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24]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教育事业在一些伟大的教育类型中所处的地位。当然我们在此无法附带提出一整套关于教育学目的与方法的社会学的类型学。不过,对此作一些短论也许是合适的。

就教育的目的而言,历史上有两种极端对立的类型:一种是要唤起神性(亦即唤起英雄品质或神话天赋);另一种是传授专门化的技术知识。第一种类型相应于具有神性的统治结构;后者则相应于理性的以及现代官僚式的统治结构。这两种类型虽然对立,但彼此间并非没有任何的关联或过渡。武士英雄或巫师也需要专门的训练,而专门官吏一般而言也不完全只接受知识上的训练。然而,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在这极端对立的两者之间则存在着各种教育类型,其目的无非是要养成学生的某种一定的生活方式。无论这种生活方式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但归根结底是有等级之别的。

巫师与武士英雄所给予其子弟的那种古老的神秘的禁欲精神及英雄式的神性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尚未剃度的出家人(Novize)获得一种泛灵论意义上的“新灵魂”,并且由此而获得再生。用我们的话来说,在于唤起作为纯粹个人的新受训者天赋的才能,并对这种才能加以考验。因为神性既教不来,也训练不来。它要么在胚胎中即已存在,要么通过一种神话般的再生奇迹而注入,除此之外,它是达不到的。相反,专业教育则试图训练学生,使之实际上符合于管理的目的。具体地说,使之能用于行政机关、商业办事处、工场作坊、科学或工业实验室,以及有纪律的军队等组织里。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受训以达此目的,虽然程度各有不同。最后,修养教育(Kultivationspädagogik)则企图教育出一种“文化人”,至于这种文化人的性质如何,则得看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而定。这意味着培养一个人某种内在与外在的生活态度。原则上,这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可以做到,只是目标各有不同。如果起决定性作用的阶层是一个等级上优先的武士阶层(例如日本),教育的目标就是把学生塑造成某种典型的武士宫臣,他们鄙视舞文弄墨的士人(die Federfuchserei),就像日本的武士(Samurai)所鄙视的一样。在特殊的场合,这个武士阶层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教士阶层,那么其教育目的在于把门徒培养成为一个圣典学者(Schriftgelehrter),或者至少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同样,其间也有极为不同的特色。事实上,这许多组合与中间环节从未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过,所以我们在本文里无法加以讨论。这里,我们只想谈一谈中国的教育在这些教育类型中的地位。原始的神性再生教育的遗习,诸如乳名、前已简单论及的少年成年仪式(Jünglings weihe)以及新郎易名(原文如此)等等,在中国长久以来就是与教育资格考试并行的一种仪式(正如我们西方的新教坚信礼一样)。资格考试由政治当局所垄断,然而从教育手段上看,教育资格考试——就一种普通教育的意义而言——又是一种“文化的”资格教育。这种“文化的”资格教育,类似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的资格教育,但又别具特性。在德国,这种人文主义的资格教育,一直到最近为止,都还是走向民政及军事领导地位的官职生涯所必需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时,此种人文主义的教育也在有待培养成为军政领导的学生身上加盖了印记,表明他们在社会上是属于“有教养者”阶层。然而在进行等级教育的同时德国已加入了理性的专业训练,并且部分地取代了此种等级的资格教育——这是中国与西方非常重要的区别。

中国的考试,并不像我们西方为法学家、医师或技术人员等所制定的新式的、理性官僚主义的考试章程一样确定某种专业资格。另一方面,中国的考试也不确定考生是否具有神性,如对巫师与男子社团(Männerbünde)所进行的典型的考验。当然,我们在下文中需要马上对这个命题加以限定。不过,至少就考试技术而言,这个说法毕竟是对的。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查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对于这种特殊资格的要求,中国的学校要比我们的人文高级文科中学(Humanistische Gymnasien)更为强烈。我们的人文高级文科中学,今天大多追求实际的目的,借助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对学生进行正规训练。就考试时向学生提出的试题而言,中国的低年级学生的毕业考试的试题,大体上具有德国高级文科中学最高年级的作文题目的性质,或许说得更确切些,相当于德国女子学院尖子班(Selekta)的论文试题。所有阶段的考试都要检查对书法、文体以及对古典经籍的掌握[25]程度,最后——和我们的宗教、历史与德语课相类似——是对某种可以说是规定的思想的检查[26]。这种教育的性质一方面是纯世俗性的,另一方面则受到正统解释的经典作者的固定规范的约束,因而是极度封闭且墨守经文的教育。就我们讨论的内容而言,这点是至关重要的。

