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官僚体制国家之恢复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统一的官僚体制国家之恢复

战国诸侯的数目,由于战争而锐减到少数几个统辖合理的统一国家。最后,于公元前221年,名义上的王朝及其所有其他的封臣都被扫除之后,秦王成功地将整个中国并入“中央帝国”,并入他的世袭领地,就是说,置于其独特的官僚统辖之下,而成为第一位皇帝。秦王当了皇帝以后,取消了古代的封建枢密院,代之以丞相(类似罗马的近卫长官Praefecti praetorio)。把军政长官和民政长官区分开来(就像罗马后期的制度一样),并把两者置于君主的监察官的监督之下(类似波斯的做法),后者再往后发展成为巡回御使(巡抚使,Missi dominici),从而建立了一个真正的专制制度,取代了古代的神权封建秩序。与此同时,他建立了一个根据功绩与皇恩晋升的严格的官僚制秩序。任何官职的提升都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有助于此种官僚体制的“民主化”的,是独裁君主与平民阶层为对抗贵族等级所结成的行之有效的天然联盟;不仅如此,有助于这种“民主化”的还有财政上的因素:如前文所述,据史书记载,正是这位始皇帝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开创了卖官的先例。此一措施必然使得富裕的平民跻身于食国家俸禄之列。然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个原则问题,任何政治权力的出租,包括在皇族之内的出租,都是被禁止的。虽然等级的划分仍然保持不变[31],但随着官阶等级制的确立与巩固(其萌芽可见之于战国时代),出身卑微的官吏的晋升机会大增。事实上,新的皇权是借助平民的力量战胜封建势力的。到那时为止,平民出身的人,只有在文人阶层以内,以及在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在战国时代的史书里我们发现,从统辖的合理化开始之后,不少出身贫困卑微的人成为君侯之心腹,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获取地位。[32]文人凭借自己的能力以及对礼仪的熟谙,要求优先授以高位,甚至在君侯的近亲之上。[33]当然,文人的这种地位不仅遭到大的封臣的反对,而且在通常情况下文人的职位是非正式的,诸如不管部大臣,或者(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作为诸侯的“听取忏悔的神父”。文人不得不和采邑贵族进行斗争,因为后者反对外人出任他们想垄断的官职。始皇帝在位初期,我们发现,就在帝国统一前的公元前237年,有一则驱逐外地文人(以及商人)的记载。不过,由于君侯对于权力的关注,最终取消了这项措施。[34]他的首任丞相——自称是出身低贱的暴发户的李斯——仍旧是一位文人。帝国统一之后,从专制君主的碑石刻文中可以看出[35]:独裁君主之理性的、反传统的专制主义,反过来与这股文化贵族势力,亦即文人的社会势力发生冲突。“皇帝位尊于古,”[36]意思是说不得以古制今,古代的诠释者亦不得支配君主。如果传说可信的话,在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始皇帝为了毁灭所有的古典经书和文人阶层而焚烧经书,并传言活埋了460名文人。这意味着任人唯亲、无视出身或教养的纯粹的专制主义的开始。在这方面,任命宦官(赵高)为宫宰及皇次子之教师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37]始皇帝死后,这个宦官和那位暴发的文人(李斯)即拥立始皇帝之次子登基,而反对受军队将领支持的长子(扶苏)。这样,纯粹东方式苏丹制的任人唯亲与等级公平和专制独裁相结合的制度似乎就在中国登场了。自此之后,在中世纪的几个世纪里,出身文化士人的贵族一直同这种任人唯亲的体制进行斗争,而斗争迭有胜负。皇帝为了显耀其地位的尊严,将自由民自古以来的称呼“民”取消,而代之以“黔首”(“黑头”或“臣仆”)之名。为了兴建皇室的各种建筑物,徭役负担大幅度增加,[38]这就要求无情地和无限度地支配国家的人力和财力,[39]就像埃及法老帝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史书记载,始皇帝的继任人(秦二世)在位时,那位全能的宫中宦官(赵高),曾建议统治者与“民众”结合,不必以身份或教养为授官的准则,因为如今的时代已非修文饰而是以武力来支配的时代。赵高的这一建议完全符合典型的东方家产制(Patrimonialismus)。另一方面,始皇帝拒绝了巫师们(方士)要他“隐身”的企图。[40]方士们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提高始皇帝的威望,实际上是想将他像达赖喇嘛那样地束之高位,而将管辖权完全交付在官吏的手里。始皇帝识破了方士们的意图,为自己保留住了真正意义上的“独裁”。

