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阶层与按配额征收的赋税
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官吏原先是仰赖国库支付的实物俸禄,后来则越来越仰赖货币俸禄,并且持续不变。形式上,政府支薪给它的官吏,但实际上得到政府薪俸的只有一小部分担任管辖工作的官员。这样,薪俸往往只是他们收入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官吏既无法赖其薪俸生活,也无法靠薪俸支付其义务内的行政开销。实际上的情形是这样的:官吏就像个封建领主或总督,负责向中央(下级官吏则向州省政府)上缴一定的租税额,而他自己则从实际征收来的租税与捐税中支付行政经费,并将余额留给自己。官吏的这种权力,虽很少(至少没有充分)得到官方的认可,但事实毕竟如此,并且确定了下来,这也是政府的收入靠配额租税制获得的结果之一。
1713年施行的所谓固定地租,乃是皇权对受俸官员在财政及政治上的让步。事实上,地租并没有因此转变成(像英国那样的)固定的土地租税,而是中央政府确定州省官吏所辖区域内每年的税收总额。王室在此总额中抽取一定的数额,算是州省的贡赋。这样,从效果上看,中央政府只不过永远规定了这些总督俸禄的纳税数额。这一措施的意义,从以下这种提法中可以看出:州省中的某些特定地区“有纳税义务”,而其他地区则“免税”。事实上,地区的周期性人口统计就依此登录。当然,这并不是说,相应数额的人口是免税的,只是官吏并不将他们列入法定征税的范围之中。早在1735年,皇帝即下令废止人口调查中这两个范畴的区别,因为此乃无谓之举。
与一切家产制统辖这种天然的性质相适应,官吏从其所辖区内所得的收入被看作为他的俸禄,事实上与其私人收入并无区别。[59]食俸禄的官员绝不愿意将地租(或其他租税)合算成一总额向纳税人征收。事实上帝国政府也并不是真正想以这样的方式来固定租税。家产制惯有的原则是:官吏不仅必须从他的收入里支付其管辖区内的民政与司法事务上的开销,并且还必须自行支薪给他的幕僚。根据专家估计,即使是最小的行政单位(县),幕僚的人数都高达30到300人,而这些人往往是由人民中的渣滓来充任。如前所述,官吏只是个任职州省的外地人,没有这样的一批幕僚是无法进行管理的。他的私人费用与行政开支并无两样。由此可见,中央当局无法悉知各个州省的实际总收入,而州省总督也不了解地方府县的收入……
另一方面,纳税人奉行这样一种原则:对于非传统固有的任何捐税,采取坚决反抗的态度。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有关的原因,我们下面会谈到。官吏们对于一再试图扩大捐税的做法的反抗,本质上受到自己权力地位的制约,故而天生困难重重。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自有两种增加收入的手段:第一,他们可以加收至少10%的税款来作为征收的经费。第二,对于无法如期缴付者,也可以加征类似的税款,不管拖欠的原因是由于债务者有意或无意的,还是(经常都是)官吏有意造成的。再者,将实物租税转换成货币税,而货币则转以银纳,再转成铜钱,而后又再改为银纳,所有变换过程中的兑换率,都操纵在收税者的手中。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很有影响的人士莫不倾向实物租税,并且总是如愿以偿。
不可忽略的是,按照家产制的原则,官吏的每一项公务活动都必须以“礼物”来回报,法定的收费表是不存在的。官吏的总收入,包括这些额外的收入,起先是用来支付职务上的杂费及其义务内的行政支出。国家在内部行政上的支出只是总支出中的一小部分。再者,上级官吏的收入从直接掌握税源的下级官吏所征得的总额中抽取。下级官吏的任务,只是根据传统的清账册,将税款(通常数额并不多)上缴给自己的上司。因此,在其就任之时,以及逢年过节之际,他就必须尽可能地献上“大礼”,以博取对其命运有决定性影响力的上司之欢心。[60]此外,他还必须对其上司的没有官职的幕僚们礼数周到,给他们一大笔赏钱,因为他的命运也在他们影响所及的范围。假使他想如愿谒见上司的话,就连阍者的礼数都不可缺。此种赠礼层层上达,直至宫中的太监,而太监甚至向朝廷高官收索贡礼。光就地租一项,专家估计,官方宣称的税收与实际的税收,两者间的比率是1∶4。[61]
