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电影空间叙事中的“外来者”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般围绕着某一特定的少数民族场域内的人或事展开叙事，“往往意味着一个特定的空间情境，一个超出大部分观众足迹所及的异域空间。” [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边界日益消弭，受现代化进程影响较少的偏远地区反而一度成为人们眼中的洞天福地。消费社会中，大众对于“异域”的好奇与探寻，使得21世纪以来云南民族电影中“外来者”视角的设置，成为其空间叙事的重要切入口。借助影片中“外来者”角色所产生的代入感，跟随“外来者”一起探知少数民族所身处的异域空间，容易促使同样作为“外来者”的电影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纵观21世纪以来的云南民族电影创作，包括表现文化传承的《铜鼓》（2002）、《守护东巴》（2007）、《遥远的诺邓》（2009）、《花腰女儿红》（2010）等；表现亲情找寻的《千里走单骑》（2005）、《这儿是香格里拉》（2009）、《米花之味》（2017）、《父子情》（2017）等；表现梦想追寻的《大东巴的女儿》（2006）、《俐侎阿朵》（2013）等；表现返乡生活的《红谷子》（2007）、《回家结婚》（2012）、《巧巧》（2017）等；表现乡村发展的《花腰恋歌》（2017）、《一点就到家》（2020）等；表现青春爱情的《婼玛的十七岁》（2003）、《别姬印象》（2007）、《花街节少女》（2007）、《阿峨之恋》（2009）、《司岗里》（2012）、《凤凰谷》（2014）、《德兰》（2015）等；表现支教故事的《梅里雪山》（2007）、《童话先生》（2017）等；表现往事追忆的《云的南方》（2003）等，均采用了“外来者”视角。“外来者”角色的设置，为云南民族电影的多元表达和多元叙事提供了可能。
在这些影片中，“外来者”相当于“他者”。西方哲学中，“‘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可以被称为他者。” [5]具体到云南民族电影中的“外来者”/“他者”，指的是有别于及游离于云南民族文化集团之外的一切存在，它既可以是呈现在银幕上的一个个具体的角色，也可以是隐匿于摄影机后面的导演、编剧及其他主创人员，还可以是原本不属于云南民族的任何物件。如《这儿是香格里拉》中从台湾来到香格里拉的季玲，《遥远的诺邓》中来自北京的导演王亨里，乃至《守护东巴》中由梁爽带去香格里拉和丽江拍摄纪录片的摄像机等，都属于影片空间叙事的“外来者”/“他者”。当然，21世纪以前的云南民族电影中也有不少“外来者”/“他者”的角色，如《叶赫娜》（1982）中到佤山参加边防公安部队的陆南平、《洱海情波》（1986）中被村长从外面请来的年轻木工师傅赵木桃、《相爱在西双版纳》（1997）中多年之后回到故乡西双版纳的美籍华裔歌手阿多等。可见，无论是21世纪以前或是21世纪之后，通过“外来者”/“他者”的视角展开故事均是云南民族电影空间叙事的重要维度，只是在21世纪以来，这种“外来者”/“他者”视角的观照尤为集中和突出。
当下，云南民族电影中的“外来者”大体可以分为四类：包括来自云南省内较发达地区的“外来者”，他们对所抵达的地方有一定的了解但并不深入，如《遥远的诺邓》中从昆明到诺邓的樱子；来自国内其他省份的“外来者”，他们对云南带有某些刻板印象，如《一点就到家》中从北京到云南千年古寨的魏晋北；来自海外的“外来者”，云南于他们而言曾是遥远的想象，如《千里走单骑》中从日本到云南的高田。这些在云南民族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外来者”形象，往往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他们或者是存有心结，意欲到云南这片净土寻求救赎；抑或文艺青年，渴望到云南感受自然、亲近生命。相对以上三类“外来者”，第四类“外来者”即“返乡者”是21世纪以来云南民族电影中较为独特的存在。(https://www.daowen.com)
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劳动力陆续向发展较快的地区迁移。与此同时，虽然城市里有林立的高楼、闪烁的霓虹灯，但却难以让人找到心灵的归宿，而这也是部分人选择“返乡”的重要原因。作为“返乡者”，这一部分人群已经离开家乡较长一段时间，难免与昔日故里文化产生脱节，而身份认同意识强烈的当地族群也会把他们排除在外。作为故土的另类“外来者”，一方面，他们熟悉本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在见识过其他文化之后，他们又必然带着不一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影片《米花之味》中，外出打工多年，重返傣族乡间的叶喃总会带着城市思维去看待家乡的人与事，她始终无法真正融入故乡的空间，她与留守家乡的女儿有着不少隔阂，邻里间也传播着她的谣言，她犹如故乡的闯入者。返乡的“他者”正如叶喃一样，游离飘荡于民族之外，以别样的视角窥探着、审视着曾经的家乡，而这，正如叶喃“返乡”后所吃的第一碗米线，“我在外面天天想着这个，回来味道为什么不一样了？”此外，部分云南民族电影的创作者并非云南人，这些属于“他者”的创作往往带着某种固有的审美偏见。如近年一批讲述大理、丽江故事的影片，包括《艳遇丽江》（2013）、《遭遇海明威》（2015）等，仅仅将大理和丽江塑造成一个艳遇的空间，而没有全面、理性地挖掘和呈现这些空间里更深层次的文化内蕴。这与宁浩执导的《心花路放》（2014）中作为“一夜情”之都的大理一样，片面而刻板的空间叙事不仅拉低了影片的艺术水准，也使得原本丰富多元的城市空间被贴上低俗的标签。
可见，对于云南民族电影的空间叙事而言，一方面，“外来者”是云南民族电影空间叙事的重要契机，使其叙事的多样性和表达的多元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作为“外来者”的部分电影创作者所携带的“私见”和“偏见”，也使得观众对云南的印象更加固化甚至刻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