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阶层的政敌——苏丹制与宦官
只有当我们对士人所必须对抗的势力有所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士人总的政治地位。此处,我们暂且不谈各种异端邪说,因为后面(第七章)我们将会谈到。
在早期,士人的主要对手是那些封建时代的“世家”,他们不愿放弃对官职的垄断。他们必须适应家产制度的要求与占优势的文献知识,设法找到各种途径与手段,利用皇帝的宠幸来为其子孙铺平道路。其后,士人的对手是那些资本主义的买官者:这是等级平等化(Ständische Nivellierung)与财政中的货币经济所造成的自然结果。士人与买官者的斗争不可能是持久的和绝对成功的,而只可能是相对成功的。因为每次战争的需求总会迫使缺乏资金的中央政府以高价卖出官职俸禄作为应付军需的惟一手段。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近代。士人除了必须对抗世家与买官者以外,还必须要应付政府对专家官吏的理性主义的兴趣。专家官吏早在601年的隋文帝治下就出现了。1068年(宋神宗熙宁元年),正值宋与西夏及辽进行艰苦的自卫战争的时候,在王安石当政下,专家官吏曾欢庆过一次短命的全面胜利。但传统又再次击败他们,而他们的这一次失败是永远的。然后士人只剩下一个主要而且是永久的敌人:苏丹制(Sultanismus,某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君主制——译者)与支持此制的宦官理政。[52]儒士因而对于后宫的势力怀有很深的疑虑。看不到士人与宦官的这一斗争,是很难理解中国历史的。
士人与苏丹制之间2000年来持续不断的斗争,是从始皇帝时开始的。此一斗争发生在每一个朝代,因为有进取心的统治者总想借助宦官与平民暴发户的力量,来摆脱自己对有身份的士人阶层的依赖。无数反对这种专制形式的士人,不得不为自己等级的权力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不过,长期的斗争,归根结底还是士人获胜。[53]每一次的干旱、洪水、日食、战败以及任何发生的具有威胁性的事件,都会很快使权力落入士人的手中。因为这些事件都被认为是与传统决裂以及废弃古典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结果,而此一传统与生活方式的守护者,恰恰是以御史及“翰林院”为其代表的士人。当这些事件发生时,当局允许人们“自由发言”,为皇帝出主意,其结果往往是非古典的政府形式被废除,宦官遭到杀害与放逐,生活方式又回复到古典的模式,总之,符合于士人的要求。由于王位继承所采取的方式,后宫体制的危险性是相当大的:未成年的皇帝处于妇人的监护之下,这在一定的时期简直成了规则。最后一位摄政太后慈禧即曾试图借宦官之力统治天下。[54]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讨论道教徒与佛教徒在这些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为什么以及到何种程度,他们特别会成为宦官的自然同盟者?又是在何种局面下,他们和宦官联合起来?我们愿略微提及,至少在近代的儒教看来,占星术是一种非古典的迷信。[55]它被认为是皇帝赖以治理天下的、具有神性意义的惟一的“道”(Tao)的竞争者。其实,情况原来并非如此。在这里,翰林院与全体星占学家之间的竞争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56]或许源于耶稣会的天体观测仪器也在此中插上了一脚。
儒教徒确信,宦官所相信的巫术会带来所有类型的灾难。陶模(Tao Mo)在其1901年的呈文里指责太后于1875年不顾御史们的抗谏——御史吴可读(Wu Ko Tu)为此而自杀——而废立应当登基的真正的王位继承人。陶模遗留给皇太后的这份奏章及他写给儿子的书信,都以其雄浑之美而著称,[57]其真诚与坚定的信念是无可置疑的。同样,由于受了宦官的影响[58],皇太后和许多亲王相信义和团(Boxer,有的史书里称为“拳匪”——译者)具有巫术性神性。太后的这一信仰足以说明她的整个政策。在临终时,这位一直令人佩服的女人留下了她的谕告:(1)永远不再让女人来统治中国;(2)永远废除宦官制度。[59]如果报道正确的话,与她的所作所为不一样,这个谕告的内容无疑是实现了。然而,我们也不必怀疑,对于一个真正的儒教徒而言,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尤其是“革命”与(满清)王朝的垮台,只不过证明了相信王朝古典美德的神性意义这一信念的正确性。在现实里未必有、但也可能发生的儒教复辟事件里,此一信念可以被加以利用。