在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里,教育之所以具有文献性质,是由于教育完全掌握在受过文献教育的婆罗门及经师,或受过专业文献训练的信奉书本宗教(Buchreligion,其宗教命令基本上是文书形式的启示,并且启示的灵感是从被写下的文字中得到——译者)的牧师和修道士的手中。相反,有文化教养的希腊人,只要教育仍然是希腊式的,而非“古希腊文化的”(hellenistisch),主要仍保持作为一个美丽青年(E-phebe)与重步兵(Hoplit)的身份。《宴飨篇》(Symposion)中的对话,最清楚地说明了上述论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道,他在战场上——套用大学生的用语——从来也不曾“畏缩”(gekniffen)过;同样,柏拉图也曾借阿尔希比阿地斯(Alkibiades)之口说出了同样重要的话。中世纪的骑士军事教育以及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沙龙士绅教育,对早期经由经典、教士及僧侣所传授的教育来说,是一种抗衡力量,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在犹太教与中国,此种可相抗衡的教育,在某些地方完全没有,在另一些地方也差不多是完全没有。在印度,就像在中国,文献教育手段的实际内容,是赞美诗、叙事短篇小说以及仪式、典礼上的决疑辩难(Kasuistik,引述理论、社会习俗惯例等进行判断的决疑论——译者)。然而,在印度,文献教育以宇宙起源学说的和宗教哲学的思辨作为其基础。在中国,虽说这类的思辨在经典作家的作品及继受下来的注释里并非完全缺乏,但显然,它们只扮演着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代替这类宇宙创生、宗教以及哲学思辨的是中国的作者们发展出的社会伦理的合理体系。中国的知识阶层,从来就不是一个像婆罗门一样的自主的学者阶层,而是一个由官员和官职候补人组成的阶层。

中国的中等教育(Höhere Bildung)并非一直像今天这个样子。封建诸侯的公共学校(Pan Kung,泮宫),除了传授礼仪与文献知识外,还教舞蹈与武艺。只是当帝国成为一个家产制的统一而和平的国家,以及最终实行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之后,与早期希腊教育极为相似的古老教育,就被转变成一直流传了20个世纪之久的这个样子。

中国中世纪时期的教育,尽管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如正统的“小学”(Siao-Hio,指研究文字、训诂、音韵的学问。古时小学先教六书,所以有这名称——译者)这样的教材,但舞蹈与音乐仍有相当的分量。虽然古代所留下来的战舞似乎只是一些残编断简,但是孩童还得按年纪学习某些舞蹈,其目的是为了抑制有害的情欲。如果小孩在受教时表现不佳,则应让他跳舞与歌唱。音乐能使人变好,而礼和乐则是自制的基础。[27]在这方面,音乐所具有的神秘的意义是首要的:正确的音乐,即根据古老的规则并严格按古老的标准使用的音乐,可以镇鬼神。[28]在中世纪,射箭与驾车(即射与御)仍然被认为是士绅子弟的一般教育项目。[29]不过,这基本上只是个理论上的问题。实际上,只要我们细查一下小学的学习科目,就会发现,家庭教育——从七岁起就按男女性别分开——主要是向孩子灌输一种大大超乎西方人所能想象的礼仪——一种特别强调对父母、对所有的长辈及一般长者尊敬与崇敬的礼仪。至于其他,小学讲的几乎全部是自我控制的规则。(https://www.daowen.com)

