共关系的实践颇为关注。中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公共关系实践及跨文化冲突最早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9]反映了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对国际公共关系建立及管理的迫切需要。国家及政府的国际公共关系研究继之而起，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潮流。许多学者将国家国际公关活动与国家形象塑造联系起来，论述了前者对后者的重要作用。 [10](https://www.daowen.com)
21世纪公共外交的概念引入后，与政府国际公共关系的研究合流，加之相关实践蓬勃开展的推动，公共外交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焦点。由赵启正任创刊总编的专业刊物《公共外交季刊》于2010年创刊，集中研究讨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就新公共外交对于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进行了讨论。认为新公共外交参与主体更为广泛，具有双向性，更加注重可持续伙伴关系的建构，强调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这些特征使得新公共外交赋予了传统公共外交活动新的活力。 [11]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成为对外工作的重点，“民心相通”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目标。在政策指引下，关注多元主体与多样化形态，以构建和管理国际公众关系为核心的新公共外交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对世界秩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近年来，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局面。就此，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赋予其“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核心内涵。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要增强两国互信。要防止浮云遮眼，避免战略误判，就要通过经常性沟通，积累战略互信。” [12]
不少研究者关注到了中国对美公共外交在新型大国关系建构，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传递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促进中国更多地参与全球治理进程方面的积极影响。 [13]但是在公共外交实施的具体方略上，不同研究者给出的建议却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悖。如有学者基于“软实力”指出，对美公共外交应考虑加强以文化为基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深入挖掘传播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 [14]而有的学者则认为“重文化、轻政治”是对美公共外交中的误区，应更加重视对政治体制、发展道路等核心政治价值观的阐释和传播，在内容设计中体现“高政治”属性。 [15]在这两种观点论争的背后，透露出学者们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对美公共外交的把握，更多基于对具体案例和实践现象的归纳，因此在设定对策建议上，也更多依循各自所观察到的实践案例。本文试图通过对《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案》（FARA）数据的梳理，对中国在美国际公共关系和公共外交活动进行系统梳理，尤其关注分析主体类型和活跃度的历时性变化特征，并结合新公共外交理论对这种变化予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