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一个国家被强有力地纳入国际劳动分工的时候，既有获利者也有受害者。在这里问题在于全球化的获利者与受害者的利益组织是很不对称的，而且利润与损失的可计算性也是各自不同的。

一般说来，损失是可以直接确定的，失败者也是可以指认出来的。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利润与获利者也并非不能如此。但是，很大一部分好处是以提高社会生产增长比例与降低价格的形式出现的。再加上这种效果并不是直接出现的，是个人几乎感觉不到的，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很大的风险。所以人们不能指望获取“正常”信息的公民会支持对外经济自由化。无论是某些商品价格的下降还是新劳动岗位的出现，每个人都不会把原因归结到这种劳动分工的发展。相反地由于结构转变而产生的短期的、消极就业效果却是直接出现在受到冲击的行业之内。它直接冲击到那里的就业人员，并且被他们把这种冲击与外国竞争的出现联系起来。

所以，全球化的辩论首先适用于保护既得地位、既得利益。选择方案就是听任全球化的发展（就是说，扩大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把一部分获得利润交给受害者支配。这必然要引起政治的相应变化。(https://www.daowen.com)

总而言之，人们可以说，围绕全球化所进行的辩论主要是为那些企图把国内问题的责任转移到国外的政治家服务的。而且他们可以在全球化的外衣下实施自己的政治纲领。全球化——或者反对这种现象的斗争——被用来作为贯彻自己政治利益的工具。最后，作为政治现象的全球化成为在选民中建立共识的手段。对于选民来说，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是很方便的。一种理性的选举行为所带来的好处远远不及与此有关的高昂信息成本，所以可以理解，他们对于眼前的关于全球化的判断都是十分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