1712—1713年间,中央政府与州省官吏在租税问题上达成妥协。以货币经济形式达成的这项妥协,大致相当于西方的封建义务在自然经济形式下的固定化。不过,这其中仍有相异之处。首先,在中国,正像在所有特殊的家产制国家一样,关键问题是俸禄而非采邑。中央当局仰赖家产制国家所特有的受俸官吏——其俸禄来自支付公用事业的费用与征收的租税——提供的实物贡赋,特别是货币贡赋,仰赖他们的管理效率。而西方的诸侯,则仰赖自行武装的骑士的服役与军事作战能力。其次,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西方也有俸禄,规费俸禄与租税俸禄都有。它们最早实施于教会,后来家产制国家也起而仿效施行。而且,它们要不是终身俸禄(除非正式免职),就是像采邑一样的世袭性占有,甚至还可以买卖转让。作为俸禄基础的规费、关税与租税,则由特权或惯例加以固定。
在中国,如前所述,“按预算的”(etatmäβig,列入国家计划的)官吏是可以被任意免职或转任的。再说,一任的时间也不长。这样做的目的,部分(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央统辖的政治权力,同时——时有此例——也可以让出机会给其他的候补官员。[62]官吏阶层,就整体而言,保证能享有来自俸禄的巨额收入,但就个别的官吏而言,其地位是朝不保夕的。取得官位得付出昂贵的代价(求学、买通、赠礼与“规费”),任官之后往往债务缠身,因而不得不在短短的任期之内尽其敛赋之能事。在没有固定的税额与保障的情况下,他可以趁机大捞一把。不用说,当官确实是为了敛财,只有在做得太过分的情况下,才会为人攻击。这一点从许多诏令里便可以看出。例如,根据1882年3月23日的《京报》所载,广东的一名官吏,在数月之内就聚敛了比惯常的数额多出(注意!)10万两的银子。福建的一名受雇的书记,也能买得江苏地方首长的职位。负责关税的官吏每年则能取得10万—15万两的收入。
不过,这种状况还产生了其他的和影响深远的效果。首先,中央统辖的权力地位,由于建立了官吏的调动制度而获得最有效的保证。因为在不断改组与机会转换的情况下,每一名官吏都竞相争取俸禄。这样,他们的个人利益就无法统一起来,与上级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十分尴尬。中国官吏阶层的所有权威性的和内在的束缚,与此息息相关。当然,官吏中也存在着“党派”。他们因同乡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受教学派的固有特点而集结在一起。例如,在最近几十年里,北方诸省的“保守的”学派,就与中部诸省的“进步的”学派及广东省的“激进的”学派,相互对立。当时,皇帝的诏令里还提及同一衙门里尚有崇尚宋学者与崇尚汉学者的对立。不过,由于明文规定,在州省任职的官吏必须是外地人,而且不断地从一个省调到另一个省,加之中央当局也慎重地将互相敌对的学派成员和乡党成员,混合在同一个管辖区域和相同的职位上,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至少不会发展出有可能危及到帝国统一的地方分治主义。这种地方分治主义有完全不同的基础,我们下面就要谈到。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官吏在上司面前所表现出的软弱,是用对下属的依赖换来的。此一俸禄结构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是伴生出行政上与经济政策上极端的传统主义。此种传统主义,纵然可以从思想观念上进行解释——我们下面就要谈到——但也有高度“理性的”基础。
对传统的经济和管理形式的任何干预,都会侵害到起决定性作用的阶层的利益,影响到他们难以估计的进项和俸禄。既然任何官吏都有可能被贬到所得机会较差的地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全体官吏团结一致地强烈阻止(至少和纳税人一样强烈)每一次改革规费、关税与租税制度的企图。在西方,各种所得机会,诸如海关收入、护送收入(中世纪时,以武装兵护送旅行者而向其课税——译者)、渡桥税、通行税、货栈税、道路税、手续费等等,均永久性占有,使得相关的利益一目了然。在通常情况下,确定的利益集团可以联合起来,借助武力或通过妥协与特权来解除种种沟通的障碍。
