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君主的具有神性的祭司地位
按照这种神性统治的原则,皇帝本身当然也具有神性。这种统治的整体结构是从中国人所熟悉的政治现实出发的。皇帝也必须通过他的神性品质证明他是由上天委任的统治者。这与神性统治的——受到世袭神性调节的——真正的基础相一致。神性是一种普遍的异常力量(Maga,Orenda),它的存在表现为魔力和勇猛,见习修士(Novize)的神性资格必须通过神秘的禁欲考验才能取得。根据观念的改变,神性资格也被称作一种“新的灵魂”。神性的品质本来是可以丧失的:英雄或巫师可能会被他的神灵或上帝“抛弃”。神性的品质似乎只有通过一再显现的奇迹或英雄行为才能获得保证。至少,英雄或巫师必须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他具有神性的品质,例如,他没有使自己及其随从遭受明显的失败。原先,英雄的强大力量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禀赋,相当于狭义的“巫术力量”,如乞雨、巫术治病和其他超常的技艺。[72]对文化的发展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战斗君主军事上的神性和(通常是观察气象的)巫师的和平主义的神性是否能结合于一人之手。最早将这两者结合于一人之手的是恺撒大帝,例如他所建立的政教合一制(Cäsaropapismus)。问题是,在中国,这两者之间到底哪个最初是君权发展的基础。
在中国,如前文所述,某些根本性的命运(对我们来说,则是史前的命运)也许是由治水的重要意义所决定的。[73]这些根本性的命运致使皇权由巫术的神性中发展出来,世俗的权威与神灵的权威统一于一人之手,不过后者显然居强有力的支配地位。当然,皇帝也必须通过军事上的胜利(至少得避免惨败),更重要的是必须确保收成的好天气与国内秩序的稳定来证明自己神秘的神性。不过,皇帝为了获得神性而必须具有的个人品质,被仪式主义者与哲学家加以仪式化,继而加以伦理化。皇帝必须依据古典经书上的仪式和伦理规则生活与行事。这样,中国的君主首先是一位大祭司;他其实是古代巫术信仰中的“乞雨师”[74],只不过被赋予伦理的意义罢了。由于有伦理上被理性化的“天”维护着一种永恒的秩序,所以君主的神性取决于他的伦理道德。[75]就像所有天生具有神性的统治者一样,他是个神授的君主,而不是近代西方的君主。近代西方的君主,当他们干了蠢事之后,才声明要对神负责,实际上他们是不必负责任的;而中国的君主是凭借古老天生的神性进行统治的,也就是说,他通过他所实施的计划来证明他是“天子”,并且是天所确认的统治者。如果他不能造福于人民,那么他就缺乏神性。例如,若是河水决堤,或祈雨祭祀后仍未降雨,那么很显然——也是经典所明白教诲的——皇帝并不具有上天所要求的那些神性品质。此时,皇帝就必须为其本身的罪过公开忏悔,直至近代仍然如此。史书上甚至记载着封建时代的诸侯们所写的类似的公开认罪书[76],此一习惯一直保存下去。据史书记载,1832年,在皇帝公开认罪之后,随即降雨。[77]如果认罪也不见效,皇帝就得准备退位,在过去,这可能还意味着以身殉祭。和其他的官吏一样,皇帝也因此受到检查官们(御史们)的公开斥责。[78]此外,要是君主违反了古老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些社会秩序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宇宙作为非人格性的规范与和谐又凌驾于众神之上——那么从理论上讲(理论毕竟并非全然无关紧要),他的神性就会离他而去。例如,君主要是改变了孝敬祖先这一绝对神圣的自然法,他就会落入魔鬼手中。人们可以杀死他,因为他已经是个平民百姓。[79]当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的,只有有关的主管部门和那些国之重臣才有权处死他(这有些类似加尔文的做法,在当时的瑞士,只有州才拥有反抗权)。[80]作为国家秩序之栋梁的官吏阶层,也被认为具有神性。[81]就像君主一样,官僚制也被认为是个神圣的制度,虽然直到如今,个别的官吏由于某种原因还是可以被免职的(Ad nutum amovibel)。官吏的才干也是由神性决定的:在其管辖的地区内所发生的骚乱或无秩序——不管是社会性的,还是宇宙—气候方面的——足以证明他们缺乏神灵的恩赐。这时,无需问什么理由,官吏都必须离职。
官吏阶层的这种地位,在相当于我们西方史前时代已有发展。正如《周礼》一书所传述的,周代古老的、半传说性的神圣秩序,已经到达由原始的宗法式父权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转折点了。
[1]有关儒教与道教的文献,我们引用了由李格(J.Legge)翻译、编辑出版的《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丛书。此丛书包括中国主要古典经籍巨著,并逐文附加评注。其中的部分书籍也被收入到马克斯·米勒(Max Müller)所编的《东方圣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中。在本书各个段落的引文中,我们将不一一注明所引用的这些中国主要经典巨著之出处。
