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化身份构建的“旨”与“归”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电视文化身份构建的“旨”与“归”

当前对于媒介融合的视野需要进一步打开,基于技术融合或机制融合层面的探讨是对其现实发展的呼应,也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必然需要。媒介融合作为当前媒介发展不可逆的趋势,已经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社会文化形态也随之发生改变,研究者不可忽视对媒介融合进行文化层面的观照。从本质上说,媒介融合是一种文化变迁,它不仅实现了内容产品的多媒体流通,改变了传统媒体内容生产的理念及方式,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伴随文化变迁,大众获取信息的态度、方式等逐渐改变,最终形成生活方式的变革。全球化信息网的发展推动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在“互联网+”理念的引导下,媒介融合彻底改变了我国的媒介生态,不仅实现了媒体层面的融合发展,使得大众也被带入媒介生活时代,新媒体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美国传播学学者詹姆斯·罗尔在其专著《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一书中对大众传媒的文化权力进行了分析,认为“象征性”是媒介权力的重要特征,而象征性权力是大众媒介在某一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中的清晰表达,“阐释”在该权力呈现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大众媒介中的声画符号本身并无特定意指,然而经由阐释便会被赋予意义,符号本身并不承载文化,但是阐释却是必须发生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之中,并且彰显特定的文化意义与价值。正是因为大众媒介具有象征性权力,因此其才能通过信息传播满足特定集团或个体的意愿,象征性权力是媒介文化现实功利性的体现,其现实功能最终可以呈现为形成一致性的解读,在保证本体安全的基础上形成社会舆论,以此助推完成集体/个体的身份构建与认知。詹姆斯·罗尔认为此过程在文化环境较为单一的情况下会比较顺利,但是如果文化传播环境较为多元复杂,尤其出现跨文化传播时,在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运作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文化的交融与转化。詹姆斯·罗尔笔下的跨文化传播指的是不同文化形态穿越时空的一种方式,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形态将会相互影响,最终形成新型的文化形态。该论述与本文所探讨的文化融合问题在文化交融过程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罗尔针对跨文化传播中文化交融问题提出“阐释性社区”理论,认为受众通过对大众传媒中的符号进行解读(即阐释)可能会得出相同的观点并产生相同的情感,进而组织成“阐释性社区”,进入该社区的条件是要对某文化符号拥有相同的认知与理解,整体上看就是具有相同的身份与话语表达理解方式。跨文化传播将有可能打破“阐释性社区”的这种既定性标准。媒介融合中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亦是如此。媒体界限的打破和文化权威的破除可以赋予受众更多的阐释空间和参与可能,对于文化解读也更趋向于个性和创造性。如今受众身处在全新的文化环境中,全新的文化阐释方式将改变以往稳定存在的文化象征,在此过程中受众个体的阐释权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https://www.daowen.com)

从大众的角度来说,“融合”代表着其赖以获取信息及观点的媒介系统的革新,在新系统中生存的大众在观念建构、思想认同、行为方式、价值判断等方面也会相应产生变化。因此“融合”不仅仅存在于媒体层面,对于普通受众来说,“融合”鼓励受众不断获取新信息并更新信息获取方式,将分散的信息及观点进行个性化处理,源源不断的信息转变为大众理解社会、理解媒体的资源,大众以此为基础实现他们与他者之间的信息交流与社会互动。“融合”的进程发生在每个受众身上,电视、广播、新媒体都绝非影响受众认知的唯一因素,在受众构建个人神话的过程中,其借助了存在于各个媒体中零碎的信息来进行组合加工,且每个个体对知识储备及信息接受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受众也会利用便捷的新媒体工具进一步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扩散并讨论,在该过程中产生的舆论信息成为影响传统媒体内容生产的重要因素。

媒介融合时代,电视的内容产品在多媒体平台间的流动、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产业之间的业务合作以及当下在新型媒介生态中电视受众行为的迁移等都是该研究重要的现实依据。媒介融合促使媒介在技术、产业、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领域发生变化,电视媒体在该进程中内容生产方式及理念发生根本改变,媒体主导的灌输式传播逐渐被以大众为主体的参与式传播所取代,电视文化身份面临重构。要理解这一进程,关键在于剖析是谁在表达观点,其表达观点的依据是什么以及其表达所产生的后果,这些都是明确电视文化身份的基础。对于该问题应当辩证地进行分析,传统的媒介研究学派的理论应当选择性地被借鉴用于当前我国电视文化的分析中。政治经济学派认为社会中任意类型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本质上都具有相同目的,是一种合作关系,且构成了当前媒介文化的主要呈现方式。即使在媒介融合中,大众直接参与到电视内容生产与传播环节中的程度十分有限,但是并不能忽略已经实现的“参与”对当前电视文化生产传播的影响,尤其是对文化消费的影响。另外,在当前媒介文化的分析中,虽然受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都得到提升,但是其所具有的文化权力是否真的能改变当前文化格局,并实现对“主流”的有效参与及认同?从现实表现来看,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审视与考察。因而,这一背景下,电视作为主流媒体的身份定位不是削弱了,反而是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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