然而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位于最高支配地位的官吏阶层并不是个别地占有得利机会;得利机会毋宁是由可以任免的官吏所构成的整个等级所占有。他们集体反对任何的干预,并且团结一致,怀着极端的憎恨,迫害那些号召“改革”的理性主义理论家。只有自上或自下而来的暴力革命,才有可能改变这种形势。一般而言,任何改革都会危及到每个官吏现在或者未来的规费利益,无论这种改革措施是指以便宜得多的海路汽船来运送贡赋而取代通航于运河的河船之转运,还是指变更征税、旅客运送、请愿或诉讼之传统的解决方式。只要看看1898年由光绪皇帝所提出的一连串改革计划,我们便能明白,即使是部分实施,都将引起官吏收入情况的巨大变化。因此,改革毫无希望,这是可以估计到的,因为不仅有一股巨大的物质利益与之对立,并且也没有独立于这些利益团体之外而与利益无涉的执行机构来实现它。各州省的“分离主义”,尤其是财政上的分离主义,其根源就是这种传统主义。这是因为,任何统辖的中央化,都会极为严重地危害到州省官吏及其非官方党羽的俸禄。正是这个因素,使得帝国中央统辖的理性化以及统一的经济政策无法实现。
此外,认识到以下这点,具有重要的原则意义。纯家产制国家组织——大多数东方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的普遍命运和我们的预期相反,货币经济不但没有削弱传统主义,结果反倒强化了它。这是因为,货币经济与俸禄结合之后,为起决定作用的阶层创造了特殊的得利机会。一般而言,这些得利机会,不仅加强了他们坐食红利的思想(Rentnergeist)[63],而且促使他们拼命维护现存的、他们参与的经济条件,因为这是他们利益的关键所在。我们发现,在埃及、伊斯兰国家与中国,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国家的收入也相应地日渐俸禄化。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一旦俸禄的占有没有实现,在此之后,不消多少时间,就会出现我们通常所说的“僵化”现象。由此可见,这是东方家产制及其货币俸禄的一个普遍的结果:很典型的,只有在国土为武力所征服的情况下,或者成功的军事革命或宗教革命,才能够瓦解受俸者利益的这种强固的外壳,从而缔造全新的权力分配与新的经济条件。任何自内改革的尝试都必受挫于上述提及的阻碍。如上所述,近代欧洲是历史上的一个不凡的例外,首要的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和平化的统一帝国。我们还记得,正是这个在世界帝国中阻碍统辖理性化的受禄者阶层,在战国时代却是诸侯国里统辖理性化的有力的促进者。可是,而后刺激消失了。这好比市场的竞争会迫使私人经济企业实行合理化一样,在我们西方和在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权力的竞争迫使诸侯使国家的经济与经济政策理性化。另一方面,在私人经济的领域里,任何企业的卡特尔化,都会削弱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灵魂的合理化计算;在国家方面,国家间的政治权力竞争的停止,则会窒息管理运行、财政与经济政策的合理化。存在于各战国诸侯相争时期的合理化驱动力,在帝国统一之后就不复存在。但这并不是惟一的原因。在中国,即使是诸侯相争时期,行政与经济的合理化进展程度,都比西方要小得多。除了上述所提的占有的差别之外,西方还有一些独立且强大的力量。诸侯的力量可与之结合,以破除传统的束缚;或者,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这些力量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武力来摆脱家产制权力的束缚。决定西方之命运的五大革命正是如此:12世纪与13世纪的意大利革命,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的英国革命,18世纪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我们要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类似的力量存在?