关于孔子及其真传弟子的个人见解或被认为是其个人见解的入门书,则以李格编辑并附导论的一部小书《孔子的生活与教导》(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Confucius,London,1867)最便。此书包含了三个典籍:《论语》、《大学》以及《中庸》。此外,尚有著名的鲁国史籍《春秋》。有关孟子著作的译介,参见《东方圣书》和法贝尔所著《孟子的思想》(Farber,The Mind of Mencius)。据认为是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已有多种译本,其中最杰出的属斯特劳斯(V.Strauβ)的德译本(1870)和卡鲁斯(Carus)的英译本(1913)。同时,威廉(Wilhelm)也编译并在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与耶那(Jena)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的神秘主义者与哲学家的好选集。近来,对道教的研究几乎成了一种时髦。威廉斯(Williams)以前挺受欢迎的著作《中央帝国》(The Midden Empire),现今仍为关于中国政治、社会情况的一本有用的通俗作品。其次,李希特霍芬(Richthofen)以地理学方面的知识为主的那本巨著,也考虑到了这些政治、社会方面的情况。奥托·弗朗克(Otto Franke)在其所著《当代的文化》(Kultur der Gegenwart)的第二卷、第二部之第一章中,以文学的形式对中国的文化作了一幅极佳的素描。
有关中国城市的作品,参见普拉特(Plath)所著《论中国最早三个朝代的宪法与行政》(über die Verfassung und Verwaltung Chinas unter den drei ersten Dynas-tien)(原载Abhandlungen der Koeniglichen Bay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865,Ⅰ.Cl.Ⅹ,Abt.2.p.453ff)。至今,有关(现代)中国城市中之经济生活的最佳研究论著,是卡尔·毕希尔(Karl Bücher)的门生Dr.Nyok Ching Tsur所写的《宁波市的工商业经营形式》(Die gewerbl.Betriebsformen der Stadt Ningpo)(原载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Tübingen,1909)。
关于中国古代宗教(所谓“Sinismus”),参见E.Chavannes,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Vol.34,p.125ff。关于儒教与道教之宗教与伦理,值得推荐的是德沃夏克(Dvorak)的两篇尽可能地引用孔子和老子原话的论文(原载Darstellungen aus dem Gebiet der nichtchristlichen Religionsgeschichte)。此外,也可参见各种各样的宗教史读本,例如A.Bertholet于1908年编写、于同年在Tübingen出版的宗教史读本,其中有一节是威廉·格鲁贝(Wilhelm Grube)所写的论文《古代中国人的宗教》(Die Religion der alten Chinesen);Chantepie de la Saussage编写的宗教史读本,其中有E.Buckeley论中国的那一篇。目前(指1920年),德·格罗特(de Groot)有关官方宗教的著作是最出色的。他的主要著作《中国的宗教体系》(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主要涉及中国的礼仪,尤其是丧葬礼仪。他的充满激情的论战文章《中国国内的宗派主义与宗教迫害》(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原载Verh.der Kon.Ak.van Wetensch.te Amsterdam,Afd.Letterk.N.Reeks,N,1,2),论述了儒教的宽容。他发表于Archiv für Religionswissenschaft第七卷(1904)中的论文,涉及宗教局势的历史。有关此文的评论,见Pelliot所写的Bulletin de L'Ecole francaise de L'Extreme Orient,vol.Ⅲ(1903),p.105。关于道教,亦见Pelliot,loc.cit.,p.317。关于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的圣谕(1671年之“圣谕”的先驱),见Chavannes,Bulletin de L'Ecole fransaise de L'Extreme Orient,Vol.Ⅲ(1903),p.549ff。
