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官吏的威望
在所有的家产制国家里——包括中国及其他国家,老百姓的憎恨与不信任,主要针对着与人民实际接触最密切的下层统治者。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并逃避与“国家”的任何接触(这种接触并不绝对必要),在中国是典型的,其他的家产制体系也不例外。但此种不问政治的态度并不损害塑造中国民众性格的官方教育的重要意义。
训练期间的严格要求,部分是由于中国文字的独特性,部分则是由于教材的特色所致。这些严格的要求以及通常是很长的等候官职的时间,迫使那些无法靠自己的财产、借债或前面已经提到的家族积蓄过活的人,在完成其学业之前,就得找一样(从商人到神医等各式各样的)实际职业。因此,他们并没有学到经典原著,而只是学到最高的(第六级)教本《小学》[45],此书因其年代久远而令人崇敬,其内容主要是经典作家的文章选录。将读书人圈子与官僚体系分隔开的,只是文化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教育种类上的不同,因为只有经典教育这一种教育。落第者的百分比极高。由于各省举人的名额是固定的,[46]因而较高一级的考试合格者在比例上要更小,但他们总是要比官职候补人的数目多出好几倍。于是,他们就借助私人的保举,[47]靠着自己的或借来的金钱购买这些官职缺额,争取得到这些官职俸禄。俸禄官职的售卖,在中国与在欧洲的功能是一样的,是一种为了国家目的来筹集资金的手段,而且经常取代正常的考试取士。[48]改革者反对卖官职的抗议,正如在《京报》上的无数类似的抗议书所表现的,一直持续到此古老体制的最后一天。(https://www.daowen.com)
官吏的正式任期较短,一般为三年。这与伊斯兰教相应的制度相似。由于任期短,使得国家统辖——尽管在理论上它是万能的——无法对经济施加有力而理性的影响,只能断断续续间歇不定地干预经济。国家辖制拥有的固定官吏(专任官吏)寥若晨星,一点也不够用。单是这些官吏的数字就足以显示,通常事件只好任其自然,只要事件的发展不涉及国家的权力及财政的利益,只要传统的势力——氏族、村落、行会以及其他的职业团体——仍然是秩序的正常的承担者。不过,虽然民众对政治持非常冷漠的态度(前文中已提到),官职候补者阶层的观点却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态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其原因首先和主要在于,一般老百姓认为通过科举取得任官资格者具有神秘的神性。考生通过考试的成绩证明,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神”的载体。高级官员被认为具有巫术性资格。如果他们的神性得到“证实”,他们死后或甚至在生前,就经常会成为崇拜的对象。书法(Schreibwesen)与文件所具有的原始神秘意义,赋予他们的印章与笔迹以驱邪和治病的作用,考生的应试用具,甚至进而也有这种神秘的意义。凡有子弟被皇帝点为最高级考试第一名(即状元)的省份,不仅获得一项荣誉,同时也得到一份利益,[49]而所有通过考试被榜上题名的人,都会“名闻乡里”。每一个重要的行会与其他俱乐部,都必须有一士人来担任秘书,这些及类似的职位都开放给那些分配不到官职但却获得功名的读书人(原文为Promovierte,获得博士学位者)。拥有官职者以及官职候补者,由于他们的巫术性的神性以及他们的保举关系(尤其当他们是出身于小市民阶级时),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听取忏悔的神父”和氏族之所有重要事务的顾问,在这点上,他们类似印度发挥着同等作用的婆罗门(导师,Gurus)。拥有官职者(即官员),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与国家御用的大包商及大商人不相上下,是最有机会累积财富的人。因此,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人事方面,这个官吏阶层对居民——不管是在氏族之内还是在氏族之外——的巨大影响力,差不多等于埃及的书记和祭司的联合影响力。不过在氏族内部,长老的权威,正如我们先前所强调过的,还是个强大的抗衡力量。尽管在民间戏剧中个别官吏的“尊严”(Würdigkeit)遭到人们的嘲笑,但文献教育的威望坚如磐石地深植于民众心中,直到西方训练的现代知识阶层出现,这种威望才被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