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邑制度的世袭神性的特性
就我们所知,中国的政治采邑制度最初并不是和(西方意义上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联系在一起的。这两者,和在印度的情形一样,都是在酋长氏族摆脱了古代男子之家及其衍生物的束缚之后从“家庭国家”里发展出来的。根据文献的记载,氏族原先提供战车,同时也是古老的等级划分的基础。在有确切的历史记载之初,这种实际的政治状况就已具有几分清楚的轮廓。它直接继承了那种为所有征服王国共有的原始行政结构,这种行政结构,甚至19世纪时的黑人王国也仍然采用。在这种行政结构下,“中央帝国”,即直接由常胜的统治者通过其官吏(家臣和各部的高级官员)管理的王城周围的“内部”地区,逐渐与朝贡诸侯所管辖的“外部”地区合并。中央帝国的统治者皇帝,只有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其权力以及与此相关的贡品利益,才会干涉这些外部地区的行政。因此,离王室统治地区越远的朝贡诸侯国,受到王权的干涉也就越少、越弱。
某些政治上的问题,诸如:外部地区的统治者实际上是否可以免职,是否是世袭的;藩国的臣民,是否如周礼的理论中所认可的那样,有权向皇帝提出申诉,如有,那么实际运用的程度如何,这样的申诉是否会引起王权对诸侯内政的干涉;与诸侯同列或者位于诸侯之下的官吏,是否如理论所主张的那样,由皇帝的官吏任免,并且实际上依赖于皇帝的官吏;那就是说,三大三小顾问(三公和三孤,即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译者)组成的中央行政部门实际上是否能管辖皇室以外的地区;藩国的武装力量实际上是否由作为最高领主的皇帝统帅;这些政治问题每每得不到牢靠的解决,从而造成政治上封建化的结果。在这方面,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与印度——发展最彻底的地区——一样的:只有那些政治上拥有强有力的掌权者及其扈从的氏族,才能要求及被考虑列入王室的属臣——上自朝贡诸侯,下至宫廷官吏或地方官吏。在这方面,皇帝的氏族是最为优先的。同样地,那些及时归顺皇帝的诸侯的氏族也获得优先,他们可以保有全部或部分的支配权。[1]最后,所有因产生英雄和重臣而出众的氏族,也可要求成为王室的属臣。无论如何,长久以来,神性已不再附着于个人身上,而是附着于氏族。这种典型的现象,在讨论印度的情况时还会详细谈及。身份(等级)并非来自通过自愿称臣和授职而获得的采邑,恰恰相反——至少在原则上——那些贵族氏族的成员,根据家庭传统的等级,才有资格获得一定等级的职位采邑。我们发现,在中国封建的中世纪时代里,大臣的职位,甚至某些使节的职位,牢牢地掌握在某些家族的手里。孔子也是个贵人,因为他出身于一个统治阶级的家族。这些出现在后代碑铭里的“大家族”,都是具有神性的氏族,其地位的经济支柱,主要来自由政治所决定的收入及世袭的土地资产。当然,这种与西方恰恰相反的情形(虽然在某些方面只是相对而言的),其意义仍然是相当深远的。在西方,采邑的世袭性,只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再者,采邑所有者的身份,是根据他们是否拥有司法裁判权来加以区分的;而俸禄(Beneficia)则由职务的种类来区分。最后,骑士等级的身份也有别于其他社会等级的身份,甚至有别于城市贵族。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一个由于土地被占为己有以及(广泛地)实行各种可能的职业分工而严格划分的社会里。
