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氏族组织
氏族,在西方中世纪时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但在中国则完全地被保存于地方管理的最小单位以及经济联合会之中。并且,氏族发展的程度,是世界其他各地,甚至是印度,所不能及的。高高在上的家产制政府,遭到来自下面的氏族强大对抗势力的抵制。直到现在,所有政治上具有危险性的“秘密团体”,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氏族所组成的。[1]村落往往以在村落里独有的或占优势的氏族来命名。[2]有时乡村就是氏族的联盟。古老的界石表明,土地并不是划归给个人,而是划归于氏族。氏族共产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维护着这种状态。村长——通常是支薪的——是从人数最多的强大氏族中选拔出来的。氏族的“长老”从旁协助这位村长,并有罢免他的权力。但是,个别的氏族,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讨论的,要求有权独立处罚其成员,并能贯彻此一要求,尽管近代的国家统治权对此不予正式承认。只有皇族对其成员的司法权与家内权(Hausgewalt)才受到官方的承认。
氏族的凝聚,无疑仰赖于祖先崇拜。氏族抵制家产制统辖所作的种种粗暴干涉包括机械地建构责任团体(即保甲制——译者),强制性地迁移,重新分配土地,以丁(亦即有劳动能力的个体)为基准来区分人民。
祖先崇拜是一种民间崇拜。它无须由政教合一的政府及其官吏操办,而纯粹由家长(作为家里的祭司)在家族襄助下办理。所以,它无疑是一种古典的和悠久的“民间祭祀”(Volkskult)。甚至在远古的尚武时代的“男子之家”里,祖先神灵似乎也扮演了某种角色。顺便提一下,“男子之家”似乎与真正的图腾崇拜并不一致。这提示我们,作为最古老的组织形式的男子之家,可能是从扈从性质和由此而来的君侯及其扈从的世袭神性中演化来的。[3]不过,不管怎样,在历史时期里,中国民众最根本的信仰是对于祖先——虽然并不止于自己的祖先,但特别是对自己的祖先——的神灵力量的信仰。[4]仪式与文献证实了对于祖先神灵的信仰,祖先的神灵充当的是将子孙的愿望呈现在天灵或天帝面前的中介角色。[5]中国民众相信,以祭品来满足神灵与赢得他们的好感,乃是绝对必要的。皇帝祖灵的地位几乎是与天灵的护卫同列的。[6]一个中国人若没有男性的后裔,就一定得采取收养义子的方式,如果连这点也办不到,那么他的族人就会在他死后为他立一个虚构的养子。[7]这么做并不是为他本身着想,而是为了他们可以因此与他的魂灵相安无事。这些至高无上的观念的社会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极大地增强了族长的权力[8],其次,加强了氏族的团结。在埃及,是死者崇拜而不是祖先崇拜支配了一切,氏族的凝聚在官僚体制与国库政策的影响下被打破,与后来美索不达米亚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在中国,氏族的影响力持续增长,直可与政府的统治权力(politische Herrengewalt)相匹敌。
原则上,一直到现在每一个氏族在村落里都有其祭祖的祠堂。[9]除了祭祀的设备外,通常还有一块书写着氏族所公认的“道德准则”的长方形木牌(匾)。事实上,氏族拥有为其成员立法的权力,此一权力不仅具有超越法律(Praeter Legem)的效力,而且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在宗教礼仪问题上,还具有抗拒法律(Contra Legem)的效力。[10]氏族在对外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虽然除了刑法外并没有连带责任,但是,只要有可能,氏族总会为其成员清理债务。在长老的主持下,氏族不仅可以对其成员施行鞭打或者除名——这意味着褫夺公权,而且像俄罗斯的米尔(农村公社)那样,还可以宣布惩罚性的放逐。时常发生的消费借贷的紧急需求,基本上也由氏族内部来解决,氏族中有产的成员,当其他的成员处于困境的时候,理应伸出援助之手。当然,在经过无数的叩头之后,族外的人也可得到借贷,因为没人敢招惹鬼魂的报复——万一这个走投无路的人自杀了的话[11]。似乎没有人是自愿偿还债务的,尤其是当债务人知道自己的背后有个强大的氏族支持着。然而,不管怎样,在氏族内部,最初有明确的规定,即氏族有义务救助急难和借贷给急需用钱的成员。必要时,氏族会与外界进行械斗。[12]此时,当个人的利益与私人的亲密关系受到危害之际,族人义无反顾的勇猛恰与政府军——由强募来的新兵或雇佣兵组成——的“怯懦”(经常被人提到)形成最强烈的对比。同样,必要的话,氏族会提供药物、医师与丧葬的料理,抚恤老人与寡妇,特别是设立义学。