[1]因惧怕具有神性的氏族的祖灵的威力,所以人们不敢抢走被征服的酋长家族的全部土地(E.H.Parker,Ancient China simplified,London,1908,p.57)。反过来说,这种由氏族神性所决定的采邑和俸禄的机会,说明了祖灵的强有力的地位,尽管前者不是后者的惟一的源泉。
[2]《书经》里有这样一句格言:“评价一个家族要根据年龄,评价一件用的东西要根据新颖。”(Eine Familie schätzt man nach dem Alter,einen Gebrauchsgegenstand nach der Neuheit。)
[3]材料见Fr.Hirth,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New York,1908。Biot所译的《竹书纪年》(见Journal Asiatique,3rd Série vol.Ⅹ11,p.537ff)。有关出自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的青铜器铭文与《书经》里的颂歇,可参阅Frank H.chalfant,Early chinese Writing,Mem.of the Carnegie Mus.(pittsburgh)ⅳ Sept.1906。
[4]参见Chavannes,Journ.As.Ⅹ.Ser.14,1909,p.33,Note 2。
[5]参见《国语》(Kun-Yu),ed.de Harlez Louvain,1895,p.11,v.110。
[6]参见司马迁所著“始皇帝传”(即《史记·秦始皇本纪》),Chavannes ed.(1897)p.139。
[7]参见Chavannes ed.Se Ma Tsien d-11 App.1,p.526,Note 1。
[8]Biot,Le Tscheou-Li,ou rites de Tscheou,2Bde.,Paris,1851。据闻,周礼源于西周成王统治时期(公元前1115—公元前1079年),其中只有核心的部分被认为是“真的”(echt)。
[9]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官职名称,无疑是士人所想出来的。由天官来主持“预算”这个假设,自然是与史不符的。
[10]司马迁已记录下秦与汉的真正行政组织(参见Chavannes所编书,Teil Ⅱ,App.Ⅱ)。除左右丞相之外,还设有太尉(直到武帝时)——各将领的军事首长;中丞(Tschong Tscheng)为大审议长兼按察使与地方官吏的上司;奉常(fong tscheng)掌管献牲祭祀之礼,同时也是大占星师、占卜师、医师,并且——颇具特色的是——也负责堤防与运河之事;博士(posche,士人)。接下来是郎中令(lang tschong ling),即宫殿管理人;卫尉(宫廷卫队长);太仆(兵器库长);廷尉(司法长官);典客(掌握藩属与蛮夷君侯事务之长);重臣(tsong tscheng)——皇帝家族的看守人;治粟内史(仓库看守人,同时也是掌理农事与商务的大臣)。少府为处理皇帝家务之长(下设有由宦官担任的尚书),中尉为京师的警察局长。将作少府(tsiang tso schao fu)为建筑方面的监管者,詹事(tschong sche)负责管理皇后与太子的家务。内史为京师首长。后来与典客合并的主爵中尉(tschu tsio tschong wei)为藩臣的监管者。我们看到,这张行政职称表与《周礼》中那种理性的、因而历史上不足采信的组织形式(Konstruktionen)形成对比。这张表显示出家产官僚体系——起先是出于家政、礼仪与军事上的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后来又加上了司法、水利与纯政治的利害——所有的非合理性。