儒教徒归根到底是个和平主义的、以国内福利为政治取向的士人,对军事强权他们自然持拒绝或不理解的态度。儒士与武官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史书关于这类例子比比皆是。史书里可以看到对“禁军”(Prätorianer,原指古罗马皇帝之护卫军——译者)出任御史(及官吏)的抗议。[60]由于宦官特别容易像纳尔塞斯(Narses,东罗马帝国皇帝约士丁尼〔Justinian〕一世的统帅,于552年征服在意大利的东哥特人,554—567年,任意大利首任总督——译者)那样成为受宠的将军,因此士人对于纯粹苏丹制的家产军队之敌视,是不言而喻的。士人以曾经推翻受人拥戴的军事篡位者王莽而自豪。可想而知,在独裁者当道时,平民参与统治的危险总是存在的。不过在中国我们只知道有这么一次而已。与此相反,事实上士人是屈服于已建立的政权的,不管该政权像汉朝一样纯粹是经由篡夺而建立的,还是像蒙古人或满洲人的政权那样是由征服而建立的。即使他们必须有所牺牲——例如满洲人占去了50%的官位,而这些人并未具有教育的资格证明,他们也臣服了。只要统治者能顺应士人对仪式与典礼的要求,士人就会——用现代的话来说——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之上。
“按照宪法”(Konstitutionell)——这是儒教徒的理论,皇帝只有在任用持有文凭的(diplomiert)士人作为官员时,方能统治;“依照经典”(Klassisch),皇帝只有任用正统的儒教官员才配统治。对此的任何偏离,只会带来灾祸,而如果还是执迷不悟的话,那么皇帝就会垮台,而王朝也会覆灭。
[1]参见Delamarre所译《御撰通鉴纲目》(Yutsian tung kian kang mu,Paris,1865,p.417)。
[2]关于这点,von Rosthorn这位知名的权威学者表示异议,见其The Burning of the Books(im Journal 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vol.1v,Peking,1898,p.1ff)。他相信那些神圣经典一直是以口耳相传到汉代的,因此,这与普遍盛行于印度早期的口头传说的传统是一样的。局外人是无法判断的,不过,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说:至少编年史是不可能以口头传说为基础的,而且,正如日食的复算所表明的,史事编年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同样,如果我们将这位杰出的专家的观点扩展到以诗歌形式出现的礼仪文献之外的话,那么许多有关君侯之档案(Archive)、文献与士人往来文书之重要性的报道(按照通常的假设,这些报道是可靠的),很少与上述专家的看法相符。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汉学专家们才能下最后的定论,出自一个非专家的“批判”,毋宁是佞妄的。严格的口头流传的原则,几乎在世界各处都只适用于神性的启示以及对这些启示的神性的诠释,而不适用于诗歌与教学论(Didaktik)。中国文学之古老悠远,不仅表现在它的如画的形式上,而且表现在它的安排上:后世垂直的、用线分开的栏(印刷上纵的栏——译者),仍反映出原先竹片并排时(中国古时的竹简——译者)的沟痕。最古老的“契约”,是竹制的割符或绳结;后世在签发契约和文件时皆为一式两份,这使我有理由认为是此种古老契约的遗习(Conrady)。
[3]这也说明文字在历史发展的很早阶段就已定型,而这种定型至今仍继续发生作用。
[4]参见Chavannes,Journ of the Peking or.soc.,Ⅲ,1,1890,p.1v,他和大多数翻译者一样,将太史令(Tai Sche Ling)译为“大占星师”,而不译为“宫廷史官”。但是后来,尤其是现今,有学识的士人是占星师的激烈反对者。详见下文。