中世纪早期的(在许多方面还非常假定的)日耳曼“王公”的世袭神性的地位,似乎与中国的情形最为接近。但是,在西方封建主义的核心地区,征服与迁徙使得传统的等级秩序彻底结束,导致强固的氏族结构大为松弛。此外,由于军事上的需要,每一名受过军事训练的、有本事的男子都被吸收为骑士等级的成员,也就是说,每一个过着骑士生活的人都可以享有骑士的身份。只是进一步的发展导致了世袭神性,最终导致了“祖谱证”(Ahnenprobe)。中国的情形正好与此相反,在中国,氏族的世袭神性,自历史时代起就是首要的(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这么说)[2];当然,获得成功的暴发户也屡见不鲜。具体的采邑的世袭性,并不像西方后来的发展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毋宁被认为是一种恶劣的滥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以在氏族中的世袭地位为基础对一定等级的采邑的要求权。传说周代制定了五等爵制,并采取依爵位的高低来赐予封地的原则。较为可信的是,居于高位的封臣(诸侯)全都是从古代统治者的子孙里挑选出来的。[3]这点和日本早期的情况一致,是典型的“家族国家”。据史书所载,汉朝灭亡之后,魏即将首都迁到洛阳,并要贵族也偕同搬迁。这些贵族包括魏王室本身的氏族以及古老的世袭神性的氏族,后者当然原先是部落酋长的家族。即使在当时,他们也都还是职务采邑与职务薪俸所有者的子孙,他们根据其祖先的官职而袭封“爵位”(并据此而有俸禄的要求权)。此一原则与罗马的显贵及俄罗斯的任官等级(Местничество)[4]的原则一致。同样,在战国时代,最高的官位牢牢地掌握在某些(具有高等世袭神性的)氏族的手里。[5]真正的宫廷贵族之兴起,是在始皇帝的时代(始于公元前221年),与封建主义的崩溃同时发生。当时,史书里首次提到爵位的授予。[6]同时,由于财政上的需要,首次出现用钱买官职的现象,也就是说,钱财的多少成了选拔官吏的标准。等级的差别,虽然原则上依旧保持着,但世袭神性却崩解了。就在1399年,史书里还提到官降为“平民”的例子。不过,此时的情况已大为不同,而其意义更是完全不同。这时所指的官是学位获得者(即秀才以上的文官),可免于徭役和鞭打之刑;而平民则是负有徭役义务的普通人。在封建时代里,采邑制度是与世袭神性的等级层次相一致的。分封制(Subinfeudation)废止之后,俸禄制度则与取而代之的官僚行政相适应。在秦朝统治时期,就已经制定出俸禄的固定等级;汉朝按照秦朝的榜样,将俸禄分成授钱和授米等16个等级。[7]这意味着封建主义的全面废除。司马迁在其“始皇帝传”中谈到了从封建制度到官僚制的转变过程,其标志是,官职被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享有土地俸禄的关内侯(Koan nei heu)与享有依靠某些地区之租税的租税俸禄的列侯(Lie heu)。前者是纯封建时期的古老采邑的继承人,不言而喻,他们实际上对农民拥有广泛的支配权。这些古老的采邑一直存在到骑士军队被原先是诸侯的后来是皇帝的、自农民中征调而来、训练有素的常备军所取代为止。因此,中国古代的封建主义与西方的封建主义,虽然在内部有所不同,但在外表上却有极大的相似性。在中国,如同在其他各处一样,由于经济的或不适合军事训练的缘故而无法服兵役的人,也没有政治权利。这种情况在封建主义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周代的诸侯在战争之前和实施重大的惩罚之际,都要向“人民”,即向能作战的氏族请教,征兵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也许是由于战车的出现,古代的军队制度才被打破和废弃,这才产生世袭神性的“封建主义”,这种世袭神性的封建主义后来蔓延到政治的官职。《周礼》[8]是这种统辖组织最古老的见证,它已经描绘出一幅具有各种官职的、由官吏领导的非常合理的国家制度的景象。[9]其基础是由一官僚体制来管理灌溉、特殊作物(丝)、征兵登记、统计、仓储等事宜。不过,其实际存在与否,很成疑问,因为据史书所载,此种统辖的合理化,只有在战国时期封建诸国相互竞争的情况下才出现。[10]不过,在封建时代之前也可能还有一个家长制的时期,就像埃及的“旧王国”时期。[11]因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埃及,负责治水及工程的官僚机构无疑是非常古老的,且来自皇室宗族。这一官僚机构的存在,从一开始就顺应时势,缓和战国时期的封建性质,并不断地激发文人阶层思考功利主义的官僚体制和统辖的技术。不过,政治的封建制仍维持了500余年之久。