[11]“家长制的”(Patriarchal)当然不等于是苏丹制的,而是指以一礼仪上的最高祭司长来呈现世袭神性的家父长制。或许,如经典所描述的,最高祭司长的神性原先是通过指定继承人的方式来传递,后来才转变成世袭的。
[12]司马迁所著史书(公元前1世纪)已部分由Chavannes翻译编纂出版。P.Tschepe(前引书第七页)即以此书为基础,描绘出秦、韩、魏、赵、吴等封建国家的政治发展。Tschepe的著作,尽管必然带有“基督教式的”看法,往往给人一种天真的感觉,但仍能使用。当我们单独引用他的著述时,所指的是秦国史。此外,我们也参照那本多次引用的《国语》。
[13]这项原则对附庸(fu yung下属藩臣)来说,政治上显得特别重要。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许多政治上的藩臣原先是独立的诸侯,后来才变成为纳贡的诸侯。这些藩臣本身给皇帝的赠品——除了义务性的军事援助以外——被看作为是自愿的,而皇帝也有义务对这些藩臣还礼。这类情形,参见E.H.Parker,Ancient China simplified,London,1908,144f。
[14]参见P.A.Tschepe(S.J.)Hist.,du Royaume de Tsin,777,207。
[15]根据Hirth对《管子》某处的解释,这事首先发生在被理性化的齐国,依1000个盐的消费者来计算。参见Hirth,Ancient History of China,New York,1908。
[16]E.H.Parker在其著作中提供的情况似乎不足为信。参见Ancient History of China,London,1908,p.83。
[17]关于这方面,我们在讨论到土地租税时再详谈。
[18]长子的礼仪地位要比其他的次子的高。这些次子不再被看作为“封臣”,而被看作为官吏(部长级官员)。他们不在家族大而古老的祖先祭坛里献祭品,而在祖先祭坛两侧的祭坛里。参见司马迁所著《礼》书,Chavannes ed.vol.111。
[19]参见Tschepe a.a.o.p.54。
[20]参见Tschepe a.a.o.p.66。
[21]此处我们无法讨论这些古老“典籍”的技术性质。纸是很久以后才输入的产品,而算与写很早以前、无疑在孔子之前就已有了。von Rostkorn认为(下面会谈到),礼方面的“文献”(Literatur)是靠口耳相传的,因此,“焚书”只是一种传说。德·格罗特显然对此持异议,他在他最近的著作里都还认为“焚书”是个事实。
[22]史书里(参见Tschepe a.a.o.p.133)保存了一份同盟计划里各个诸侯国兵力的计算表。根据这份计算表,每1000平方里之地(1里=537公尺)可供600辆战车、5000匹马、5000人员(其中4000名为辎重队,其余为战士)。公元前12世纪的一份(所谓的)租税改革的计划里,也要求从同样的面积征得10000辆战车。由近东地区类推起来,我们认为这发生在战车输入的数个世纪之后。
[23]参见Tschepe a.a.o.p.67。
[24]战国时期的边境诸国(尤其是秦国),由于抗击蛮族的入侵而激起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当秦王被俘时,就有2500个家族自愿捐资,以便继续作战。112年,一位汉朝皇帝在财政困难时,也试图诉诸这种“不损害名誉的借款”(Kavalieranleihe)。甚至到了17世纪,奥地利的李奥波德王朝(Leopold,1640—1750)还作过类似的尝试,但显然并没有多大的成果。
[25]参见Tschepe a.a.o.p.142。
[26]两者皆见于某士人的报告,译词见Tschepe a.a.o.p.77。
[27]参见Tschepe a.a.o.p.61。
[28]参见Tschepe a.a.o.p.59。
[29]参见Tschepe a.a.o.p.14。
[30]Ibid.,p.38.
