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依存关系之缺乏
在各国竞相争夺政治权力的战国时代里,似乎存在一种通常由政治决定的、诸侯作为出资者与供货人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不仅见于古代中国,而且亦普遍出现于其他家产制国家。它产生于相同的条件之下,不仅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利润似乎不低。矿业与商业也都是聚积财富的源泉。据说在汉代已有(以铜钱计)亿万富翁。但是,当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为一个世界帝国之后,就像罗马帝国所统一的全世界(Orbis terrarum)一样,这种本质上由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所确立的资本主义就衰退了。另一方面,纯粹从市场需要出发、以自由交易为取向的资本主义,则还处于萌芽阶段。
在工商业内部,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各地,商人的地位显然要高于技师。这在合作经营的企业里也一样,下文会述及。商人的这种优势地位,从商业公司的利润分配表上即可明白看出。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工商业往往也获得可观的投机利润。虽然自古以来就有对于农业这一神圣职业的古典敬重,但这种敬重并不妨碍人们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作出如下评价:手工业比农业有较高的赢利机会,而商业的赢利机会最高(《犹太教法典》(Talmud)中也有类似的说法)。(https://www.daowen.com)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西方中世纪城市中朝气蓬勃的市民阶级所发展出的那些风格独特的机构,要么是至今仍根本不存在于中国,要么就是展示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在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与社会学基础。在中国的经济里,未出现理性的客观化倾向,而在意大利的城市里,商业法无疑体现了经济的这种理性客观化的开端。在中国早期的历史里,氏族对其成员的担保可能是个人信用发展的端倪。这种氏族对其成员的担保,在租税法与有关政治罪犯的法律里保留下来,但并未进一步发展。当然,在拥有财产的阶层里,有以家族共同体为基础的、继承人所组成的营利团体。此种团体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的家庭合股公司,这是后来(至少在意大利)孕生出的“公开的贸易公司”(Offene Handelsgesellschaft)的母体。而在中国,这种由继承人所组成的营利团体,在经济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像中国这样的家产制国家里,具有官吏和捐税承租人双重身份的官吏,最有聚积财富的机会。例如广州的海关监督与关税承租人(Hoppo),就以拥有极大的敛财机会而闻名。他头一年的收入20万两用于买官;第二年的收入用来“送礼”;第三年的收入则据为己有[根据《华北先驱报》(North China Herald)的报道]。退休的官吏将其或多或少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财富投资于土地。其诸子为保持财产权力,以共同继承人的形式保持继承人的团体,并以此共筹资金,使家族的某些成员得以进学,为他们创造获取有利可图的官职的机会,以此再度增加共同继承者的财富,并理所当然地为其氏族成员谋取官职。于是,通过政治性的财产积聚,便发展出一个放租小农地的土地贵族阶级。这个土地贵族阶级(Patriziat),虽然并不稳固,也不具有封建的或市民的特征,但时时伺机进行纯粹政治性的官职剥削。因此,在家产制的国家里,具有典型意义的,主要并不是理性的经济活动,而是(除了商业之外——它同样导致赢利的货币用于土地投资)内政的掠夺性资本主义,它不仅控制着财富积累,而且特别控制着土地的积累。如前所述,官吏是以操纵赋税来聚敛财富的,也就是说,他们恣意地规定货币兑换率,而此兑换率又是纳税义务换算成通货的基准。科举考试也受到这种制度的影响,因为它为官僚机器提供官职的候补者。因此,科举名额总是被重新分配在各个省份,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会限制固定的配额。所以,中止某一地区的科考,是对参加科考的名家望族的一种最有效的、经济上最严重的惩罚。显然,家族的这种营利共同体,是与理性的经济经营共同体的发展背道而驰的,特别是此种共同体是受到家族的严格约束的。这就将我们带入到上面一再提到的氏族团体的重要性的话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