陈焕章的博士论文《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则》(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哥伦比亚大学,纽约,1911)从康有为近代改革派的观点出发阐述了儒教的学说。威廉·格鲁贝的精彩文章《关于北京的民俗学》(Zur pekinger Volkskunde)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各种宗教体系对生活样式的影响。该文原载Veröff.aus dem Kgl.Mus.f.völkerk.Berlin Vll,1901。另参见格鲁贝的文章《中国人的宗教与文化,论中国的哲学》(Religion und Kultur der Chinesen,über chinesische Philosophie)(原载《文化与当代》(Kultur und Gegenwart,I,5)。另参见格鲁贝所著《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Leipzig,1902)。传教士的文献颇具价值,因为它们重视了许多的对话,例如Jos Edkins所著的《中国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a,第3版,1884)。Douglas所著的《中国的社会》(Society in China)也包含了一些珍贵的材料。关于进一步的参考文献,请查阅英、法、德等著名的大型期刊,诸如《比较法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Rechtswissenschaft)及《宗教学档案》(Archiv für Religionswissenschaft)。
李希特霍芬男爵的《来自中国的日记》(Tagebücher aus China)以及Lauterer,Lyall,Navarra等人的著作,形象地介绍了中国近代的情况。关于道教,请参见下面第七章的注释。
有关中国近代发展史(古代)的材料,请参见Pflugk-Harttung主编的《世界史》(1911)第三卷中E.Conrady的论著。格罗特(de Groot)的新作《普遍主义——中国之宗教、伦理、国家制度、科学的基础》(Universismus,Die Grundlage der Religion und Ethik,des Staatswesens und der Wissenschaft Chinas,Berlin,1918),直到本书付梓时,笔者方才获阅。在诸多简要的入门小品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斯特霍恩男爵(Freiherr von Rosthorn)这位最优秀的专家之一的小册子《中国人的社会生活》(Das soziale Leben der Chinesen,1919)。这方面较早的文献,请参见J.Singer所著的《论东亚的社会情况》(über soziale Verhältnisse in Ostasien,1888)。
对皇帝谕令的细心加工整理,比众多的论著更富有启发意义。这些命令是皇帝下达给帝国官吏的,原来只供内用,但数十年来一直受到英国人的注意,并将之冠以《京报》(Peking Gazette)之名而翻译出来。其他的文献与翻译的原始材料,我们在下文引用时会注明。诸多文献资料与碑铭,被翻译过来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情况对于一个非汉学家而言,真是个大障碍。遗憾的是,没有一位汉学专家能帮助我检查此书。因此,笔者满怀顾虑之心,以最为保留的态度将本书交付印行。
[2]H.B.Morse在其所著《中国帝国的贸易与行政》(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New York,1908,p.74)一书中也有同样的结论。此结论根据以下事实:没有消费税及任何的动产税,一直到近代为止,关税极低,粮食政策完全从消费的角度出发制定。此外,考虑到官僚阶层的特点,富商确实是有路子可以弄到钱的。
[3]埃及托勒密王朝存在的年代为公元前332—公元前30年。
[4]当然,正是由于皇帝采取的贬低钱币成色与发行纸币的措施,才导致了向这种制度的转变(相当于德国的银行本位,如汉堡银行所显示的)。因此,这算是第二次的币制转变。正如刊登在1896年6月2日的《京报》上的皇帝谕令及报告所显示的,直到最近,某地的铜币一旦突然短缺,就可能引起一场大混乱:地方上的银行券因此增加了发行数量,从而造成升水差额(Agiounterschiede)与银块投机的现象;此外,造成政府采取完全不当的干预措施。关于通货情况,请参见H.B.Morse的论文《中国帝国的贸易与行政》(纽约,1908),第五章,第119 页。此外,还可参见J.Edkins的文章《中国的金融与价格》(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1905)。至于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见Chavannes编选的《司马迁》,第三卷,第三十章。
[5]“货”这个字也可用来表示货币,亦即交换手段的意思。“宝货”则指有价值的交换手段。