公元前9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是一个各个独立的采邑国家并存的时代。史书对这个封建时代的情况——我们在前面也曾略微提及——有相当清楚的记载。[12]皇帝是最高的领主(采邑主),在他面前,封臣必须下车以示敬意;正是由于皇帝的赐授,封臣的财产才能够有“合法的”政治名分。皇帝从分封的诸侯那儿得到贡礼。由于这种贡礼是诸侯自愿捐献的,王权因此逐渐被削弱,并具有难堪的依附性。他只分封诸侯,而诸侯以下的封臣与他没有直接的关系。[13]史书上屡有记述,某一城堡,先是交给某个诸侯守卫,后来作为采邑分封给了这个诸侯,这便是某类采邑的由来,秦这个采邑国家就是这样形成的。依照理论,采邑在继承时需重新奏请,皇帝有权决定继承人选。根据史书的记载,如果父亲所指定的继承人与皇帝所指定的相抵触时,皇帝要让步。骑士的采邑,大小差别甚巨。据史书上的一条摘记,每一个采邑可包括1万亩到5万亩的土地(1亩等于5.26公亩,因此这相当于从526公顷到2630公顷之间),附有100到500名住民。[14]另外,按照常规,每1000人提供1辆战车。[15]根据另一条摘记(公元前594年),四个聚居点(大小无法确定)提供144个战士。[16]后来,又有一些通常是很大的聚居点,负责供应一定数量的战车、甲士、马匹、粮食(家畜)等。[17]后世的租税、徭役、征兵等的摊派,明显地承袭了封建时代的做法。较早的时代是征发战车与武士,后来则开始为军队征补兵员,征召徭役、赋及各种实物租税,最后则是货币税。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下面论及。
此外,还有在长子领导下的共同采邑,即共同遗产(Ganerbschaften)[18]在皇室里,长子继承权与由统治者或最高官吏在诸子及血亲之中指定继承者的办法并存。有时,由于舍长子与嫡子而代之以幼子或庶子,会招来封臣的反叛。以后,直到君主制实行的最后时代,基于与祖先祭祀相关的仪式上的理由,规定继承者必须在比死去的统治者年轻的一代里选出。结果,在君主制的最后数十年里,未成年的皇帝相继继位,而皇亲(恭王)及皇太后则实际主政。在政治上,最高采邑主的权力几乎被缩减到无,这是因为,只有边防封臣(边疆总督)进行战争,从而成为拥有重兵的权贵,而皇帝——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逐渐成为一个和平主义的教主。(https://www.daowen.com)
作为最高祭司的皇帝拥有仪式上的特权,成为惟一能进行最高祭祀的人。封臣对皇帝发动战争,在理论上是一种对仪式的亵渎,并且可能因此招致不可思议的恶果。不过,这并不能防止军事叛变的发生。就像罗马帝国的主教声称在宗教会议上具有主座地位一样,中国的皇帝或其使节,也要求在诸侯的集会上享有主座地位,这在史书里屡见不鲜。然而,当个别大的封臣成为强有力的王室大管事(庇护者)的时候,对此权力则视若无睹(这在经典理论上仍是一种违犯礼仪的行为)。此种诸侯的集会颇为频繁。例如公元前650年举行的那一次诸侯集会,反对剥夺真正嗣子的权利,反对官位的世袭与官职的重叠,禁止对高官处以极刑,反对“扭曲的”(Krumm)政策,反对对谷物贩卖的限制,主张孝行、敬老、尊贤等。
帝国的统一,实际上并不表现在这些偶尔举行的诸侯集会里,而表现在“文化的统一”里。正如同中世纪的西方一样,中国文化的统一由三个要素表现出来:1.骑士等级的习俗的统一;2.宗教的即礼仪上的统一;3.文人阶层的统一。礼仪上的统一和车战骑士封臣与城堡采邑主在身份上的统一,具有与西方相类似的形式。在西方,“野蛮人”与“异教徒”被视为同类;而在中国,野蛮人或半野蛮人的标志主要是礼仪不正确。例如,秦侯在献祭时出了错,即被指为半野蛮人。对一个礼仪不正的诸侯发动战争,则被认为是一种可嘉的行为。以后,中国许多来自北方的塔塔尔族所建立的征服者王朝,若能正确地按照仪式的规则行事(因此也符合文人阶层的要求),则它们在礼仪传统的拥护者的眼里,就是个“合法的”王朝。那些部分源于礼仪、部分源于骑士等级的“列国法”的要求,至少被理论上当作文化的统一性而要求各诸侯加以遵循。历史上曾有过通过诸侯集会共谋国内和平的努力。根据理论,若是邻国诸侯处于丧服期或贫困的状态,特别是遭受饥荒之时,对其发动战争,就是违反礼仪。饥荒发生时,邻国必须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救济同胞的义务以告慰神灵。谁要是加害于自己的领主,或发动不义战争,则无论是在天上或是在祖庙里,都无容身之处。[19]明告会战的时日与地点,是一种骑士作风;不过,一旦开战,必决胜负,因为此乃神判。“人们必须知道,谁是胜者,谁是战败者。”[20]
