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体”与“用”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媒体改革的战略部署，涉及体制机制、产业经营、人才建设诸多方面，其重要的职责和使命是打造具有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新型主流媒体。这是对当前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的长远规划，也是中国语境下承担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要求。其中，“新型主流媒体”的定位包含了“变与不变”的统一。“新型”是“变”，是顺势而为，是对新的媒体环境与文化语境的应对；“主流”是“不变”，是媒体责任与使命的价值坚守，也是对文化身份体认的核心依据。“主流”的定位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基于历史与时代的综合考量，既基于媒体对发展态势的主导影响，也是对其功能性发挥的呼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电视“体用”的思考，身份定位决定其功能发挥，而功能发挥又进一步巩固其身份定位。

首先，作为文化主体的电视需要明确自身的身份定位，进而锚定其社会角色及功能发挥。个体在定位自身角色时通常需要借助于“他者”的参照来完成。电视作为文化主体进行自我定位的过程十分复杂，此过程中充斥着各种文化权力的合作与博弈，其文化身份构建的复杂性绝非个体文化认同可比。将电视文化身份研究建立在明确电视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即突出电视的主体性，这也是其可以在媒介融合发展中构建具有自我主导力的文化身份的关键。在对自我文化身份进行准确体认后，电视将会进一步明确其社会功能及文化使命。“世界已分裂为无数个原子式的个体和群体的碎片。个体经验的整体性的破坏与文化和群体的完整性的瓦解是一致的。当统一的集体的行动基础开始削弱时，社会结构便倾向于解体，并产生了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说的社会反常状态，即一种社会空寂或空虚的状态。” ^[2]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个体所呈现出来的这种“社会空寂或空虚的状态”是极具威胁性的。社会中的个体并不是单纯的割裂的个体而是作为联结点而存在的，这种“联结”既包含情感维系，也应纳入文化视野。从这一角度来说，电视文化身份与个体文化身份之间具有复杂的联系。电视作为主导性文化主体对于个体身份认同具有促进作用，这也是所谓的“传播存在于社会”的典型论证。基于此，电视文化与新媒体文化互为参照，但是其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人”这一终极主体。故而，解决身份危机不仅是电视媒体的主观愿望与价值诉求，更是社会维系与文化聚合的客观要求。(https://www.daowen.com)

其次，电视文化身份的构建过程与其他文化主体身份构建相同，都可称为主体对自我文化的认同过程。文化身份构建即文化认同并非固定不变、一劳永逸的，而是伴随社会发展、文化语境变迁而呈现流动性特征，电视文化身份也是在否定、构建、再否定、再构建的过程中不断完善革新。电视文化身份构建具有继承性，体现为文化主体对精神家园的期盼以及对以往身份构建经验的借鉴，继承并不代表身份的僵化，反而是革新的参照与动力。在电视文化身份构建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之间的权力竞争与博弈将对其产生重要影响。媒介融合时代，文化权力的结构变迁也是引发传媒生态变革的主要因素之一。只有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认清自我文化发展的定位与特征，才能保持文化自信，并化被动融合为主动融合，充分挖掘融合发展中的优势资源，进而构建具有自我主导力的文化身份。

最后，电视文化身份构建所产生的影响并非只单方面体现在电视传播者上。从“他者”角度看，电视文化身份构建是在与“他者”比较、区分的基础上进行的，主体的明确也有赖于“他者”对“自我”的指认。黑格尔曾经对主体获得主体性问题进行论述，认为主体性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中，并且指出只有获得“他者”承认并认可，文化主体才可说是拥有了绝对意义上的主体性。媒介融合背景中，将电视文化身份构建放置于以新媒体文化为“他者”的参照中进行分析，并强调电视文化发展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凭借权威性、公信力、内容资源等获得的竞争优势。从受众角度看，电视文化身份构建必定离不开受众的参与以及文化认同表达。新媒体赋予受众高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文化权力，受众甚至可以参与到电视文化生产传播中，这都是当前电视研究中必须重点考察的变量。受众对电视文化的认同过程也是其自我文化身份的体认途径，电视为受众提供了身份体认的丰富资源以及用以参照的大量“他者”。在新媒体背景中，受众虽然在协商融合中获得了重构文化身份的契机，但是新媒体文化随意性、碎片化等特征也引发了文化主体异化的可能。电视作为社会文化的参与者与构建者之一，有责任与义务承担价值引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