氏族拥有财产,尤其是地产(“祖产”,氏田Schi tien)[13],富裕的氏族往往拥有广大的捐助田(Stiftungsland,用于慈善目的的义田——译者)。氏族以出租的方式(通常三年开投一次)来利用这些族产,但变卖它们只有在3/4的族人同意下才得实行。利益所得则分配给各家之长。典型的分配方式是:所有的男子与寡妇各得一份;59岁以上者两份;69岁以上者三份。在氏族内部,奉行着世袭神性与民主相结合的原则。所有已婚男子都有平等的投票权;未婚的男子则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女人完全被排除于氏族会议与继承权之外(她们只享有获得嫁妆的权利)。管理委员会是由长老组成的,每人代表氏族里的各个家族。不过,长老由全体族人每年选举一次。长老的作用是收取年金,使族产增值,分配收入,最重要的是照管对祖先的供奉、祖宗祠堂与义学。卸任的长老依据年龄等级提名后继人选,如果当选人拒绝,则推举年龄仅次的人。
迄今,经由买卖或租佃所获得的土地,是氏族共同的财产,依照惯例,它们被分配给各家的家长。官绅、商贾,或其他最终搬离农村的族员,可得到部分补偿,还可得到一份家族登录簿的摘录作为证明。他们还服从氏族的司法管辖权,并能买回他们的持份权。只要旧有关系仍占主导地位,世袭的土地很少会落入外人之手。独立的纺织手工业,由于妇女从事家庭纺织业、织布业与裁缝业,尤其是因为妇女也销售她们的成品,[14]因而只能维持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帽子和鞋袜大多也是家制产品。氏族不仅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持其成员,而且大力关心家用的自给自足,因此限制了市场的发展。就社会而言,氏族是其成员(包括离家在外,特别是住在城市里的成员)生存的根本保障。[15]之所以如此,显然是由于以下的因素:(https://www.daowen.com)
1.对于个人而言,氏族是最为重要的祭典(特别是一年两度的祖先祭典)的承担者和家长们必须记录的家谱的对象;
2.迄今为止,低利贷款给学徒与缺乏资金的雇佣劳动者,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自营的)手工业者,仍被认为是氏族应该做的事;
3.如前所述,氏族的长老们挑选出他们认为够资格的年轻人进学,并供给这些年轻人应举前的教育、应试以及买官等所需的费用。
如前文已概述的那样,“城市”对于大多数的居民而言,从来就不是“家乡”(Heimat),而毋宁是个典型的“异乡”(Fremde)。城市,如前文所述,由于缺乏有组织的自治而有别于下文即将谈及的乡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治理史乃是皇权试图将其统辖势力不断扩展到城外地区的历史。但是,除了在赋税上的妥协外,帝国政府向城外地区扩展的努力只有短暂的成功,基于其自身的统辖力有限,不可能长期成功。这是由统辖的涣散性(Extensität)所决定的,这种涣散性表现为现职的官吏很少,这决定于国家的财政情况,它反过来又决定财政的收入。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它不用面对在这些地区以外所遭遇到的、强固的氏族血缘纽带的对抗,在与商人与工匠的行会打交道时它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出了城墙,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因为除了势力强大的氏族本身以外,皇权的统辖还遭遇到村落有组织的自治体的对抗。由于城市里也住着许多农民,而且这些城市多数是“农耕者的城市”(Ackerbürgerstädte),所以城市与乡村只存在管辖术上的差别:“城市”就是官员所在的非自治地区,而“村落”则是无官员的自治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