[6]有关中国古代货币的知识,除参考了Morse著作中的有关章节以及Jos.Edkins的《中国的通货》(Chinese Currency,London,1913)以外,还参考了Biot的论著Journal isiatique(3.Serie,Vol.3,1837),此作主要以马端临的作品为依据,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本书进入校对阶段时,我另参见了W.P.Wei的纽约博士论文《中国的货币问题》(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第一章里所包含的一些材料。该博士论文原载Studies in History,Economy,etc.No.59,New York,1914。
[7]每次发生地震,风水迷信(下面会谈到)就会导致对开采的压制。不过,Biot在前引书里将这些矿山比作Potosi的矿山(Potosi是南美玻利维亚南部的旧银矿开采中心——译者),则是个可笑的夸张。李希特霍芬对此有一最后的定论。云南的银矿,虽然相对而言有15%较低的矿区使用税金,但从1811年到1890年间,也只有大约1300万两银钱的产量。甚至到16世纪(1556),一个花费了3万两银钱来开采的银矿,后来也不过生产了2.85万两银钱。铅矿开采的一再禁止,也阻碍了作为副产品的银的采掘。直到中国统治了富产银矿的后印度地区(高棉、安南、缅甸)之后,银的供给量才持续地和大量地增加。另外,越过布哈拉(Buchara,中亚细亚之一城名——译者)与西方进行贸易之后,尤其是在13世纪,借助丝织品的输出,也带来了银的大量增加。同样,自16世纪与欧洲人进行贸易起,再次使银货增加。根据史书推断,银的供给之所以如此的不稳定,除了技术上的缺陷之外,银矿的利润大都很低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8]此处的特权(Regal)是指家产制国家里属于君主的收入特权。
[9]乾隆皇帝所写的明代史(Delamarre译为yutsiuan tung kian kang mu《御撰通鉴纲目》,Paris,1865,p.362)中便有大量征发徭役以开采金矿的记载。在1474年,据说有55万(?)人被强募来服这类的徭役。
[10]根据W.P.Wei前引书第17页所说的,在中国早期的铸币政策里并没有铸币利润这回事。果真如此,则人尽皆知的大量盗铸便无利可图了。可知这样的传闻是不可信的。况且史书里恰好有相反的记载(见下文)。
[11]有关风水的影响,参见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o.2(H.Havret,La Province de Ngan Hei,1893),p.39。
[12]根据Biot所翻译的一条《文献通考》上的记载(Journal Asiatique,3.Serie,Vol.6,1838,p.278),在汉元帝(公元前48年—公元前30年)治下,全国的货币储备估计约730000万(万为1万钱,即1万铜币),其中330000万为国库所持有(!)。马端临认为这个数目还太小了。
[13]据史书(马端临)所载,汉代时,一般而言,铜的价值是米的1~8倍;而元帝时,以重量计,铜的价值是谷类的1840倍(其他资料记的是507倍)。同样,罗马共和时期的最后100年里,铜对小麦的对换比也是相当惊人的。
[14]即《汉书·食货志》所载的二十八品。
[15]甚至在11世纪时,四川的笨重铁钱也致使16家行会联合发行交子(tschiao-tse,即当今的股票),亦即银行通货,但是,这些交子后来由于无力偿现而变成无法兑换。
[16]10世纪时的“便钱”(pien-tschen),即纸币,便是由国库来兑换。
[17]银行本位(Banko-Wänrung),亦即银行货币(Bankgeld)。Banko一词源于意大利文的Banco,原为银行通货的一种。中国的银行通货为秤量的银。举凡国际贸易的计算、大宗的买卖、政府债务等,皆以有品质约定的、足数计量的银两来达成支付清算的目的。
[18]根据史书(马端临)所载,早期中国的一份国家岁入清单大致如下(以千为单位):
997年 1021年
谷物 31707石 32782石
铜钱 4656贯(每贯为1000钱) 7364贯
绸 1625匹 1615匹
绢 273匹 182匹
丝线 1410两 905 两
纱罗 5170两 3995两
茶 490斤 1668斤
干草(新鲜的和晒干的) 30000围 28995围
薪 280束 ?
炭(“泥炭”) 530秤 26秤
铁 300斤 —
997年,除上列项目外,另有箭杆、鹅翎、杂翎及蔬菜等。
然而1021年,即增加了皮革(816000斤)、大麻(370000斤)、盐(577000石)、纸(123000幅)。
1077年,亦即王安石之货币经济与商业独占等改革时,国家的岁入情况如下:
银 60137两
铜钱 5586819贯
谷物 18202287石(应为17887257石)
绸 2672323匹
丝线与匹帛 5847358两(应为5850355两)
干草 16754844束
除此之外,尚有茶、盐、干酪、糠、蜡、油、纸、铁、炭、红花、皮革、大麻等各种各样的捐税,记载者不知基于何故将之统计于一总量(3200253斤)下。至于谷物,据他处所记,每人每月所需为1.5石。(不过,“石”的变动幅度相当大。)在前面两次岁入表中未见到的银收入,出现在后一表中,可以解释为商业独占的结果,或者是收税人将铜钱换算成银(一如沿用至今的办法)所造成的;或许也可以后者是最后的净收入而前者为预估的算额(?)表加以解释。
