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社区”建构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本研究立足于一个白族传统村落社区中展开观察，但聚焦的现象却是一个全新的网络社区，我们试图探究新技术和网络如何逐步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活动之中。吸引研究者的是，村民在手机和微信里将传统的现实生活与网络中的世界结合成一种具有普遍性并被大家所认可、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形成“微信社区”，从而将村民置于一种“技术性的秩序”之中。
如果将石龙村的微信社区放置回社区研究的脉络中，不难发现，这个讨论可以和社区、共同体研究产生很多可以对话的地方。尽管学者和不同的理论脉络中有着对社区、共同体、社群等基本概念不同的理解，但正如文章开头所梳理的，无论是将社区看做具有封闭性的实体，还是强调人们在其间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归属感，都不难发现在传统社区研究中，社区是一个具体可以接触到并且可以划定边界的实体。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具有相对明确的空间划分和相对稳固的形态。而从这个角度讲，微信社区在空间范围和组织形态上，对传统社区有着较大的突破和改变。但是，如果从社区成员所共享的文化、仪式、情感等角度来讲，微信社区和现实社区又有着较多的相似性。石龙村的微信社区成员有着显著的共享文化和情感认同，人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交往互动，进而形成社会关系。
对于石龙这个传统村落而言，微信社区的建立也并非偶然，在流动性日益加剧的当下，即便是处于边塞的遥远村寨，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种影响过程中。尤其是在网络技术和信息流动日益深入的影响之下，社会开始“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 [25]即便在今天的传统村落，信息、人员、技术、资本等要素也开始频繁发生流动，正如石龙村村民们日益增多的谋生方式，采摘的野生菌可以马上转卖至世界各地，最快可在24小时内运抵到东京、首尔等地，交通工具的普遍使用不断扩大村民的活动范围，当然更有村民们通过新技术将白族传统歌舞和文化自如充分地展示出来。可以看到，传统的少数民族乡村并非封闭和缺乏向外交流的可能。即便偏于一隅，村落仍旧有着无数“流动”的方式。“流动”开始成为不断影响村落社会生活，甚至组织村落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的重要力量，今日的乡村则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流动”的逻辑组织和运行。从这样的角度讲，石龙微信社区的建立也是按照流动逻辑组织和运行的一种结果。
当然，和一般性对村落“流动”要素的研究不同，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将这种“流动”更多置于网络技术的平台中展开讨论，关注网络和信息的流动如何创造出新的社会连接方式。而人们对微信的使用，使得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得以建构起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石龙村的微信社区并不是纯粹的技术性存在，而是植根于社会情境和土壤之中，并且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网络型构成的这种流动空间中，“通信网络是基本的空间样貌：地方并未消失，但是地方的逻辑与意义已被吸纳进网络。建构网络的技术性基础设施界定了新空间。” [26]这种新的空间的存在，一方面让乡村社会在经历吉登斯所说的“脱域” [27]，但另一方面，由微信建构起来的这个新型社区又不断“嵌入”其现实的乡土社会结构和文化之中。可以说，“微信社区”虽然建立在网络空间中，但这个空间仍旧和特定的地方、特定的社会、特定的文化相关。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之间复杂纽结的关系。
对石龙村微信社区生活和实践经验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一个传统村落在面对新技术和新传播网络的影响之下，如何形成一个线上新型社区结构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社区结构对传统社区中社会关系、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果说，“一个网络社会可以看作是一个在个体、群体和社会等各个层面上都以网络为社会和媒体的深层结构的社会。进而言之，不论是个体的，群体的还是组织的，其要素都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 [28]，石龙村的村民们正是通过网络的联系，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讲，在石龙村的个案研究中，我们能看到今天乡村和都市一样，都被卷入到网络社会的影响之中。我们在村落中展开的深度观察和研究，对于探讨网络和社会变迁、文化表达的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赛博社会学’的核心任务便是考察这些全新的社会关系与传统的社会关系相比在存在模式和运行方式上到底发生了何种变化” [29]，那么，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应该被“重新审视”，“它不再是被我们利用的‘工具’，而已成为我们每天的日常活动和赖以生存的环境” [30]。
（原文载于《新闻大学》2020年第8期）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微信与都市流动人口社会关系建构”（17BXW 058）的阶段性成果。
[2]杨星星，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
[3]唐优悠，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4]孙信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5]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12页。
[6]黎熙元、童晓频、蒋廉雄：《社区建设：理念、实践与模式比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页。
[7]［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62页。
[8]陈美萍：《共同体（Community）：一个社会学话语的演变》，《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9]陈福平、黎熙元：《当代社区的两种空间：地域与社会网络》，《社会》，2008年第5期。
[10]刘江：《重识社区：从“共同体”到“场域”的转向》，《社会工作》，2016年第2期。
[11]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页。(https://www.daowen.com)
[12]胡鸿保、姜振华：《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
[13]王小章、王志强：《从“社区”到“脱域的共同体”：现代性视野下的社区和社区建设》《学术论坛》，2003年第6期。
[14]郑中玉：《个体化社会与私人社区：基于中国社区实践的批评》，《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6期。
[15]谢静：《虚拟与现实：网络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互动》，《现代传播》，2010第12期。
[16]王斌、古俊生：《参与、赋权与连接性行动：社区媒介的中国语境和理论意涵》，《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3期。
[17]牛耀红：《建构乡村内生秩序的数字“社区公共领域”—一个西部乡村的移动互联网实践》，《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4期。
[18]Hoffmann, S., Evrigenis, I. D., Pellerin, D., & Herder, J. G.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another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selected political w ritings.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4, 83 (5).
[19]Park, R.E. Human Ec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36, 1.
[20]Rheingold, H.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M IT Press,2000:43.
[21]Park, R.E. Human Ec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36, 1.
[22]［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2页。
[23]蔡骐：《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9期。
[24]孙信茹：《微信的“书写”与“勾连”—对一个普米族村民微信群的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10期。
[25]［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页。
[26]同上书，第506页。
[27]［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28]［荷］简·梵·迪克：《网络社会—新媒体的社会层面》，蔡静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29]［英］约翰·阿米蒂奇、乔安妮·罗伯茨编著：《与赛博空间共存：21世纪技术与社会研究》，曹顺娣译，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
[30]同上书，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