[5]参见Tschepe,Hist.du R.de Han,Var.Sinol.31,Schanghai,1910,p.48。
[6]公元前4世纪,封建秩序的代表,尤其是那些关心封建秩序的王侯的氏族,反对在秦国打算实行的官僚化。他们指出:“先辈以教化治民,而不是行政的改革”(这与后来的儒教正统的理论完全一致)。对此,那位士人新宰相商鞅站在完全反对儒家的立场上表示自己的意见:“普通人按照传统生活,才智较高的人创造了传统,礼仪在非常的事端上并不能给我们指示。百姓的福祉才是最高的法则”。他的意见得到了君王的支持(参见Tschepe,Hist.du R.de Tsin,a.a.o.p.118)。后来,儒教正统在编修与净化史书时,很可能大量地删除与修改了这些史实,以利于后来所认定的传统主义。另一方面,对于下面所介绍的报道——其中给予早期的士人以极高的敬意!——我们不必信以为真。
[7]虽然魏国的太子下车骑以待宫廷士人(即田子方),但这位平民发迹者对太子三番五次的问候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回答。对于“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这样的问题,这士人的回答是:“亦贫贱者骄人耳”,并且说这是因为他可以随时就任于其他宫廷的缘故(参见Tschepe,Hist.du R.de Han,a.a.o.p.43)。另外,一位士人因为听到有人说君侯之弟比他更适合担任宰相而勃然大怒(同上书)。
[8]魏国国君都站立着听取士人——孔子之弟子——的报告(参见上注)。
[9]参见Tschepe的意见,Hist.du R.de Tsin,p.77。
[10]宰相职位的世袭继承,在士人看来是不合礼制的(Tschepa a.a.o.p.77)。赵国国君曾委托他的宰相为多位有功的士人寻觅适当的土地作为采邑,这位宰相虽经国君三次提醒,但始终未寻得合适的土地。最后,国君终于有所领悟,于是任命这些有功的士人为官吏(Tschepe,H.du R.de Han,p.54-55)。
译者注:上述史事与史书所载不符。据《史记·赵世家》的记载,赵列侯(公元前408-公元前387)好音,欲赐郑国歌者枪、石二人田万亩,使宰相公仲连觅之。烈侯三问公仲“歌者田如何”,公仲始终曰:“方使择其善者”。另一方面,公仲向烈侯进士三人(牛畜、荀欣、徐越)。三人皆贤,以王道约烈侯,君悦纳且止歌者田,并分别任三人为师、中尉、内史。
[11]参见TschepeHist.du R.de U,(Var.Sinol.10,Schanghai,1891)中吴王所提的有关问题。
[12]据史书所载,这一收入的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13]当某位君侯的爱妾嘲笑一位士人时,君侯门下的所有士人皆愤然离去,直至此妾被杀为止(Tschepe,Hist.du R.de Han,p.128)。详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赵平原君斩美人以向士人谢罪的故事。——译者
[14]此事使我们想起约西亚(Josias,《旧约》中犹大〔Juda〕之王名——译者)统治时期犹太人“发现”圣律的史实。同时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并没有提到此事。
[15]Tschepe,Hist.du R.de Tsin,Var.Sinol.27,p.53.详见《史记·秦本纪》中秦穆公不听百里奚与蹇叔的劝谏,出兵袭击郑国,结果秦军惨遭失败的故事。——译者
[16]个别的隐瞒的确是有的,例如隐瞒了吴国对它的母国鲁的攻击。但是,除此之外,鉴于材料不足,我们很可以严肃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他的著作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对史书的一种伟大且带强烈道德色彩的注释。
[17]1900年,慈禧太后看到某位御史提出的废除此种武官证状的提案时,显得非常不高兴。参见1899年1月10日《京报》上关于“正统军”的批示,以及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检阅”(部队)的指示(1894年12月21日《京报》),有关军阶之意义的批示(1898年11月1日、10日),以及较早发布的、例如1878年5月23日发布的指示等等。
