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的负担:徭役国家与租税国家
这种不同的“精神”,有其相异的社会学基础。中国官僚制的精神是与公共负担的制度相关连的,而西方的官僚制精神则随货币经济的变动而发展。和其他各地一样,中国的部族酋长或君侯原先是分配到一块田地(公田Kong tian,相当于荷马笔下的希腊的公田Tenemor),由国人一起来耕作。“井田制”——八块正方形田地围绕着一块位于中央的国有田地——便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共同的徭役义务也来源于此,此后,由于水利工程的迫切需要,徭役义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田地的这种耕作方式,加上水利工程的管理,导致后来一再出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经济特权思想,并且在术语上保存下来(有如在英国一般)。然而和埃及的法老一样,中国的皇帝很少能阻挡人们把土地划分成出租的王室领地与课税的私有土地。根据术语中个别残留的痕迹看来,租税一部分是惯常的礼品,一部分是被征服者的进贡义务,另外一部分则是皇权土地所要求的赋税:国有土地、纳税义务与徭役义务,长久以来以不固定的关系并存。以何者为主,要视不同的情况而定:包括国家的货币经济——如前所述,由于币值的缘故而非常不稳定——所达到的程度、国内安宁的程度以及官僚机器可靠的程度。
家产官僚制最初起源于对初潮(Vorflut)的治理与运河的开凿,也就是说,起源于建筑工程。君主的实力地位来源于臣民最初的为治水所服的不可避免的徭役,就像埃及与中东的情形一样。统一的帝国则来源于对在越来越广大的领域内统一治水的日益广泛的关注,对此的关注则与保护可耕地免受游牧民族之侵扰的政治需要相关连。中国的历史生动地说明了这点。根据传说,“神圣的”(传奇的)皇帝大禹,治理初潮,开凿运河。而中国第一位纯官僚制的君主“始皇帝”,则被认为是运河、道路、要塞——特别是长城(实际上他只完成了一部分)——的最伟大的修筑者。这些建筑工程,不仅用于治水,还用于国库的、军事的、粮食供给的目的,例如从长江挖通到黄河的大运河,就是用来转运南方的贡米到蒙古大汗营建的新都(北京)的。[48]据官方的记载,一次有5万名苦役同时筑堤,修筑的时间持续了好几个世纪,因为修筑工程是逐段完成的。连孟子也认为,较之租税,徭役是一种更为理想的满足公众需求的方式。君主根据占卜选定新都之后,便不顾其臣仆的反抗而要他们随之搬迁,这和中东地区的情形一样。流放者和半路上抓来的壮丁,看守这些堤坝和水闸,并作为修筑工事与开荒的部分劳动力。在西部边陲州郡的军队的劳力开垦荒地,逐步把沙漠变成耕地。[49]这种单调的命运是一种可怕的重负,对此——特别是筑长城的苦役们——的哀怨可见诸现存的诗篇里。徭役往往几乎长达一生,妻子因缺少丈夫而感到不幸,儿女无人抚养。[50]经典学说中极力反对君主像埃及那样,将臣民的徭役浪费在私人目的的建筑上。在中国,随着公共劳动在官僚制组织下的发展,这样的浪费亦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一旦徭役制度崩溃,沙漠便开始延伸至中亚地带,而辛勤开垦的耕地,如今已完全为沙砾所掩没。[51]与此同时,帝国的政治效能也随之开始动摇。史书中往往抱怨,王室的田地没有农民去耕种。只有少数卓越的人物才能统一地组织和领导这个徭役国家。
不过,徭役仍然是满足国家需求的古典的形式。是通过实物经济政策(徭役),还是通过货币经济政策(招标)满足国家的需要,这个问题,在17世纪时,由于运河需要进行某些修理而在皇帝面前提出来讨论。最后决定以货币支付招标,因为否则的话,重整工程需要10年的时间。[52]在和平时期,政府则不断尝试派军队服徭役,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例如,一直到明朝的1471年之前,还规定运往京师的米粮,一半由军队运送,一半由平民运送。1471年这年,则下令由军队单独负起运送米粮的工作。[53]
除了军事征召、徭役与贡赋义务外,中国早就有租税。诸侯国中的秦国很早(公元前6世纪)就废止了在国王的领地上耕作的徭役;到了公元前3世纪,秦国君主就成了整个帝国的第一位皇帝。
当然,捐税在很早以前便已存在。和世界各地一样,皇室的必需品分别由不同的地区以实物来提供,[54]此一制度的遗迹一直留存到现在。实物捐税制度,与家产制军队、官吏系统的创立有密切的关连。和其他地方一样,这两者都由国库来供养,并发展出固定的实物俸禄。不过国家的货币经济也时有进展。据文献记载,至少在汉代,大约在我们世纪之初,货币经济已大为发展了。[55]伴随着货币经济发展的一般性趋势,还有临时性的徭役(特别是为了土木工程、快驿与转运)、实物与货币捐税、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以及为了供应宫廷需要的某些奢侈品的庄宅经济(Oikenwirtschaft)[56]等,还一直存在至最近。