[31]据史书记载(参见Tschepe a.a.o.p.261),一块碑文上刻着皇帝的话:“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另一块碑文上则刻着:“贵族、官吏与庶人不同。”
[32]见Tschepe,Histoire du R.de Han,var.sinol.31,p.43(这段话是对公元前407年的魏侯而说的)。
[33]a.a.o.(前注)。
[34]传说后来成为权臣的士人李斯,在一份备忘录里阐述了士人(并且一般说来包括他国士人与商人)对于君侯权势的重要性。
[35]例如在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参见Chavannes ed.T.V,p.166)所保存的刻石碑文中,就可见到“凡是违反理性的行为均应受到谴责”的文字。其他许多的碑文(上引书)则赞颂皇帝在帝国内所建立起的合理的秩序。不过,这种“理性主义”并未能阻止他去寻找长生灵药。
[36]始皇帝的这句名言记载于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ed.Chavannes T.Ⅱ,p.162)而流传下来。此外,战国时代的士人卿相,甚至连王安石(11世纪),原则上也不完全排斥这样的见解。
[37]宦官家政(Eunuchenwirtschaft)看来在公元前8世纪就首次出现。
[38]据闻被迫去筑长城的劳役者为30万(?)。从整体来看,徭役负担的数字还要高。当然,长城是历时长久才完成的。根据Elisée Reclus的计算,修筑长城至少需要1.6亿立方米的土石方,其所需的劳动力是可以估计出来的。(https://www.daowen.com)
[39]在这方面,特别需要考虑的是供给士兵与劳役囚徒所必需的粮食的问题。史书里估计(参见Tschepe a.a.o.p.275),运粮至消费地点的开销是粮运量的18200%(据闻由于途中的消耗,182份粮运只有一份运送到目的地,当然,这可能是偶然的一个例子)。
[40]参见Tschepe p.363f。这位宦官本身出身于一个曾被判过刑的贵族家庭。
[41]参见Tschepe p.259f(据碑文所记)。
[42]参见Tschepe p.267f。
[43]史书中明确地指出,这一原则是针对封臣的,因为他们仇恨和鄙视那些从一个宫廷漫游到另一个宫廷的学士(Scholar)(参见Tschepe p.67以及早先的其他引文)。亦见商鞅与封臣在孝公廷前的辩论(参见Tschepe p.118)。
[44]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马端临所记录的国库总收入数字。中国著述者们将国库巨大而无从解释的差额(Differenzen)归因于纳税者的偷税漏税行为。这种现象在16世纪特别严重,例如:1370年时就有840万顷(等于4800万公顷)的课田登记,但是到了1502年,却只有420万顷,1542年430万顷,等到了1582年又回升到700万顷(等于3950万公顷)。1745年,在施行固定税额制30年之后,据说即有16190万公顷登计额(参见Biot N.,Journal Asiat.3,Ser.5,1838 und das.6,1838,p.329)。
[45]在1879年底的《京报》上载有已被授予第二等(文官)学位(即举人)因而充分具有任官的资格者的估算数额。此外,也提供了官职候补者——秀才与举人这两级分别都定有一最高数额——的平均年龄及其可能年寿的估算数字。如果高龄及第者的人数相当高,那么秀才与举人这两级的官职候补者的数额就会太高,另一方面这数额则太低,因为必须加上凭借军中资历(特别是满洲人)而转任者的数目,此外,还要加上那些用钱买得任官资格的人。假如我们设想,同时在世的官职候补者的数目不是21200,而是30000,那么,假设人口是3.5亿,每11000—12000人才有一名官职候补者。在18个省份里(包括满洲),由一个独立的国家官吏(知县)领导的最低一级行政区(县)只有1470个。因此,在相同的假设条件下,大约每248000居民才设有一名官吏。若将“按计划”(etatsmäβig)规定的独立的较高级的官吏也包括进去的话,那么每20万人方能有一个较高级的官吏。即使把一部分从属的、临时的官吏也算进去(例如德国的情况),3.5亿人口的国家也只需要1000个具有候补文官头衔(Assessorenrang)的行政、司法官员。如果我们把按家庭和居民数计算的中国警察也算进去,则数字则截然不同。根据萨哈罗夫(sacharov,教皇使节)用这些材料于1895—1896年所提供的数字(参见其著作Arbeiten der Kaiserl.Russ.Gesandtschaft,由Abel与Mecklenberg翻译,柏林,1858),北京及其他两个地区出身的(因此不在这些地区任职的)文、武官,于1845年约26500人;1846年,员额内的现任官为15866人,待命者为23700人(两个很难统一的数字)。显然,不只是第二等及第者,连候补者及所有的满洲军官都被包括进来。