与此相反,1360年明朝第一个决算,却只出现三个项目:
谷物 29433350石
货币(铜钱与纸币) 450000两(银)
绢布 288546匹
这说明银货有了可观的增加,而众多的一一开列的实物却不见了。在当时,天然实物显然只用于地区的财政预算,由于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其中的扣除额,所以也无从对这些数字作太多的讨论。
从1795年到1810年,中央政府共收到4210000000石的谷物(每石为120中国斤)。与之相比,国家的银收入有了绝对的大量的增加,这是由于上帝赐予美洲银产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对外贸易的大幅出超所促成的。(最近的发展情况则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据史书所载,古时的惯例是,距京畿近的地区向国家缴纳价值不高的天然产物,距京畿远的地区则缴纳价值高的物品。关于租税及其影响,请参见下文。
[19]据马端临之记载,这样的事在698年就已发生。
[20]参照683年对日本的谷物输出(当时的日本已盛行铜币铸造)。
[21]据史书记载,这事在702年发生过。
[22]最初一次在780年。
[23]在8世纪时,铸币厂厂长断言,以1000个铜钱所精制的艺术品(瓶),价值相当于3600钱,可见,铜用于工艺比当作货币来使用更有好处。
[24]817年以及自此之后,即不准超过5000贯(每贯1000钱)。根据铜钱占有的多寡而有种种出售铜钱的期限的规定。
[25]显然这最初是用来制作官印。自始皇帝执政后,这成为从封建制转变为家产制国家的外在标志。
[26]在1155年里,中国北方的鞑靼族统治者即征1.5%的工墨钱。
[27]就在1107年,纸币因通货膨胀而贬值为票面的1%。
[28]在1111年,纸币乃为了边境上的战争而发行。
[29]这种有规则的回收形式起初是由商业得益者推荐的。这些纸币具有无息国库债券的性质。
[30]旧的或用坏的纸币有时以票面价值的1/10~1/3来兑换。
[31]甚至在1107年,由于与辽、金战争,超过1万钱的一笔付款,半额必须以纸币支付。同样的事经常发生。
[32]元代纸币称为交钞,1287年有名为“至元宝钞”的纸币发行。
[33]马可·波罗的描述是不可接受的。以3%的折扣回收用坏的钞票以兑换新的(纸钞!),以及以“金”和“银”满足任何人兑现钞券的要求,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设想,马可·波罗可能考虑到金、银在工业上的用途——至少就其文意所容许的范围内,这是可能的——他的描述是无法让人接受的。马可·波罗同时也报道了强制卖出贵金属以换取纸钞的情形。
[34]明太祖铸造洪武通宝,再次定铜钱为通货。
[35]由于铜的欠缺,加之盗铸现象日甚,故于洪武八年(1375)又恢复印造纸币。当时,钞1贯相当铜钱1000文或银1两,钞4贯相当金1两。
[36]至19世纪中叶,铜与银的比价据闻从500∶1降至1100∶1。
[37]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兴起,清廷财政困难,乃发行银票,到了年底继之以大量的钱票。由于没有完整的回收计划,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纸币几乎已成废纸。
[38]银块为秤量货币,而非计数货币,银块的形状因地而异,这无疑给流通带来麻烦。
[39]参见J.Edkins的《中国的通货》,1890,p.4。
[40]秦汉两代的官职俸禄(见Chavannes所编的《司马迁》,卷二,附录一)依次分为16个等级,部分以定额的货币,部分以米粮作为实物津贴来支付。官吏若得不到作为实物俸禄的祭肉,则是失宠于君王的一种标志。在司马迁所写的孔子传中(即《史记·孔子世家》),鲁侯未将祭肉送予孔子,说明后者已失宠。的确,在当时中国的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即新疆——译者)已发现有记载着纯粹是货币计算的文献。
[41]只是在公元前4世纪时,石造建筑才取代了木造建筑。在此之前,君侯的京城往往是用栅栏围成的,易于迁徙。
[42]耶稣会士L.Gaillard关于南京城的论述(见Var.Sinol,23,Schanghai,1903),对我们认识中国的城市制度不十分有用。
[43]下面我们将会谈到中国行会的巨大意义。读者将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行会不同于西方行会的原因。在中国,行会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它不仅控制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且对社会的经济生活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在这方面,西方的行会是无法比拟的。(https://www.daowen.com)
[44]在当时,能够参加守护神宙斯的祭典,是有资格就任正式官职的必要条件。
[45]克莱斯堤尼斯通过重新划分聚落区(Demos)而确立古希腊的民主制。