这种向货币税发展的趋势,特别表现在地租方面——直到近代,地租仍是最重要的一种租税。关于地租的有趣的历史,本章不打算详述。[57]待下一章谈到农业制度的时候,我们再详细加以论述。这里,我们只想谈一谈中国的税收制度。和西方的家产制国家一样,中国的税收制度有时是相当不统一的,这是由于非投资于土地的资产对于幅员辽阔的帝国的管理及其税收技术而言是“看不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当不统一的税收制度逐渐发展为统一的税制,办法是将其他所有的捐税都转变为地租的附加税。政府之所以一再采取典型实物经济的措施,亦即通过徭役与贡赋尽量地满足国家的需要,其部分原因也许正是由于无法掌握这些看不见的财富。除此之外,也许真正首要的关键性因素,是通货极不稳定的状况。一般而言,所有统辖范围广大的家产制国家的土地租税,有两种发展倾向:
第一,将土地租税转换为货币租税,并且这种转换扩及于所有其他的负担,特别是徭役与其他的贡赋义务。
第二,将土地租税转变成一种分摊的租税,最后变成根据固定的配额由各州郡负责征收的固定贡税。这一非常重要的过程,我们已简单谈过。
满洲王朝治下帝国的和平安定,使宫廷得以放弃变动的收入,并导致1713年那道有名的敕令。此道敕令被誉为使18世纪的中国重新踏入盛世的泉源。此一诏书的目的在于使州省的土地租税义务转变成固定的捐税。关于这点,我们马上就会谈到。除了土地税以外,盐税、矿税以及关税,都纳入中央政府的收入。事实上,须向北京缴纳的税款,也是按照惯例固定下来的。只是与欧洲列强进行的多次战争,以及太平天国革命(1850—1864)所引起的财政上的困境,才使得在罗伯特·哈特爵士(Sir Robert Hart)杰出的财政管理下实行的“厘金”-关税(Likin-zölle,内地的货物关税——译者)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支柱。(https://www.daowen.com)
这种摊派租税定额的经济措施,引起了一系列的后果:徭役变得可有可无,乃至被废止,强制性的通行证与所有对迁徙自由的限制被取消了,所有对职业选择、房屋占有情况与生产方向的监督控制也停止了。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帝国的和平安定与人口的巨大增长。根据土地登记册数字(当然,部分是非常成问题的),中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是非常不稳定的,不过满清初期的人口数与一千九百年前的始皇帝时的人口数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无论如何,十几个世纪以来,所谓的人口数均浮动于5000万到6000万之间,但是自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叶,人口数则剧增到大约3.5亿到4亿之间。[58]中国人名闻遐迩的营利欲,无论是在大规模活动方面,还是零星买卖方面,都发挥出来,积聚起相当可观的私人财产。不过,这个时期也出现了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
1.人口与物质生活虽有惊人的发展,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却仍然保持完全静止的状态;经济领域里虽存在极有利的条件,但却丝毫看不到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苗头。
2.中国曾经有过的大量的对外输出贸易,并未重新活跃起来,反而只开放一个港口(广州)与欧洲人进行消极贸易(Passivhandel,入超大于出超——译者),且受到严格的监管。
3.居民的内心缺乏对自己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兴趣,因而并不谋求冲决上述的限制。
4.一般而言,在技术、经济、管理等各领域里,都未见到有任何欧洲意义上的“进步”迹象。帝国的财政力量显然应付不了因对外政策上的需要所带来的沉重压力。
我们的中心问题便是根据人口不寻常增长这个事实——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毕竟无可置疑——对上述匪夷所思的现象作出解释。
这些奇怪的现象,既有经济上的原因,也有精神上的原因。我们先讨论前者,这是属于国家经济的范畴,因而本质上也就是政治的问题。政治-经济的因素和“精神的”因素一样,都是由中国居于领导地位的阶层——官吏阶层与候补官员阶层(亦即“官绅”Mandarinen)——的特性所造成的。首先,我们要讨论这个阶层的物质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