[18]有关这项措施,参见Etienne Zi S.J.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 en Chine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Nr 9。考试的项目是射箭与某些体力的比试,先前还要作一篇论文,不过从1807年起,改为写下《武经》(战争理论)——相传产生于周代——中的一段100字的文字。有许多武官并未获得军衔,而满洲人是完全用不着参加考试的。
[19]1894年,皇帝在一道敕令(载同年9月17日《京报》)中,就一军人出身且因战功而转任文官的道台(地方首长)受到同仁批评一事评论道:虽然这位官吏的行为在所提及的事情上客观而论并没有错;不过,他在自己的举止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显露出“粗暴的军人作风”,因此,“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他是否具备了处于他那种等级与地位的人绝对必要的有修养的举止。”以此提示他再回任军职。想要废除作为“军事”训练组成部分的射箭与其他非常古老的体育活动——其起源可能与跟“男子之家”相联系的礼仪有关——几乎是不可能的。慈禧太后之所以拒绝那些改革提案,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此。
[20]法国的作者们大多把生员、秀才称为“学生”,把举人与进士分别称为“硕士”与“博士”。在“学士”这个等第里,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考生有权要求得到奖学金。得到奖学金的学士称为廪生(“国库俸禄领受者”);由学政(Direktor,相当于今天的校长——译者),选拔出来并送往北京的称为拔贡;其中被准许入太学的,称为优贡;至于那些用金钱买得学士头衔的,称为监生。
[21]子孙所具有的神性的禀赋,也就是其氏族及祖先的神性的禀赋的明证。始皇帝在位时,废除了这种习俗,因为儿子不得对父亲下断语。然而尔后,几乎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者都莫不追加其祖先封号。
[22]关于这点,参阅Biot,Essai sur 1'histoire de 1'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ration des lettre's,Paris,1817。此书仍有参考价值。
[23]马端临在其著作中即对此表示不满。译文见Biot,p.481。
[24]关于所出的题目,Williams有举例,参见Zi,a.a.o.
[25]在中级(“硕士级”)考试里尤其如此:论文题目多半是要求对某有关的经典文本作一种旁征博引的、训诂的、文献的与历史的分析。参见Zi,a.a.o.p.144所举的例子。
[26]这主要发生在最高一级(“博士级”)考试(即殿试——译者)的时候。殿试通常是由皇帝亲自出题,毕业生的等级也由皇帝决定。殿试时通常出的题目,主要涉及行政上的动机问题(Opportunitätsfragen),特别是唐(Tang?)帝的“六问”之一(参见Biot,p.209,注1及Zi,a.a.o.p.200,注1)。
[27]参见de Harlez ed.Siao Hio(《小学》),Vol.V.p.11,Vol.Ⅰ.pp.29,40。朱子的引言,p.46,a.a.o.关于年龄阶段的问题,参见Vol.Ⅰ.p.13。
[28]a.a.o.Vol.Ⅰ.2,25,以及导论Nr.5f。
[29]这也有文献上的规定。
[30]此处有关语言和文字的叙述,全部采自那些杰出的汉学家,特别是已故的W.Grube教导非专家时的纪实,而并非笔者自己的研究所得。
[31]参见J.Edkins,Local value in Chinese Arithmetical notation,Journ.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 Ⅰ Nr.4,p.161f。中国的算盘所采取的是十进位法。已经失传的古老进位法似乎源于巴比伦。
[32]参见de Harlez,Siao Hio,p.42,注3。
[33]俄国学者Timkovski也强调这一点,见其 Reise durch China(1820—1821),由Schmid译为德语(Leipzig 1825)。