[46]对某些官职最高的官员而言,此一原则出于无法反驳的理由往往被打破。例如,李鸿章即做了数十年的直隶总督。虽然任期是容许以三年为一期来延长的,不过三年一任的原则至今仍严格执行着。
[47]这些主事通常最多不过六人。不过,只有省长、省法官和省司库是“总督”(Vizekönig)手下的政府重要人物。司库(地方财政长)原先是惟一的最高行政长,而省长是一位最后在当地定居下来的按察史(从前往往由宦官担任)。这两名负责财政与司法的官员是由官方任命的,其他各部门都是非官方的。其官方名衔为“牧人”(Hirt)的最低一级的官吏(县),也有两名秘书:一名负责司法,另一名负责财政。其上司,“府”的首长,具有总揽全局的、至少可具体举出的各种功能(负责水路、农业、种马饲养、谷物运送、士兵宿营以及一般的警政),然而其本质上被认为是一个向上级官府传达政情的中介性监督官职。相反,最下一级的县官则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功能,因为他实际治理且负责一切。在大的州省中,特别有“道台”(Taotai)一职,负责盐税与道路工程诸事。在中国,就像在所有的家产制国家里一样,存在着负有特定的(ad hoc)的任务与权限的特任官。关于中国对于“法学家”(熟知判决例者)与律师职务的概念,参见Alabaster,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Chinese Criminal Law(本人如今已无从取得此书)。
[48]官方的名称是:“运送贡物的运河。”参见P.Dom.Ganda S.J.,Le Canal impérial,Var.Sinol.Heft 4,Schanghai 1894。
[49]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与拓地受领证,部分保存于Aurel Stein所收集的自土耳其斯坦(Turkestan)出士的文件(大约在公元前后)。在某些地方,土地的开垦,每日只有3步的进度(参见Chavannes,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Oxford,1913)。
[50]参见Chavannes P.xlff,a.a.o.。
[51]在这方面,大多数人认为气候的变化也起了作用。但我们无法确定气候变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论如何,徭役制度的崩溃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因为只要不发生“经费”问题,这些地区仍然可以维持耕作。劳动者单靠从土地中获得的收成是绝对不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所获得的收成只能解决口粮问题,而口粮也许只是由某些农作物提供的。尽管这样,土地显然必须保持耕作的状态(政府给予大量的津贴),只是为了要供应守备军与使节不易运达的必需品。
[52]参见P.D.Gandar,Le Canal impérial,Var.Sinol.4,Schanghai,1894,p.35。
[53]直至1471年,明朝还有如下的规定:运至京城的谷物,一半由军队筹措,一半由平民筹措。在1471年,政府颁布一道命令:这些徭役完全由军队承担。参见yu tsiuan tung Kian Kang mu,Delamarre ed.,Paris,1865,p.351。
[54]见本书第10页注②,10世纪、11世纪与14世纪的中央政府总岁入。根据史书,实物租税,就整体来说,是依距离京师的远近来调配的。例如,第一区(die erste Zone,离京城最近的地区)缴纳带禾草的谷物,第二区只缴纳谷物,然后每退一级就缴纳价值更高的、亦即劳动强度更高的物品。这是相当可信的,并且也符合其他的报道。