除此种家庭教育以外,还办有学校教育。每个县按理应设有一所公立学校(volksschule,指八年制中小学或四年制小学——译者)。中等教育则以通过第一关的入学考试为先决条件。中国的中等教育因此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就像所有由僧侣所举办的教育一样,完全是非军事的,纯粹是文献性的;第二,严格地说,它是文字性的,亦即它将书写的性质发展到极端。这一点部分是由于中国文字的特殊性以及由此特殊性所形成的文学艺术所造成的结果。[30]由于中国文字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色,并未理性化为地中海商业民族所创造出来的拼音字母的形式,所以,中国的文学作品同时诉之于眼睛与耳朵,并且主要诉之于眼睛。任何古典经文的“朗读”,本身就是一种从字形到(非书写)话语的转译。尤其是古老文字的直观性质,其本质就与口说的语言距离遥远。单音节的语言,不仅要求听音(Laut),而且要求听调(Ton),再加上它的严整简洁及其句法结构上的严密的逻辑性,使它与文字的那种纯直观的性质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中国语言由声母与韵母组合成字音,结果文字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发音类别,因此必须以平、上、去、入四个声调来区分同音异字——译者)。但是,正如格鲁柏(Grube)所正确指出的,中国的语言,部分由于它具有异常理性的结构,所以它无法为诗与系统性思维服务,也无法促进演说术的发展;而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及俄文等诸语言的结构,各自以适合自己语言的方式发展出雄辩术来。文字符号(Schriftzeichen)的数量,较之必然受到限制的语词音节(Wortsilbe)的数量,显然要丰富得多。因此,所有的幻想与热情就自然远离贫乏且公式化和理智化的口语,而转向寂静优美的书面语言。通常的诗歌语言(Dichtungssprache)归根到底是从属于文字的。具有艺术价值并与士绅身份相称的,不是口语,而是书写与阅读,因此士绅能接受书写的艺术产品,口语是属于庶民的事情。这点正好与希腊文化形成极鲜明的对照。希腊人认为谈话(Konversation,或译对话)就是一切,所有的感受与直观都得转译为对话这种合适的形式。在中国,文学文化(Literarische Kultur)的最精巧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既聋且哑地交织在如丝缎般的光滑中,其价值远高于戏曲,戏曲只是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才开始繁荣。在著名的社会哲学家中,孟子系统地使用了对话的形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很容易把他视为惟一完全达到“明晰性”的儒教代表人物。被李格(Legge)称为“孔子语录”的《论语》之所以给我们如此强烈的影响,也正是因为在中国(偶亦见于其他各种文化),学说是以宗师回答弟子问题时所用的警句——部分或许是真的——来表达的。因此,在我们西方人看来,这就是被转换成口语的形式了。此外,叙事文献中尚有古时战争国王对军队的讲话,简洁雄浑,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另外,一部分具有教导意义的史书是由演说词组成的,其性质相当于教皇的“训谕”(Allokution,指罗马教皇对红衣主教的告谕——译者)。除此之外,演说在官方文献中就无关紧要了。演说之所以无法发展,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即将看到的,是由于社会与政治上的因素。一方面,中国的语言尽管有其逻辑的特性,但中国的思维还是一直停滞于相当具体形象(直观)的状态。逻辑、定义与推理的力量,尚未为中国人所接受。另一方面,这种纯粹的文字教育使得思想与表情(即表达动作)相分离,其分离的程度,较之任何其他具有文献性质的教育来得更大些。在学生了解字义之前两年,要学写大约2000个字符。同时,考生必须把注意力放在文体、诗艺、古典经文的精通以及思想的表达上。

非常突出的是,在中国的教育里,甚至在小学教育里,缺乏任何计算的训练。然而,在公元前6世纪时,亦即战国时代,中国已发展出进位的思想(der Positionsgedanke)。[31]流通中的“算计”(Rechenhaftigkeif)遍及居民的各个阶层,而行政部门的结算既细致入微,又漫无头绪,其原因则如上述。中古时期的青年教育(《小学》第一篇,第二十九章)里,也将算术列于“六艺”之中。战国时代的数学据说就包含了比例法则运算、商业计算以及三角学。据说,这些文献在始皇帝焚书时全都化为灰烬了。[32]无论如何,计算在后代的教育里再也没有被提及。[33]

在历史过程中,计算在官绅阶级的教育里节节后退,最后终于完全消失:受过教育的商人只好在账房间里学习计算。自从帝国统一和理性化倾向在国家管理中衰退之后,官员就是一个有教养的士人,而不是一个有“闲暇”从事计算的人。

此教育的世俗性质,使它与其他的、通常和它相近的文献性质的教育体系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的文献考试纯粹是政治事务。学业的传授部分来自个别私人的教师,部分则来自大学所设立的师资,而没有任何的教士参与其中。西方中世纪时的基督教大学之成立,是出于实际的和理念上的需要:即需要一种理性的、世俗的和教会的法学以及一种理性的(辩证的)神学。伊斯兰教大学,照着后期的罗马法律学校与基督教神学的样子,从事圣律与教义的决疑论难;犹太教的经师(拉比)则做法律的诠释工作;而婆罗门的各哲学派别则专注于思辨哲学、仪式与圣律。总而言之,授课者均是由教会的高级人员或神学家组成的教师团体,或者至少是其基本的成员。另外则有世俗的教师,他们负责传授其他的专业知识。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教育里,俸禄便是目标,为了俸禄,教育文凭便成为追求的对象。此外,追求者当然也希望能获得从事仪式活动与拯救灵魂的资格。至于“无偿”(gratis)地进行劳动的古犹太教师(拉比的前身),其目标则只是想取得指导俗人律法事务的资格,因为此种授课在宗教上是不可缺少的。

