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与僧侣统治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官僚政治与僧侣统治

中国的家产官僚政治,既不曾受到一个独立自主的僧侣统治(Hierokratie)的竞争,也从未受到一个不断被削弱的封建主义势力或一个从未得到发展的市民阶层势力的侵扰。像中东、伊朗或印度那种在社会上有势力的先知(Prophetie),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1]这里从来没有一个以超世的神的名义提出伦理“要求”的先知。中国宗教始终如一地不间断性地排除了先知的存在。最高祭司长——政教合一的统治者——所要认真对付的是封建贵族,而非先知。任何让人想到是先知发起的运动,政教合一的政权就会把它视为异端邪教而用暴力有计划地加以扑灭。中国人的“灵魂”从未受到过先知的革命洗礼,[2]也没有私人的“祈祷”。受过礼仪及文献教育的官员,尤其是皇帝,照料着一切,而且也只有他们能够如此。

尽管容许道教存在,但就我们从历史文献中所知,从没有出现过强而有力的道士阶层。尤其是各种独立自主的宗教力量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拯救学说、自己的伦理与教育。因此,官吏阶层的过分强调智慧的理性主义(intellektualistischer Rationalismus)得以自由地充分发展。而理性主义,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从内心深处就蔑视宗教。在中国,这种理性主义不需要宗教作为驯服民众的工具,但是为了那些驯服的目的,它也允许职业的宗教人士保持一定的官方的作用。换言之,为了使民众驯服,宗教的作用是绝对必要的,即使是对于受传统束缚而势力强大的地方氏族,宗教的作用也是根除不了的。宗教任何外在和内在的进一步发展,都被断然斩绝。祭拜天地大神以及一些相关的被神化的英雄和专司神灵,乃是国家的事务。[3]这些祭典并不由教士负责,而是由政权的掌握者来主持。由国家所规定的这种“俗世宗教”(Laienreligion)乃是一种对祖灵神力的信仰及崇拜。所有其他的民间宗教信仰,原则上仍停留在一种毫无系统性的、巫术与英雄的专门崇拜并存的阶段上。关于这点,我们后面还将谈及。家产官僚政治的理性主义,对于这种被它从内心深处所鄙视的混乱状态,几乎根本不打算进行系统的整顿,更确切地说,它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混乱状态。因为从一方面讲,从儒教的国家理由这一立场出发(Staatsräson,封建专制时代不顾道德与法律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以国家为名的理由——译者),宗教必须是“为民而立”的。根据大师(Meister,从上下文看,指孔子——译者)所言,没有信仰,世界是无法保持秩序的。所以,维护信仰在政治上甚至比对民生的关怀更重要。另一方面,皇权本身即是个至高无上的、通过宗教仪式而神圣化的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超出民间所崇奉的众神之上。皇帝个人的地位,正如我们所见的,完全是基于他作为上天(其祖先所居的上天)的全权代表(“天子”)所具有的神性。不过,同样正如我们所见的,个别神灵之所以具有意义及受人尊敬,仍得视其神性的灵验程度而定,就像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车夫与船夫所信奉的圣徒一样(此圣徒之名为Christophorus,是14个救苦救难的圣徒之一,原为基督的背负者,后被尊奉为车船驾驶人的守护神——译者)。恰恰是这种宗教信仰的神性的性质,符合官吏阶层自保的利益。因为任何降临到国家的灾难都不会使作为整体的官吏阶层自身遭到否定,最多只是表明:个别官吏或皇帝神圣的合法性已经无效;或者是某个专司神灵遭到遗弃。由于现世的秩序以这种特殊的非理性的方式确定了下来,所以在官吏权力的合法性以及超世的力量之间便产生了一种尽善尽美的结合。因为可以想象,要是超世的力量有丝毫的独立,那么它与它在人间的代表之间就会出现竞争。任何民间信仰的理性化——使之成为一个超世取向的独立宗教——都不可避免地会构成一股与官僚权力相对立的独立势力。这种“事态”(Pragma)一再发生,一旦有人试图松动此一杂草丛生的历史大厦的一块砖石,就会遭到官吏阶层的坚决抵制。中国的语言里没有特别指“宗教”的字眼,有的只是:(1)“教”(Lehre学说,例如士人学派的学说);(2)“礼”(Riten),不管是宗教性质的礼还是传统性质的礼,都称为礼。儒教的中国官方称呼即为“士人之学说”(Lehre der Literaten,或译儒家学说)。