[46]Hantgemal是指参审自由人士所持有的世袭财产。
[47]当然,在中国,并非每一个城市居民都与故乡的祖庙保持着联系。
[48]在官方的万神殿里,财神被看作无所不包的城市神。
[49]firma原为“实物贡租”,后来转变为贡租之“承包征收”。英国在都铎王朝以前,城市居民将国王派来的官吏驱逐后,从国王那儿争取到自己来征收租税的权利。
[50]有关中国城市的情况,请参见Eugene Simon所著《中国的城市》,(La Cité chinoise,Paris,1885,不精确)。
[51]因为政府派到地方维持治安的名誉官吏(H.A.Giles在其所著的《中国与中国人》(China and the Chinese,New York,1912,p.77)中把这种官吏称之为“headborough”)通常只扮演传递申请书与作为公证人的角色。他虽有一颗(木制的)印玺,但并不被认为是一名官吏,并且排名于地方上最低职级的官吏之下。此外,城市里并没有特殊的市税,有的不过是政府所公布的学捐、救贫捐、水利捐等等。
[52]地保乃地方自治团体之长,例如里正、亭长之类。
[53]北京城即由5个行政区所构成。
[54]当然,指南针与罗盘主要用于国内交通。
[55]参见Plath所著《4000年前的中国》(China vor 4000 Jahren,München,1869,S.125)。Plath在此处指出,在法老时代的埃及,手持管徭役工的鞭子是“统治”的象征;在中国,“治”这个字与执掌棍杖有关,在古老的术语中则与“治水”有关,“法”这个概念则与“排水”有关。
[56]根据传说,例如始皇帝曾强迫全国12万户(?)富裕的家族集中于其首都。乾隆皇帝所写的明代史中记载了1403年将富人集中住到北京的史实。参见Delamarre所译《御撰通鉴纲目》(yu tsiuan tung kian kang mu,p.150)。
[57]关于中国的手工业与商业行会,参见H.B.Morse所著《中国的行会》(The Gilds of China,London,1909)。较早的文献见Mac Gowan的《中国的行会》(Chinese Guilds,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1888./9)及Hurter的《1821—1844和约签订前的广州》(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1—44,London,1882)。
[58]这种情况特别见诸(类似我们的“汉萨同盟”)由来自其他省份的官吏与商人组成的会馆基尔特。这种基尔特产生于10世纪,更确切地说,产生于8世纪。从它的章程的前言里我们可以看出,成立的目的是要保护这群人以对抗当地的商人。的确,这种会馆基尔特实行强制入会(谁要想做生意,就得冒生命危险参加基尔特),拥有俱乐部;官吏与商人必须根据其薪俸与营业额向基尔特交税;会员之间禁止相互起诉,违者受罚;如会员与非会员发生纷争,所需的诉讼费由基尔特承担;若与地方当局发生争执,基尔特设法向中央当局提出上诉,例如在1809年,基尔特向中央当局上诉,反对地方当局不许输出稻米的禁令,当然,向中央当局贿赂所需的各种礼物得由基尔特负责准备。此外,基尔特也为其成员提供一块特别的基地,以取代家乡的土地。除了外地的官吏与商人组成的这种会馆基尔特之外,也有非本地的手工业者所组成的行会,例如在温州,就有来自江苏与台州的制针业者所组成的行会,而金箔行会的成员则全部来自宁波一地。这些手工业者的组织是家族手工业组织的残余。在所有这些事情上,基尔特的绝对权力,是由于其成员处于陌生部族的环境下始终感到朝不保夕所造成的。这和在伦敦与诺沃戈罗德(Nowgorod俄罗斯一城市——译者)的汉萨同盟所具有的严格(但远非如此苛酷的)纪律是一样的。不过,本地的手工业者与商业行会(Kung so公所)也通过开除、抵制、私刑(19世纪时,有一个行会成员就因为触犯了收学徒最高限额的规定而活活被狗咬死)等方式,对其成员行使几乎是绝对的支配权。
[59]至于捐助事业与宗教性质(共同的宗教崇拜),就我们所知,并不像欧洲的行会那么发达。如果会员的入会金是支付到一位神明的名下(寺庙的储金),那么此一安排(原先)是为了避免被政治当局所掠夺。如果某一寺庙被用作集会场地,那么到这里来的通常是一些穷困的手工业同业公会,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俱乐部。剧团所上演的是世俗剧(Profan),而不是西方的宗教剧(Mysteria)。宗教性的结金兰团体(Hwei会)对宗教并无强烈的兴趣。
[60]宁波出身的金箔师所组成的行会概不接受当地人入会,以免技艺落入外人之手。类似的情形比比皆是。
[61]《孟子·告子下》记载了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之会。会盟的目的在于:“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62]李格(Legge)也认为:在周代时,人格化的天神与“六位高德者”并列,但据说后来他们被非人格化的“皇天后土”之祭祀所取代(参见李格所译《书经·序说》[Shu Ching,Proleg,p.193ff])。皇帝及其臣属的圣灵,由于美德善行而升天,从而能对下民有所警示(Legge,p.238)。地狱是没有的。
