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的见解
知识阶层的这种社会性质决定了他们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据相传数千年的说法,中国的国家制度具有一种宗教与功利的福利国家的性质,这点与带有神权政治印记的家产官僚体制结构的许多其他典型特征倒是一致的。诚然,由于上面已经讨论过的原因,自古以来实际的国家政策,总是对经济的经营管理(die Wirtschaftsgebarung)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至少在关于生产与营利事业方面。中国的情形与古代近东的情形一样,除非有新的移民、进行水利工程以改良土壤以及财政或军事的利益等因素介入,国家才会干涉经济生活。军事及军事财政上的利益对经济生活的干涉往往是相当深入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干涉包括赋役、垄断政策和税收诸方面,干涉到重商主义和等级制度的规则。随着国家黩武主义的结束,所有这类计划性的“经济政策”归于消失。政府意识到其管理机器的脆弱,因此只满足于关心河道的排水与维护,这可是供应几个重要省份米粮所不可缺的;至于其他方面,则保持着典型的家产制应付物价上涨与消费的政策。政府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政策”。[50]据我们所知,官员在水道沿线上所设立的税所,只是基于国库上的理由,而从来不具有经济政策的性质。如果撇开紧急状态不谈——这往往会对具有神性的政治当局构成政治危机,政府大体上只注意国库的需求与警方的经济政治利益。就我们所知,在11世纪的时候,王安石曾经怀有最宏伟之蓝图,想要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经济组织,即建立一个垄断全部庄稼收成的国家商业组织。除了国库的收益之外,此一计划首先要解决的是平衡物价以及相关的土地租税改革等问题。但这个尝试失败了。因此,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与此相适应,厌恶“国家干涉”经济事务成为一种持久的基本情绪。此一情绪特别针对垄断的特权[51],而垄断恰好又是任何家产制政权习惯用来解决财政问题的手段。不过,臣民的一切福利依赖于统治者神性的这种信念,导致许多不同的观念的产生,而反对国家干涉经济事务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观念往往相当突然地产生,彼此缺乏任何的联系,使得家产制政权不断地(至少时常地)干涉各种事务,这同样也是一种典型的现象。再者,政府当然有权在饥馑时管制消费,制定出相应的食品政策;此一政策也是儒教理论的一部分,儒教理论有各式各样关于支出的特别的规范。不言而喻,任何官僚制度都特别厌恶由纯粹的经济因素即由自由交换所引起的过于明显的社会分化。中国这一世界帝国,经济上基本变得自给自足,社会上均等划分(sozial gleichartig gegliedert),在这些条件下,经济情况日益稳定,因此不可能产生如17世纪英国文献里所探讨的经济问题。当时存在于英国的、政治上为政府所无法忽视的并且还有“政治性小册子”(Pamphlet)为其利益辩护的自信的市民阶层,在中国是没有的。在家产制官僚政体的条件下,政府的态度是“静态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传统及官僚阶层的特权受到威胁时,政府才会认真地考虑商人行会的态度。政府并没有采取“动态的”态度,因为中国不存在(不复存在)有足够强大的扩张性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在英国却存在这种利益,它能迫使政府为其服务。(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