[55]参见Chavannes所出版的A.Stein所收集的98—137年的出土物。根据这些出土物,军官的军饷是以货币支付的,然而士兵的军饷是否也以货币支付,仍是个疑问(Nr.62),虽然士兵的军服至少部分是以货币购得(Nr.42)。此外,某一佛寺的支出账簿上(虽然时间上稍后)也显示出一种完备的货币经济:例如以给薪的办法雇用工匠,以及其他所有的支付货币的开支(ebenda Nr.969)。后来,以货币支付的这种情况出现了严重的倒退现象。
[56]1883年,皇家的手工业工场就向宫廷提供了总价值为40.5万两(成本!)的丝绢与瓷器(见1883年元月23、24、27、30日,以及6月13、14日《京报》)。除此之后,尚有来自各省的实物贡纳,其中部分供宫廷所用(如丝、贵重的纸等等),部分供作政治用途(如铁、硫等)。1883年,据12月15日的《京报》所载,山西省由于所必须缴纳的实物(除了铁之外)必须先自外购得,故向宫廷提出书面申请,要求以货币输纳,然未如愿。
[57]有关地租的情况,参见Biot在许多方面至今仍有用的著作Nouv.Journ,Asiat.3 Ser.6,1838。
[58]当然,这些数字是非常不可靠的。我们必须考虑到,1713年的租税妥协之前,官员的利益所在是在报告中将有纳税义务的人(当时是人头税)的数额减低或是固定。随着租税定额制的确定,此种做法被取消了(见下文)。尔后,情况恰好相反,官员们感兴趣的是吹嘘人口的众多。这样一来,只有神祇才会对告知它们的人口数感兴趣,换句话说,人口数越高,就越能证明某有关官员的神性。19世纪的某些数字(例如四川省人口的异常增长)是很值得怀疑的。尽管如此,Dudgeon在其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J.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111,3,1893)一书中,毕竟计算出19世纪80年代中国14个省的总人口数为3.25亿。
[59]在最近的30年里,所有直接赋税的计划都遭到了失败,原因是这样做势必要对官绅的俸禄课税。家产制国家对官吏收入的看法,向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官吏的服丧的作用之中。自古以来,服丧的意义——服丧在中国官吏的家族中特别清楚地保持下来——在于使死者之灵的愤怒与忌妒避开那些在其死后占有其财产的继承者。姑不论原先其所有物的大部分(包括遗孀及其他的陪葬者)皆应与之共赴黄泉这一事实,继承人在较长的时间里不得接近丧宅,也不许触及死者遗物,只能穿着褴褛的衣衫住在另外的茅屋里,放弃对自己财产的享受。如今,官职只被看作“俸禄”,而俸禄只被看作受俸者的私人财产,一旦发生丧事,负有服丧义务的官吏必然要辞去官职。陆续不断的大量官职的空缺、大量官吏的暂时性无法就任、因服丧而失官所累积起来的官职补缺者,尤其是在发生各种流行病的时候,在政治上造成了非常麻烦的困境。因此,基于国家的利益,皇帝们轮流禁止服丧期的过度延长,或因畏惧亡灵,又再三提醒人们要服丧,若违反二者,则施以笞刑。李鸿章在其母去世的时候,曾被慈禧太后提出严厉的警告(虽然结果无效),要他告假回家服母丧,但不要因服母丧而辞退官职(见1882年5月1日《京报》)。
[60]这种做法类似于美国的党魁们(die Bosses)向获胜的政党所选出来的首领所任命的官员课收租税一样。党魁们之所以这样做,乃是为了他们自己及其政党的收益。与中国有所不同的是,这些租税总的来说是固定的。
[61]Jamieson and Parker,参阅后者的计算与估量,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p.85ff。
[62]这种看法特别明显地见诸于1895年1月11日的《京报》所登的公告中。其中指责某些(低等)官吏把持俸禄三年以上,因而其他的官职候补人“轮不到机会”。
[63]关于坐食红利者(靠剪息票过活的人)的心态,可参见E.H.Parker,China,her History,Diplomacy and Commerce,London,1901。“他是一个拥有2000公担(20万石)稻米的人”,意即他每年收入此一数额的息金;是否为富人,往往依此来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