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特征与学术失信

心理学对学术失信行为的理解是基于个体特征的视角展开的，主要解释的概念有人格特质、个体压力承受能力、道德水平等。个人的道德水平差异最容易成为解释学术失信行为的因素。如姚申指出“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缺乏自律，科研信用意识淡漠，学术道德意识薄弱”是导致学术失信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12]；冯文宇也指出学术道德的“自律缺失”是科研失信行为的重要原因 ^[13]。然而，道德水平是一个难以量化度量的概念，因此此类研究多以理论批判为其主要特色。量化的实证研究一般都使用人格特质、心理压力这些可以测量的概念解释学术失信行为。如Tijdink等的研究显示自恋型人格和学术不端行为在高学术地位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中更为普遍 ^[14]；常亚平等通过行为倾向问卷调查得出，教学工作压力、科研考核压力、获得更高职称压力、在同行中的学术地位和个人了解相关规范的水平是显著影响学术不端行为的个人因素 ^[15]；也就是说个体的抗压能力较低会导致学术失信行为的产生。张桂平等指出科研压力触发学术不端行为是一种权变机制，依赖组织支持和个人学术自尊的调节 ^[16]。(https://www.daowen.com)

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经济学界认为在外界约束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倾向于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如果学术失信的边际收益与学术诚信的边际收益以相等幅度增加或减少，学术失信行为的主体所付出的相对成本则更小，将更加倾向于产生学术不端行为 ^[17]。经济学的解释强调投入产出分析，将学术失信行为视为一种风险投资与回报行为；学者是否会产生学术失信行为，主要依赖于其对投入和回报的预估。同时，这一视角特别强调两个外部变量对行动者的影响：竞争和奖励 ^[18]。Cartw right等研究发现组织内部的竞争激烈程度对人们是否作弊有重要影响；锦标赛式的排名竞争会导致组织内部人员之间的倾轧，诱发人们为了赢得竞争而采用不当手段 ^[19]。当采取不当手段赢得的回报越高，个体产生学术不端行为的意愿就会越强烈。Cappelen等人发现 ^[20]，受社会偏好动机影响程度较低的人不太愿意说谎。这意味着学术界的竞争和奖励机制的作用效果会受到学者个体心理特质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