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自然法与形式的法逻辑
原则上,只有生存处境能把人分为若干等级。相同的经济状况和相同的教育造成根本上相同的性格。如前所述,对于儒家来说,物质上的富裕,从伦理上看,并不是一个首要的诱惑之源(不过当然也承认有种种的诱惑),而毋宁说是一个用以提升道德的极为重要的手段。下面我们会了解到这其中的道理。另一方面,个人自由的任何领域都未得到自然法的认可。在中国的语言里,甚至没有“自由”这个字眼。这很容易用家产制国家的特性和历史的回忆加以解释。实际上,最终受到切实保护的(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得到保证的)惟一的制度,是私人的现有物质财产,尽管此一制度是在私人领域长期受到赋役义务之否定后才出现的。除此之外,再没有法律保证的自由权利。“私有财产制度”事实上只有相对性的保障,它并没有享受到克伦威尔对平等论者所发表的意见里那种神圣的威名。[7]在家产制的理论里,皇帝不可能是谁的客人,而上司也不可能是其下属的客人,因为按照法律,属下的所有财产都是属于上司的。不过,这主要只还具有典礼上的意义。官方偶尔强烈地干涉到土地的耕作与分配,不过,这显然主要是由国家财政需要所决定的。此种干涉使得半传说性的井田制及其家产制规范下的“土地权”数百年间一直保持着熠熠光辉。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财产的分配尽可能平等,为此,在“土地权”这些理想中表现出一种偏重可“食”的政策,此种食物政策与埃及的国家仓储政策相吻合。在这个领域里,家产制的理想是物质的公平,而非形式的法律。因此,财产与生计,一方面是实际的、合乎目的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是关心民众吃饭的社会伦理问题。中国的社会伦理不是西方那种自然法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后者恰恰是近代由于形式法与物质公平之间的紧张对峙而产生的。中国有文化的统治阶层认为,它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最富有的阶层,不过为了让普天之下的民众感到满意,最终的目标是尽可能普遍地分配财富。
神圣而永恒的自然法只存在于神圣祭典的形式中(其巫术的效果自古以来已得到证实),以及对祖先神灵的神圣义务里。带有现代西方印记的自然法之发展,除了其他因素外,主要是以行之有效的法律(例如西方已有的罗马法)之理性化为前提的。不过,第一,罗马法是自治的城市商业活动的产物,因为这种商业活动需要一套固定的起诉范式;第二,它是罗马的法律自由职业阶层理论技巧理性化的产物;第三,它是东罗马帝国官僚政治的产物。在中国,并没有一个法官阶层,因为那儿缺乏西方意义下的律师事务所(Advokatur)。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福利国家的家产制特色及其微弱的职权,并不在乎世俗法律的形式发展。在中国,正如本书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专横破坏国法”(Willkür bricht Landrecht)的地方上的习俗也抵制法律(Contra legem)。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法官——典型的家产制法官——以彻底家长制的方式来判案,也就是说,只要是在神圣传统所允许的活动范围内,他绝对不会根据形式的律令和“一视同仁”来进行审判。情况恰恰根本相反,他会根据被审者的实际身份以及实际的情况,或者根据实际结果的公正与适当来判决。这种“所罗门式的”卡地-司法(Kadi-Justiz,Kadi系伊斯兰教国家的审判官)也不像伊斯兰教那样有一本神圣的法典为依据。系统编纂而成的皇朝法律丛书,只是因为它是由强制性的巫术传统所支撑的,所以才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在此情况下,存在于西方、伊斯兰教以及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印度的神圣的法律与世俗的法律之间的紧张对峙,便完全没有了。古希腊罗马(尤其是斯多噶学派)以及中世纪意义上的那种自然法学说,显然是不可能在儒教里产生的。那是由于哲学或宗教上的基本要求(Postulate)与“俗世”之间的紧张而造成的一种“原始状态”的学说。因为这种学说不可缺少的中心伦理概念,是为儒教所不知的。这点下文将会提及。(https://www.daowen.com)
我们西方现代法律的理性化是两股同时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力量,它关心严格的形式法与司法程序,倾向于使法律在一种可计算的方式下运作,最好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另一方面是专制主义国家权力的官吏理性主义的力量,它所关心的是系统地制定法典和使法律趋于一致,并主张将法律交由一个力争公平、地方均等之升迁机会的、受过合理训练的官僚体系来执行。只要这两股力量缺少其中之一,便无法产生现代的法律体系。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的习惯法(Common Law,不成文法律——译者)所显示的,近代资本主义确实可以在一种非体系性的、但经济上保证强者之自主权的法律基础上生存下去。这种法律缺乏严格的法理逻辑的分类,但却是由一个律师阶层所创造出来的形式法律,他们的法理思维经过罗马法和天主教教会法规(Kanonisches Recht)的训练。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官僚体系注重形式上的纲要性的总则,并且关注官吏普遍的可任用性和法的一致性。特别是上级机关的法令,在理性主义的官僚体系看来,与不可侵犯的传统——地方上或社会上自作主张地对法律加以区别的这种随意性——相比,具有不容置疑的优越性。凡是官僚体制能够起支配作用的地方,受关注的不仅是形式上去完成法律规范(Rechtsnorm),更受注意的是其实在的“公道”。的确,这种公道可与官僚体系的内在伦理(Ethos)相符。倘若没有经济上强大的资本主义利益或者社会上强而有力的司法阶层与之抗衡,官僚体系便会从实在方面将法律理性化及系统化,并且会摧毁并不在乎“实在公道”的形式法技术。中国的家产政体,在帝国统一之后,既没有考虑到强而有力且不可抑制的资本主义利益,也没有估计到一个自主的法学家阶层。然而,它必须考虑到能保证其合法性的传统的神圣性,同时也必须顾及到其统辖组织的强度界限(Intensitätsgrenze)。因此,不仅形式的法学未能发展,而且它从未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实在的、彻底理性化的法律。总的看来,司法保持着神权政治的福利司法所特有的那种性质。就这样,不仅哲学的和神学的(Theologisch)“逻辑学”(Logik),而且包括法学的“逻辑学”,都无法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