[63]向非人格化的神发展的过程总是动荡不定,这可见诸下面一例:312年,秦王以作证人与复仇者的姿态,对那据说违犯礼法与盟约的楚王发出诅咒。在铭文中秦王召唤的是:一、天;二、在上面的统治者(亦即一人格性的天神);三、河伯(盟约被认为是在他那儿订立的)。秦王的诅咒铭文参见Ef.Chavannes ed.Se Ma Tsien,Vol.Ⅱ,App.Ⅲ,und Cha—vannes,Journal Asiatique,Mai/Juni,1893,p.473f。)
[64]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参见M.Quistorp(Con-rady的门徒)杰出的莱比锡大学博士论文:《古代中国的男子社会与年龄等级》(Männergesellschaft und Altersklassen im alten China,1913)。Conrady认为,图腾制曾盛行于中国,是否如此,只有汉学家才能够断定。
[65]Quistorp在前引文中发现,在老子的学说中存在着某些神话信仰的残余。
[66]黄帝的六名大臣之一“后上”(Hou tu),后来被神化为“大地的守护神”(参见由Michels编译并加注解的《十六国疆域志》〔Histoire géographique des ⅩⅥ Royaumes,Paris,1891,p.L11,Note 215〕)。据此,当时几乎不可能出现大地信仰,或者这样一个名讳带有渎神的意味。
[67]“道”这一观念中的“天人合一观”显然源自此种融合。这个观念后来被发展成为一种“相似物”(Entsprechungen)的宇宙体系。这个宇宙体系比起古巴比伦经由“观察肝脏”(Leberschau,古巴比伦人认为肝脏是宇宙之镜——译者)得来的概念或古埃及的“形而上学的”观念要细密得多。其哲学上的解释,见下文第七章以及德·格罗特在其以天人合一观为主题的书中(前引书)所作的详细探讨。此书纯粹是系统性的,并未论及这一问题的起源。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对历书之制定以及历书本身的时占术解释,以及礼仪的绝对的定型化(Stereotypierung),显然都是后起的。与此两者相关连的,理性的、从神秘主义出发的道的哲学同样也是后起的。关于神秘主义,下文将会讨论到。最古老的历书(Hia Siao Tsching夏小正,即“小的调整器”)似乎与这种神学的讨论(Theologumena)很少发生关系。显然,这种神学的讨论是在始皇帝的历书改革后才开始发展起来的。政府后来制定了一本时占术的基准书,即时宪书(Schi Hien Schu)。此书系通俗书籍,被大量翻印,为“日师”(职业的时占师)提供所需的素材。由太史(“身居高位的著作者”)领导的非常古老的历书编定当局,不仅是天文历算者(历书制定者)与占星师(凶兆解释者)当局的历史渊源,而且也是被纯粹设想为示范性的宫廷史书编纂的起源,而且,宫廷史书编纂原先就是历书编定,换言之,史书编纂者原先就是历书制定者。有关的情况,请参照下文。
[68]以下所述,参见德·格罗特的《中国人的宗教》(de Groot,Religion of the Chinese,尤其是第33页、35页)。
[69]此一主张往往成为反对皇帝的妾(情妇)权力过大的根据。女人当政被认为是阴盛阳衰的表现。
[70]格罗特在其《普遍主义》一书中,清楚明白且具体精确地论述了国家祭典中所崇奉的对象:1.天。据格罗特的说法,在盛大的献祭品活动中,天与皇帝的祖灵名列第一位。2.地(“后土”)。3.皇帝的祖先及其宗庙。此外,还有下列诸祀:4.社稷(亦即土地与谷物的保护神)。5.日月。6.神农(农耕术之鼻祖)。7.蚕桑之主螺祖(由皇后献牲主祭)。8.先圣先王。不过自1722年起,这项祭祀包括列朝的所有皇帝,只是那些横死的或被反叛推翻的皇帝皆不在此列,因为这乃是缺乏神性的标志。9.孔子及其学派的某些泰斗。原则上,所有这些都由皇帝亲行祭祀。除此之外,尚有:10.风、雨神(天神)及山、海、河神(地祇)。11.历神木星(监岁的大神灵)。12.医术之主与春神(或许,这就是巫术治疗起源于大地狂欢祀典的征兆)。13.战神(被神化的将军关帝,2—3世纪)。14.经学之神(对抗异端的庇护神)。15.北极星(1651年加入神列)。16.火神。17.火炮神。18.要塞神。19.“东方的圣山”(即东岳泰山)。20.龙、水神或屋宇、瓦砖、粮仓之神。21.被封为神的地方官吏。所有以上这些神祇(通常)由主管的官吏来供奉。从上述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的整个外部组织几乎都被神格化了。不过,最高的祭祀牺牲显然是献给非人格神的。
[71]《京报》里就有大量有关官吏提议封神的记载。官吏被封神后,必须一步步地晋升并且更进一步以奇迹来证明其灵验,这和天主教里的程序是一致的。例如,1873年,当河水有汜滥之虞时,一名官吏即以“黄河主事神”(Presiding Spirit of the Yellow River)的姿态提出报告。他提出的将此神列入祭祀的事虽得到批准,但对之授予尊号的提议却悬而未决,要等到他提出进一步的立功报告后再加以议决。1874年12月17日的《京报》报道,由于制作了他的肖像而平息了洪水泛滥之危,这名神灵便取得了应有的尊号。1874年7月13日的《京报》登载了一则承认河南龙神庙之神奇力量的提案。1878年5月23日的《京报》上载登了这个“龙神”被授予新称号的消息。同样地,在1883年4月26日的《京报》上载登了这样一则消息:主管的官吏们提议给一名已被封为神的已故大官晋升位阶,因为人们看到他的神灵浮游于水面上,在万般危险的情况下,奋力地平息了河水。为欧洲人所熟知的官吏(李鸿章便是其中之一)也经常在《京报》上提出类似的议案(1878年12月2日的《京报》上就有李鸿章提出的议案)。1883年11月31日,一名御史犹如恶魔的辩护者(Advocatus Diaboli)反对将某位大官列于神位,因为其政绩根本不突出(见同日《京报》)。
