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吏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中央政府与地方官吏

就像所有幅员广大而交通不够发达的家产制国家形态一样,统辖的中央集权程度在中国是非常有限的。在官僚制国家建立之后,京畿之内与外地的官吏之间,亦即古来皇帝之领地内所任命的官吏与州郡地方官吏之间的对立,及等级上的差异,仍然继续存在。再者,当中央集权化的努力一再失败之后,官职的任免权(Ämterpatronage)——除了某些州郡的最高官职外——以及几乎是全部的财政管理权,最后都一一交给了州郡。围绕着财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化这个问题,新的斗争不断发生,贯穿于所有大的财政改革期。和其他改革者一样,11世纪时的王安石所要求的是有效地统一财政管理:税收在扣除征收经费之后全数缴纳中央,并要求统一帝国的预算。但是,由于运输上的巨大困难与地方官吏的利益所在,王安石的这一改革措施事倍功半。除非帝国是在一个非常果断坚决的君主统治之下,否则官吏就会经常少报有纳税义务的田地面积与应该纳税的人口数,短报之数大约是已公布的土地户籍登记数字的40%。[44]当然,地方州郡的杂费必须事先扣除,这样,上交给中央当局的租税收入就所剩无几了。最后,中央认输了:自18世纪初到现在,类似波斯省长的地方督抚,享有按一定标准确定的贡赋,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根据需要变动贡赋的标准。关于这点,下面会谈到。这种租税配额的规定,对于地方督抚的实力地位而言,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影响。

地方督抚向中央推荐需要任用的辖区内大多数的官吏。当然,任命是由中央政府进行的。但是,官方所承认的官吏数目很少[45],由此可以断言他们是无法以一己之力来治理其庞大辖区的。就中国官吏万事皆管的职责而言,幅员相当于普鲁士一个县(Kreis)的辖区,即使是上百个官吏也无法治理好,而普鲁士的一个县,只需一个官吏就能治理好。帝国就像一个以最高祭司为首的由督抚管辖区组成的联邦。权力在形式上——只是在形式上——掌握在大的地方官吏的手中。帝国统一之后,皇帝们巧妙地运用家产制所特有的手段维持其个人的权力。官吏的任期相当的短,通常是三年一任,任满之后,必须转往他省就任。[46]禁止官吏就任于自己家乡所在的州省,同一辖区内也同样禁止任用其亲属。此外,还有一个以所谓“御史”的面目出现的系统化的间谍网。然而,所有这些措施都不足以建立起一套精确而统一的管理。原因何在呢?下面我们就来探讨。按照原则,在中央的合议机构里,一个衙门的长官同时必定是另外的合议体中的一员,而且从属于另一些衙门的长官。此一原则,既妨碍了管理的严密性,本质上又无助于统一。中央对地方的州省更是无可奈何。除了偶尔遇上强而有力的君主统治外,地方辖区都在租税征收上扣取自己地区的花费,并且假造土地账册。财政上“被动的”(Passiv)省份,例如部队的长期驻地或军械库所在地,则通过一套错综复杂的系统,从富裕的省份转运来物资。除此之外,中央和地方省份都没有可靠的预算,只有传统的拨款。中央当局对于地方财政缺乏明确的了解(其结果我们下面还会谈到)。直到最近几十年,州省总督还自行与外国列强缔结条约,因为中央政府缺少这方面的机构。正如我们下面即将指出的,几乎所有真正重要的行政命令,形式上是由州省总督来制定,而实际上却是由非官方编制内的僚属所拟定的。直到最近,下属的官府通常只将中央政府的敕谕看作是伦理性的、权威性的建议或期望,而不是命令。这是符合皇权的最高祭司与神性的本质的。此外,一眼便可得知,所有这些上级的敕谕,从内容上看,并不是命令,而是对政务执行的批评。当然,个别的官吏是可以随时任免的,但是中央当局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好处。对中央当局而言,为了防止官吏变成封建家臣那样的独立的政治势力,官吏被禁止就任于故乡州省,并规定三年一调——如果不是调任他省,至少是调任另一官职。这些措施虽有利于帝国统一的维持,但其代价则是中央任命的官吏无法于其统辖的地区扎根。官吏(Mandarin,指清朝官吏)带领着他的整个氏族成员、亲朋好友与仆客,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州省去就任。他往往不懂当地的方言,一开始就必须仰赖译员的辅助。再者,由于对当地基于惯例而来的法规不熟悉,他很可能因触犯了这些体现神圣传统的地方法规而招致危险。因此,他必须完全仰赖于一个非官方身份的顾问的指导,后者是受过经典教育的本地人,精通当地的习俗,俨然是个“听取忏悔的神父”。官吏不仅尊敬这个被他称之为“先生”的顾问,而且往往对之言听计从。再者,“先生”不仰赖官方派来的、享有国家薪俸的、非本地出生的僚属,而仰赖非官方身份的一大批助手,并自掏腰包来供养他们。这些非官方的助手自然是从许多出生本地的官职候选者中挑选出来的。既然官吏举措无所适从,他就必须依靠这些尚未就任官职、但却熟知地方人情世故的人。最后,当他到一个新的州郡做官时,他也必须依赖州郡原有部门的各个主事,从他们那儿求取有关庶务与风土的知识。[47]毕竟后者对于地方事务的精通,要长他数年之久。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实际的权力落到了非官方的本地僚属的手中,官方任命的职位较高的官吏无法修正和监督这些本地胥吏的政务。因此,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和中央官吏,对地方的情况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一贯且合理地介入了。(https://www.daowen.com)

中国的家产制,为了防止封建等级制的复辟,亦即防止官吏从中央集权中独立出去,采取了一套举世闻名、成效卓著的办法:实施科举,以教育资格而不是出身或世袭的等级来授予官职。这对中国的行政与文化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下面我们会谈到。但是基于上述条件,中央有关当局未能建立起一套精确的、正常运转的机制。妨碍这种机制正常运转的,还有产生于官僚阶层的根深蒂固的(部分由宗教决定的)等级伦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讨论到官吏之形成的篇章里将进一步加以说明。在中国,和西方一样,家产官僚制是个稳定的核心,并以此为基础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家。合议机构的出现与“专管部门”(Ressort,或作管辖范围——译者)的发展,在中国与在西方都是典型现象。但是,正如我们下面所要提及的,官僚制运行的“精神”,在中国与在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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