中国的宗教,不管它是巫术性的或祭典性的,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中国宗教的这一特点较诸其他宗教都要更为强烈和更具原则性。除了本来的崇拜伟神巨灵的国家祭典之外,各种的祭礼尤其受到推崇。在这些祭祀里,祈求长寿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很可能中国所有原来的“神的”观念,其最初的意义源于这样的信仰:十全十美的人能够逃脱死亡并且永生于一个幸福的王国。[4]无论如何,一般而言,正统的儒教中国人(而不是佛教徒),是为了他在此岸的命运,——为了长寿、子嗣与财富以及在很小的程度上为了祖先的幸福——而祭祀,全然不是为了他在“彼岸”的命运。这与埃及人保护死者(Totenpflege)而重视自己来世的命运形成强烈的对比。长久以来,开明的儒教徒就有一种非正式的、但却盛行的看法:人死后,灵魂悄悄离去,化为蒸气流散于大气之中,要不然即是绝种。这一理论受到了权威人士王充的支持。不过,正如我们曾经提及的,王充的神的概念是充满矛盾的。在他看来,不应该以一种人神同形概念来理解神,但是神毕竟是一种“体”(Leib)——一种无形的流体,在个体“熄灭”(Verlöschen)即死亡之后,本质上与神相像的人的精神即再度化为此种无形的流体。12世纪的唯物论者与无神论者朱夫子(朱熹)则完全摈除了人格神以及永生的观念。然而这并不能防止后世正统的哲学家对于人格神之信仰的出现。不过,官方的儒教,也就是康熙皇帝在17世纪时所颁布的16条圣谕,仍然保持着唯物论者与无神论者的立场。

长久以来,官方的儒教,至少对任何对来世的希望而言,抱着一种绝对不可知论的、根本上否定的态度。即使是在此一观点尚未普及的地方,或者是在道教或佛教的影响占优势的地方(下面我们会讨论到),人们对于自己彼岸命运的关注,还是比不上对可能对此岸生活产生影响的神灵的关注。

就像几乎所有其他的家产制组织一样,中国也信奉“弥赛亚主义”,希望出现一位此岸的救世主皇帝。[5]但是中国人并不像以色列人那样,寄希望于一个绝对的乌托邦。(https://www.daowen.com)

由于缺乏任何的来世论和任何的拯救学说,或者缺乏任何对超验的价值与命运的思索,国家的宗教政策依然保持着简单的形式。一方面,此一政策规定,祭祀活动由国家主持和管理;另一方面,它又容许那些自古就有的、对私人来说不可缺少的、训练有素的个体巫术僧侣的存在。

国家祭典故意安排得平淡和质朴:它包括献祭品、仪式性的祈祷、音乐及富有节奏的舞蹈。很显然,所有恣意纵情的因素都被严格而有意地去除,这也表现在官方的五声音阶的音乐中。在官方的祭典里,几乎所有的迷狂、禁欲与冥思[6],都不存在,这些都被认为是无秩序与非理性的兴奋的成分,这是官吏们的理性主义所无法容忍的,就像罗马官僚贵族眼里的酒神祭典那样具有危险性。当然,官方的儒教并没有西方意义的那种个人的祈祷,而只有礼仪规范。传闻孔夫子生病时,拒绝他人为其祷告,而他本人据报已永不祈神祷告了。然而,公侯和高官为其政治社团的福祉而献上的祈祷词,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有效力的而为人所珍视。

由于这些原因,儒教也必然缺少那种人具有不一样的(宗教的)能力(Qualifikation,资格)的体会,顺便提一下,儒教对此是非常无所谓的。因此,任何从宗教上区分“恩宠等级”(Gnadenstand)的想法必然与儒教格格不入。

家产官僚制度在政治上是与封建制度以及任何世袭等级的划分相对立的。这种对立符合于古典儒家的伦理学说,因为它把人的原则上的平等作为前提。此一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非是固有的。封建主义时代盛行的观念是“贵胄”氏族与庶民之间有神性的分别。士人的统治在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或愚民——14世纪时的明朝创立者这么称呼后者)之间划下了明显的鸿沟。不过官方的理论依然主张:并非出身,而是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获得的学识,才是决定性的。“平等”当然并不是指在所有自然禀赋上的绝对平等。有的人由于天赋较高而轻易做到他人得尽全力才能做到的事。但是每个人至少都可以做到儒教官僚体制下的国家理由与社会伦理的要求——这绝非是追求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如果国家的治理情况良好,那么,每个人就必须在自己身上寻找外在或内在的成败的理由。人性本善,恶乃是由外部通过感官侵入内心的;品质上的差异是指个人和谐发展上的差异。这种特殊的观点是由于缺乏一位超世的伦理之神。再者,这种观念也反映出家产制国家里的等级关系。当然,高贵的人希望能流芳百世,不过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精明强干(Tüchtig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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