当然,列国政治所显示出的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而毋宁是大小封臣间的无情的争斗。小封臣随时伺机争取独立,而大诸侯则一心一意地想趁机吞并邻国。结果,据史书所载来判断,整个时代充满了空前的血腥的战争。尽管这样,理论并非毫无意义,确切地说,它是文化统一性的重要表现。此种统一性的代表者是文人,亦即能够断文识字的人。诸侯利用他们合理地进行统辖以增强国力,这和印度的王侯之利用婆罗门,西方的诸侯之利用基督教的教士,如出一辙。7世纪的赋(颂歌)里,所称颂的是战士,而非哲人与文人。中国古代高傲的斯多葛主义以及对“彼岸”的毫无兴趣,可以说是这一黩武主义时代的遗产。不过,公元前753年,曾有秦国任命宫廷史官一职(他们同时也是宫廷天文学者)的记载。诸侯的“典籍”——宗教礼仪大全与编年史(先例的集成)——成为掠夺的对象,而文人的重要性也明显地提高。[21]他们管理诸侯的账目,处理诸侯的外交文书。史书上保存了许多这类书信(也许是将它们作为范例而收集起来)。它们大都是些马基雅维里式的手段(Machiavellistische mittel,从15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Machiavelli的著作而得名,意为政治上不择手段的、使用权术的——译者),例如,通过战争和外交途径打败邻国诸侯,策划结盟,从事战争的准备——主要是合理组织军队、制定仓储政策及税收政策。很显然,他们俨然是诸侯的簿记员。[22]诸侯互相干涉对方选用文人,并离间文人与对手的关系。文人则反而互通信息,互换职务,往往造成一种游历仕宦的局面。[23]他们就像西方的教士和中世纪后期的世俗知识分子一样,游历于各个宫廷,并自觉为同一个阶层。
战国诸侯为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导致诸侯的经济政策的理性化。[24]文人就是政策的执行者。商鞅,文人的一个代表,被认为是理性化内政的创始者;另一个文人魏冉,则创建了理性的国家军队制度,使秦国后来得以凌驾于他国之上。在中国,与西方一样,大量的人口,尤其是财富——无论是诸侯的,还是臣民的——都成为强化国力的政治目标。[25]和西方一样,诸侯及其文人(即其礼仪上的顾问),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其部下的顽强的反抗,此种受部下威胁的命运,和他们自己从前的领主所遭受的一样。诸侯们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再分封;文人们也确立了如下原则:官位的世袭是有悖礼法的,渎职失守则会招来神秘的灾祸(早死)。[26]所有这一切表明,由封臣,亦即由具有神性的大家族进行统辖的制度,已让位于官僚体制了。这种变革也反映在军事领域里:诸侯创设了禁卫军[27],置于职业军官的统帅之下,并由诸侯提供装备与给养(与租税及仓储政策配合),取代了由招募来的封臣组成的军队。存在于普通老百姓与具有神性的强宗大族之间的等级对立,是贯穿整部史书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些强宗大族,驾着战车,带着随从,随诸侯奔赴战场。人们的服饰有明确的级别[28];这些强宗大族通过婚姻政策以确保他们的地位[29],即使是在商鞅理性治理下的秦国,也依旧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区别。贵族与庶民总是严格区分开的,不过,这里所说的“庶民”并非农奴,而是指被排除于封建等级制、骑士战斗与武士教养之外的自由平民氏族。我们发现,庶民所采取的政治立场不同于贵族。[30]不过,正如我们下面所要说明的,农民大众的处境是困难的,只有在领主国家开始发展时,诸侯才会与毫无特权的阶层联合起来,以对抗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