[72]在前泛灵论与泛灵论的观念世界中,是不可能严格区分“巫术”与非巫术的。甚至连耕田和任何日常的、指望获得成功的行为,从需要付出特殊的“力量”(后来这些特殊的力量变成为神灵)的角度来看,均是“巫术”。因此,这里只能作一种社会学上的区分:拥有非凡资质的人,以自己的心醉神迷的状态区别于日常的状态,职业的巫师以其非凡的资质区别于平凡的老百姓。“非凡的”被理性地转化为“超自然的”。制作耶和华神殿中之祭祀用品(Paramente)的手工艺人所凭借的是耶和华的“灵气”,就像医生所凭借的是使他有能力从事此一技艺的“力量”一样。
[73]不过并不能单由治水这件事来加以解释,否则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也势必有同样的发展。我们姑且同意 G.Jellinek偶尔发展的看法:帝位(Imperium)与祭司职位(Sacerdotium)之间的这种中心的、重要的关系之发展,往往只是基于“偶然的”、对我们来说早已消失的历史命运。
[74]因此,天不降雨(或不降雪)导致宫廷和礼官圈内人最激昂的议论与建议。每当这类事情发生,《京报》中即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巫术性补救方案。例如遭受干旱威胁的1878年(特别参见此年6月11日、24日的《京报》),国家天文学者的衙门(委员会)在参考了古典占星术权威的判断之后,认为干旱是由于日、月色泽之故。一名翰林院学士当即打报告指出,这会引起不安,并要求将此项鉴定公诸于众,但同时要谨防宦官们用流言蜚语(把干旱解释为恶兆)加害于年龄尚幼的皇帝,并要求警卫宫廷。此外,该翰林院学士还要求摄政的几位皇后必须履行她们的道德义务,这样老天才会降雨。这份报告以其对宫廷贵妇之生活方式的令人信服的说明以及同时并降的时雨之证验而公诸于世。同年稍早,一名“天使般的女孩”(女隐士,死于1469年)因经常在饥荒时乐于助人而被提议列为神圣(1878年1月14日《京报》)。类似的受封为神的例子还有许多。
[75]这项儒教正统的基本原理,在众多的皇帝谕令和翰林院的鉴定或奏议中被反复强调。例如,在翰林“学士”的奏议中(如上注所引的那则,将于下文中不断引用),便有这样的话语:“只有实践美德方能影响上天灵力”(It is the practice of virtue alone that can influence the power of Heaven...)。(参照以下诸注。)
[76]Tschepe,a.a.o.p.53.
[77]1899年10月6日,《京报》登了一则皇帝的谕令。这位在皇太后发动军事政变下被监管的皇帝在谕令中悲痛认为他个人的罪过可能就是发生干旱的原因。他补充说道,诸王公大臣也因生活作风不轨而对此负有自己的罪责。同样,在1877年,两位摄政的皇太后答应留意一名御史对她们提出的告诫,保持她们借以消除干旱的“令人肃然起敬的态度”。
[78]参照前注末尾。1894年,一名御史批评皇太后干涉国家事务,认为这是不得体的行为,因而被免职,并流放到蒙古驿站服劳役(参见1894年12月28日《京报》之记载)。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批评本身是不被容许的,而是因为这批评据说是基于“传闻”,并非明证。1882年,某一翰林学士就善于把握这位办事果断的女人的意图。他在同年8月19日的《京报》上表示,因为皇帝还年轻不懂事,希望皇太后更多地关心政务,并且能为朝廷成员担负起工作是最好不过的,否则,太后周围的人就会开始批评她的品行(Führung)。
[79]君主须担负责任的这项理论,是与其他的理论相对立的。那些理论声称对皇帝“报复”是不许可的(公元前6世纪),任何人,只要他敢动一动君王,就会遭致重大的(巫术性的)祸害(E.H.Parker,Ancient China simplified,London,1908,p.308.)。这一理论,就像皇帝的整个地位(主要是最高祭司地位)一样,并未完全确立。当然,也有过一位皇帝是由军队拥戴为合法的君主的,但显然只有这么一次。不过,除了指定继承之外,“百姓”,亦即大的封建藩臣的欢呼推戴,最初无疑是王位继承的先决条件。
[80]凡是中国文化扎根的地方,有关君王的整个神性的观念就散播开来。南诏王在推翻了中国在当地的统治之后,有一块碑上曾刻有歌颂他的铭文,说此王“气受中和”(借自《中庸》),他有能力(像天一样地)“德含覆育”。“事功业绩”(与西藏联盟)是其美德的标志。正如中国的模范皇帝一样,他挑选出“世家旧贵”,并以这些世家旧贵来美化自己(p.443)。这可与《书经》所载作一比较。
[81]参照本页注②。下面我们还会提到官吏被认为具有巫术力量的这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