对这种暴虐的苏丹制进行暴力反抗的,不仅有古老的家族、文人等级、军队(饱受筑野战工事之苦),还有被兵役、徭役与租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氏族。暴动的领导者都出身卑微,例如,军队暴动的首领陈涉,原是个劳工;农民领袖和汉朝的创建者刘邦,原是农村的亭长。由其氏族和其他农民氏族结成的联盟,构成了他的政权核心。不是贵族阶层,而是一个暴发户取得了胜利。这个暴发户(刘邦)推翻了前朝,并在各个分封王国一一瓦解之后,重新统一了帝国,为新王朝奠下权力的基础。不过,成果最终却落入文人的手里,他们理性的经济和管理政策,在皇权的重建上,又再次地起决定作用。同时,在管理的技术方面,他们也胜过一直被他们反对的宠臣和宦官。此外,特别是他们拥有经典、礼仪与文字(当时是某种神秘的技艺)方面的知识,因而享有巨大的威望。

始皇帝创立了(或至少试图建立)一套统一的文字、度量衡制度以及统一的法律和行政细则。他夸耀自己消灭了战争,[41]并“夙兴夜寐”而得以建立和平与国内之秩序。[42]并非其所有的制度都被汉朝保留下来,但最重要的是封建制度被废除了,一个凭个人功绩而获官职的政权建立了起来。这些家产制的新政,虽然被文人们诅咒为是对古老的神权政治秩序的亵渎,但在汉朝复辟后被保存了下来,且最终的获益者独为文人。(https://www.daowen.com)

向封建主义倒退,是很久以后的事。在司马迁的时代(公元前2世纪),即在武帝与其宠臣主公偃(Tschu fu yen)统治的时代,那些新建立起来的封建体制——由于授封给皇帝诸子官职采邑而再度产生——有必要加以废止。首先,皇帝派总督到封国的宫廷进行监督,所有官吏的任命由皇室决定。其次,公元前127年,为了削弱封国的权力,皇帝下令封国之诸子分割封地。最后,在武帝统治时期,一向被贵族占去的宫廷官职封授给出身卑贱的人(其中之一原是个养猪的)。贵族们强烈反对最后这项措施,但在公元前124年,文人成功地保住了高等官职。我们在下文中将会说明,儒士是如何与反士人的道教徒斗争的。后者不仅反对民众教育,并且因其巫术关系,起先是与贵族,后来则与宦官互相勾结。但是,这一斗争,在当时并没有获得最后的解决。在儒教的等级伦理里,还留存着明显的封建遗迹。例如,孔子本人虽未明言但却不假思索地提出,古典教养是成为统治阶级成员的决定性前提。而照惯例,古典教养事实上只限于传统“世家”的统治阶层。君子这个词,也起源于具有世袭神性的氏族才够资格拥有政治权力的等级统治的时代,它原先指的是“像君侯般的男子”,即“勇士”;但在儒家的学说里,这个词用来形容有教养的儒教徒,而在孔子本人的眼里,这个名词就相当于“有教养的人”。不过,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开明的”家产制的新原则:只有个人的功绩,并且只有功绩本身,才是取得官职的必备条件,包括统治者在内。当然,此一原则的进展异常缓慢,甚至从纯理论的角度上看,往往还出现了倒退的现象。至于这一原则的实践情况,我们下面即将谈及。社会秩序里的封建要素逐渐消退,而家产制则成为儒教精神的根本结构形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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