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外交关系对在美国际公共关系和公共外交发展的影响
历时分析表明，对美国际公共关系和公共外交体现出开局良好，之后降温回落长期徘徊，而在近年来体现出强劲发展的势头。2017年后，对美国际公共关系和公共外交开启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结合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变化对公共外交领域的“冷热”予以解读。
一方面，官方外交的良好发展会促进公共外交活动的动机与活力。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为双边交往与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时期，美国主张与中国建立“长期、持久和建设性关系”，两国关系得到稳定和发展，也为公共外交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22]从登记情况看，建交伊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现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驻美大使馆、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现中国中纺集团有限公司）就与美国公关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其中不少机构在之后仍然积极地活跃在公共外交领域。如中国驻美大使馆居所有委托主体之首，共有10项合同登记，况且这项数据还未纳入3项以驻美大使个人名义签订的合约；中国中纺集团有限公司（7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4项），中国民用航空局（4项）的活跃性也居于前列。
相应地，两国官方外交关系发展受阻也会对公共外交活动的开展产生复杂影响。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中美关系恶化。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 [23]虽然之后双方有改善战略关系的良好意愿，但因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双方关系自90年代之后不断震荡，出现了许多危机，包括1993年克林顿时期对华采取贸易壁垒政策，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5—1996年台湾海峡导弹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等。新世纪的头十年，美国前期投入反恐战争，后期应对金融危机，中国集中发展经济，中美关系摩擦较少，双方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2009—2016年，中美关系处于竞争合作状态，但竞争的一面逐渐凸显。中国在经济上的追赶速度加深了美国对华疑虑，奥巴马政府提出“转向亚洲”，采取“亚太再平衡”战略，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 [24]中美之间关系在建交后“蜜月期”的滑落，也在公共外交活动方面有所体现。1979—1988年，FARA年平均登记案例数为4项；1989—2016年，滑落到年平均2.82项，下滑了30%。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美国正面对“大国竞争”的新时代，明确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此后，美国大幅调整对华战略，全方位加大对华施压。“美国政策界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威胁认知、策略手段等正呈现冷战结束以来乃至中美正式建交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并且，在对华强硬的总体取向上具有较强的两党共识和府会共识基础。” [25]特朗普政府在各个领域对华实施全面竞争性政策，其中，经济和技术竞争是其对华战略的重中之重。在经济方面，一方面，以“对等”为旗号，对华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贸易战”，迫使中国在降低对美贸易顺差，落实“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另一方面，在对华经济关系上实施“脱钩”政策，力图降低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https://www.daowen.com)
在科技领域，对华展开“技术冷战”，强化对华出口管制体制，严格审查和限制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尤其是对技术类企业的投资，对中国企业实行定点打压。美国政府通过《反海外腐败法》对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大型民营企业实行长臂管辖，调查与制裁双管并重。2018年11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实施“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并明确计划目标是反制其所认为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重点对中国公司展开调查并提起诉讼。 [26]2018年4月，美国对中兴禁售，10月，对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禁售。2019年1月29日，美国以涉嫌盗窃商业秘密和欺诈为由对华为提出23项起诉。2019年仅上半年，就已经有47家中国企业或者机构先后被美方纳入所谓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27]同年10月，美国商务部又将包括海康威视、科大讯飞等28家中国组织和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12月，参众两院共和党、民主党议员就《国防授权法案》措辞达成一致，将禁止使用联邦资金购买中国巴士和列车，此举将会影响中国国有铁路制造商中国中车和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的在美业务。 [28]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和贸易环境恶化，一些中国企业的海外业务受阻，如万华化学就宣布暂停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项目的投资。 [29]
可以发现，2017年开始，伴随着双方关系的危机升级，对美公共外交和国际公共关系领域趋向活跃。不少中国企业开始重视对美公共外交和公共关系，其中受到此轮美国制裁影响的中兴、华为、晋华集成电路、万华化学、海康威视、科大讯飞、中车股份都相继成为委托主体，加大了对美公共外交和国际公关的力度。可以说，中国跨国企业的危机公关构成了2017年后这一波对美国际公共关系高潮的背后动因。
对阶段发展的历史梳理可以看到，官方外交关系发展对公共外交活动的开展产生了复杂影响。一方面，良好的官方外交发展为促进政府、企业和民间的公共外交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支撑；另一方面，而当官方外交发展受阻时，受到影响的企业和民间组织主体就会积极诉诸国际公共关系和公共外交活动以减轻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