[34]例如在汉代,即早在考试制度施行之前,一名粗心大意的守边武官即作了这样的自我谴责,见E.de Chavannes ed.Aural Stein所收集的文件Nr.567。(https://www.daowen.com)
[35]今天的《京报》,其起源可追溯到唐朝(618—907)的第二位统治者(即太宗——译者)。
[36]据《京报》所载,政府部分参考御史的报告,部分参考上司的报告,对官吏作出不同的处理:有功的官吏受到嘉奖和提升(或类似的许诺);缺乏能力、资格不足的官吏则被贬任他职,“以便他能够积累经验”(参见1897年12月31日或其他时候的《京报》),或者停职待命;完全无用的则被除名;成绩卓著但与其失误相抵的,只有改正错误后方得晋升。总之,几乎所有的处置都有详细的理由。这类公告往往选在年终时发布,不过其他时候也不少。也有(显然)死后方被贬降而判以笞刑的情况(见1895年5月26日的《京报》)。
[37]参见A.H.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 Edinburg,1899,p.66ff。
[38]以下参见Kun Yu,Discours des royaumes,Annales Nationales des Etats Chinoises de Ⅹ auⅤ Siecles,ed.de Harlez,London,1895,pp.54,75,89,159,189及其他各处。
[39]Tschepe,Variétés Sinologiques 27,p.38。这名武官自请处分。类似的例子见A.Stein的文件,a.a.o.Nr.567。
[40]参见1895年4月10日的《京报》上的敕令。在威海卫失守之后,那些以身殉职的武官被追加官称。其原因显然是由于他们自己承担罪责,而免除了此一耻辱对皇帝的神性所造成的伤害。
[41]不过,至少在某个地区有一太极庙,太极是原始物质(混沌),据说由其中再分别发展出两个实体(即“太极生两仪”——译者)。参见Michels所译《十六国疆域志》(Schih Luh Kuoh Kiang Yun Tschi),第39页。
[42]根据de Groot。
[43]参见Gräfin Hagen摘译的李鸿章的回忆录,Berlin,1915,p.27,29,33。
[44]参见陈秀同(Tscheng Ki Tong)为欧洲人写的那些绝妙精巧(虽然相当肤浅)的篇章,由A.Schultze译成德语:China und die Chinesen,Dresden und Leipzig,1866,p.158。关于中国的会话,Eduard Graf von Keyserling在其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中有所提及。他对中国的会话所作的某些观察与上述颇相符。
[45]《小学》(由de Harlez译为法语,载Annales du Musée Guimet ⅩⅤ 1889)为朱子(12世纪)所著。朱子最重要的功绩是以系统化的形式将儒教彻底圣典化。关于朱子,参见Gall,Le Philosophe Tchou Hi,Sa doctrineetc.,Variétés sinologiques 6.,Schanghai,1894。《小学》基本上是以历史实例来注解《礼记》的通俗易懂的书。在中国,每个小学生都熟悉它。
[46]各州省都有“举人”的配额。当公布某种紧急公债(Notanleihe)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甚至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后,筹集到所规定的最小金额的省份,通常被答应提高举人的配额。每次科举,只取10名“进士”,其中的前三名享有特别的尊荣。
[47]只要比较一下这三名获得最高学位者的来历和最高级官员的来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私人保举的支配地位,见Zi,a.a.O.Appendix 11,p.221,注1。在1646年到1914年间,高级官吏共有748名,而满洲人就占了398人,虽然其中只有三人获得最高的学位(由皇帝取置榜首的三名进士)。撇开这点不谈,湖南省凭借曾家的权势地位,也占去58席,也就是所有高官的1/6,而将近2/3的进士级学位获得者则出身于其他各省,不过在高级官职中总共才占了30%。
