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思维之欠缺
在中国,系统化的、自然主义的思维也得不到发展。西方以数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是众多理性思维形式的一种组合,这些理性的思维形式源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并在文艺复兴的基础上由技术“实验”发展而来。这种技术“实验”最早并不是产生于科学领域,而是出现在艺术(Kunst,或译技艺)领域,它乃是现代自然科学所有学科的特别要素。文艺复兴的“实验性的”(experimentierend)高等技艺,是两种要素的独特结合的产儿:西方艺术家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经验技能,以及他们由文化史和社会所决定的纯粹理性主义的功名心。他们把自己的技艺提高到与“科学”同等的地位,以求取其艺术的永恒意义,以及自己的社会威望。这点恰恰是西方所特有的。另外,如我们所知,还有一种极强烈的“回归”(Rückkehr)古代的动力。除了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所体现的艺术风格外,音乐,特别是16世纪的以意大利音乐理论家查里诺(Zarlino)为代表的实验键盘音乐(Experimentier-Klaviatur),乃是巨匠大师们以文艺复兴艺术家特有的“自然”概念进行活动的中心。此外,特殊的社会条件,就像在古代那样,对将技艺训练提高成为一种高度的竞赛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北欧经济在经济上与技术上的兴趣,尤其是矿业的需求,使思想史增强威力(geistesgeschichtliche Gewalten)而把实验变成为自然科学。细节此处从略。中国的技艺虽然技巧精湛、高雅精美,但却缺少任何这种导致理性主义的功名心(西方文艺复兴意义上的)的原动力。在家产式官僚体制的条件下,统治者阶层的竞争完全只是受俸禄者及士人猎取功名禄位的竞争,这种竞争把其他所有的追求都扼杀了。此外,相对而言很不发达的工商业资本主义也无法提供经济上的额外津贴(Prämien,工资等以外的酬金——译者),而酬金对于将经验技术转化为理性技术却是必须的。[8]因此,一切都仍然是一种被升华的经验(sublimierte Empirie)。
其结果,官吏阶层对待生活的这种内在的(immanent)态度,凭借其特有的实践理性主义而得以任意发展。在这种实践理性主义的支配下,官吏阶层摆脱了所有的竞争,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的技艺训练,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学、自然科学和技术,没有神圣的权威或者势均力敌的人类的权威;而只有一种切合于官僚体系的伦理,而这种伦理,只有在顾及到氏族内部的传统势力时,以及在对鬼神的信仰中,才会受到限制。在这种官僚体系的身旁,没有任何其他特殊的现代理性主义的因素——对西方文化来说,它们是决定性的(Konstitutiv),无论是支持它的还是与之竞争的因素都没有。中国的官僚体系像是被嫁接(aufgepfropft)于古老的地基上而延续下来,而此种地基在西方早就因古代城邦的发展而崩解了。所以,由这个官僚体系所承载的文化几乎可以被看作一种实验:支配官职俸禄阶层的实践理性主义一成不变,究竟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正统的儒教,便是这种状况的结果。正教的统治地位是具有神权政治性质的世界帝国与其官方规制的学说相统一的一种产物。在斗争激烈的战国时期里,就像在西方古代的城邦文化里一样,存在着许多活跃的、相互斗争的知识流派。相互对立、纷争各异的中国哲学,在时间上大约与西方古代哲学是在同一时期里发展的。自从帝国的统一得到巩固后(大约在公元初),就再也没有完全独立自主的思想家出现过。只有儒教徒、道教徒与佛教徒继续争斗。在得到承认的或容许的儒家学说内部,哲学和与之相连的统辖政策之争继续存在,直到满洲人的统治最终把儒教封为正教为止。(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