不过,上述的种种教育始终受到神圣的或宗教仪式的著作的约束。只有希腊的各哲学流派纯粹从事俗人教育工作,摆脱了所有经典的束缚以及对俸禄的直接关注,而完全投身于希腊式的“绅士”(Kaloikagathoi,美善合一者——译者)的教育。中国的教育不仅考虑到俸禄利益,而且受到经书的束缚,但它是一种纯粹的俗人教育,一方面具有仪式、典礼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具有传统主义的、伦理的特性。学校既不教数学、自然科学,也不教地理学及文法。中国的哲学并不像希腊的哲学那样,具有一种思辨与系统性的性质,并且从另外的意义上说,也不具有像印度教及西方神学所具有的上述特质。中国的哲学缺乏西方的法律学所具有的理性——形式化的特性,也缺乏拉比的、伊斯兰的以及印度的哲学所具有的那种经验的决疑论之特性。中国的哲学并没有蕴生出烦琐哲学,因为它并不像以希腊思想为基础的西方与近东哲学那样从事专门的逻辑学研究。逻辑学的概念对中国哲学向来是陌生的,因为中国的哲学始终以全然实际的问题与家产制官僚体系的等级利益为其思考的取向,它离不开经书,缺乏辩证性。这意味着中国哲学不知道所有西方哲学的这些核心问题,这个事实很明显地表现于中国哲学家——尤其是孔子——的思维方式之中。中国哲学家的思维方式是极其实践的、务实的,其思想工具固守着一种形态,这种形态——恰恰表现在某些被认为是孔子所言的真正精妙的格言里——以其隐喻的寓意性使人觉得更接近印第安酋长的表达方式,而非理性的论证。由希腊城邦首先发展出来的演说乃是政治上和法庭上起作用的理性手段,在缺乏形式化司法的官僚式家产制国家里显然没有发展的余地。中国的司法,一部分是(由高级官员主持的)草率的专制司法(Summarische Kabinettsjustiz,指政府或高级官员对案件的非法干预——译者),一部分是案卷司法(Aktenjustiz,完全依靠公文办案——译者)。没有辩护词(Plädoyer,检查官或辩护律师在判决前所作的总结发言——译者),只有参加者的书面呈文与口头交代。中国的官僚机构注重传统的风尚和礼节,这些束缚同样有碍于法庭辩论的发展。中国的官僚体系认为,讨论“最后的”(Letzte,意为微不足道的——译者)思辨问题在实际上毫无用处并且是不适当的,因为这可能带来革新;顾及到自身的地位,他们拒绝讨论这些问题。

如果说科举考试的技术及实际内容在性质上全然是世俗的,代表一种“对士人文化修养的考试”,而一般民众对士人的看法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赋予士人一种神秘的神性意义。在民众的眼里,一个通过考试的候选人,绝对不仅只是个在知识上够资格做官的人,他已证明拥有神奇的特性。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有资格证书的中国官吏所具有的神性,就如同一个神宠教会组织(Kirchliche Gnademanstalt)中考试合格且被授予圣职的教士所拥有的一样,或者如同一个通过其行会考试并证明合格的巫师所拥有的一样。那些成功地通过考试的候选人与官员之地位,在几个重要的方面,都与天主教的神甫助手(Kaplan)的地位有相似之处。对一个弟子而言,完成了课业与考试,并不意味着他的未成熟期已告结束。想通过考试取得初级学位(Baccalaureat,指生员、秀才——译者)的考生,受到校长和考官的严格管束。考生如果表现不佳,则会遭到除名,还可能会被打手心。在地方考试(即在贡院举行的乡试或会试)的考场里,考生罹患重病或甚至自杀的情形屡见不鲜。而考试被视为神性的、巫术性的“考验”,考生患重病或自杀,被认为是个人品行恶劣的明证。官职候补人在严密的监视下幸运地通过较高一级的考试,最终获得一个与他所通过考试次数与等级相应、并由其保荐者所推举的官职后,往后的一生仍然在学校的控制之下。除了受上司的控制以外,他还得经常地接受御史的监视与批评:他们的训斥甚至涉及天子在礼仪上的正确与否。官员的自责(Selbstanklage)[34],不仅历来有所规定(类似天主教的忏悔,被看作是一种功绩),而且是定期的,通常每三年一次。他的功过表,即经过御史与上司可靠的调查予以确认的品行表(Konduite)就会公布在帝国公报上(Reichsanzeiger)。[35]根据这张品行表的结果,来决定他是否连任、荣升或者降职。[36]通常,对这张品行表的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只是事实本身的因素,更重要的是“精神”,这种“精神”即终生不渝地坚持公务上的师徒关系(Pennalismus)。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