[48]明朝的皇帝们于1453年首先有系统地运用这个办法(不过,卖官作为一种财政手段,始皇帝早已采行)。最低一级的买官金原先是108皮阿斯特(Piaster,尤指埃及、土耳其等国的辅币单位——译者),大约相当于学俸的资本价格,后来则为60两纹银。在一次黄河泛滥后,为了扩大市场以筹措到可观的资金,价格一度滑落到20~30两。自1693年起,“生员资格”的买主也准许参加高等的科考。道台一职的买价,连同所有的附加费用,约需4万两。
[49]这就是皇帝在安排进士的名次时,有可能会考虑到候选人是否属于那些从未出过状元的省份的原因。
[50]司马迁的贸易均衡论著(即《平准书》——译者),是中国财政学的一篇非常杰出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国民经济学的年代最古老的文献(参见(Chavannes ed.Nr.8,Kapitel ⅩⅩⅩin Vol.111)。在我们看来,不属于“贸易均衡”的题目有如下这些:战国时期商人的巨额利润,国家统一后商人地位的下降及其被拒于官职之外,薪金的固定及随之而来的地租之固定,商业、山林、水域(为豪族所占有)的租税课征,私铸货币的问题,私人财富过巨的危险(不过,按照孔子的说法,有财斯有德),运输费用,用钱买官衔,盐铁专卖,商人注册,国内税(Binnenzölle,如关卡所征的税——译者),稳定物价的政策,反对向国家供货商投标(直接向手工业者投标),等等。此种财政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稳定性达到国内的安定,而不在于对外贸易的均衡。
[51]公行商人在惟一对外国人开放的广州港口之贸易独占权,一直持续到1892年,此一措施旨在阻止野蛮人与中国人的任何交往。此种商业垄断所取得的巨大收益,使参与贸易垄断的俸禄官职者斥拒任何自愿改变这种状况的企图。
[52]有关这方面的材料,不仅充斥于官方编写的明史中(参见下注),而且也大量地出现在《十六国疆域志》里(见Histoire géographique des ⅩⅥ Royaumes,ed.Michels,Paris,1891)。1368年,在翰林院的请求下,宦官被逐出国家政务之外(p.7)。1498年,翰林院抓住皇宫失火的机会,向皇帝递交呈文,要求“言论自由”(发生事故时的典型要求),对抗宦官宠臣(参见下注)。
[53]例如,在乾隆皇帝钦定的《御撰通鉴纲目》里(ed.Delamarre),我们可以找到有关这种斗争的大量例子。就拿15世纪来说吧:1404年,一名宦官担任军队的统领(Delamarre译本,p.155),此后即常有此例,如1428年(p.223)。1409年,宫中内官侵入到行政机构中(p.168)。1443年,一名翰林大学士要求废除内阁统治、减轻徭役,尤其要求皇帝准许士人参议,结果为宦官所杀(p.254)。1449年,一名宠幸宦官在士人的要求下被杀(p.273),不过,1457年又为其立了儿座庙。1471年,朝廷顾问与皇帝的往来必须通过宦官(p.374)。据闻,秦孝公时(公元前361—前328年)也是如此。1472年,宦官提任秘密警察(p.273),1481年,在御史的要求下,宦官担任秘密警察的制度被废止(p.289)。1488年,旧有的礼仪又恢复了(此种情形不时发生)。1418年,一名宦官被罢官的同时,士人的处境也非常难堪,因为在这名宦官的身上发现了向其行贿的上人的名单。结果士人成功地隐藏了这份名单,并找到了其他的借口将贿赂者一一去职(eod.p.422)。
[54]参见Bland and Backhouse,China unter der Kaiserin-Witwe,由Rauch从英文译为德文(Berlin,1812)。另见陶模(Tao Mo)于1901年写的反对慈禧太后使用宦官的著名呈文。
[55]1441年,占星们所预告的日食并没有发生,礼部为此向皇帝道贺,不过,却为皇帝所拒。
[56]参见前文已引的翰林院于1878年向两宫太后呈递的奏章。
[57]参见Bland and Backhouse,China unter der Kaiserin-Witwe,Kap.Ⅹ1,p.130f。
[58]见太后于1901年2月所下的诏书。
[59]同上。
[60]例如《御撰通鉴纲目》(ed.Delamarre,p.167,223)第1409与1428条。早在1388年,也有类似的谕令颁给军人,禁止其干涉行政(a.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