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理性的系统化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九、巫术理性的系统化

正统与异端对巫术与泛灵论的观念均采取容忍的态度,尤其是道教对它们的积极培植,不仅使它们得以继续存在,而且使这些观念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决定性的影响。让我们来略窥一下它们的影响。

一般而言,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种经验知识与技能的任何种类的理性化,均朝着巫术的世界图像这一方向运动。天文学除了历法科学以外,其余都变成了占星术。历法科学源远流长,最初用来按四季安排农活。技术同样是原始的,一点也比不上巴比伦的成就。敌视士人的始皇帝开始修订历法,使按年月日顺序的计时法(Chronomantik)得以产生。这种计时法的特点是:纯粹依据类推和大宇宙的表象,将职责(具体的职责,而不是一般的任务)逐一分配到月份之中,配置行事日和非行事日(dies fastiund nefasti)。作为历法机构的太史(“高级的著述者”)起初是编年史者,后来转变成执掌天文与占星术的官方部门。但是,这种时占术的经营,靠着大量复制政府所制作的时宪书(历书,时占的基本书录),而成为“占日师”的一个财源。当人们要为某事选择一个日子时,就去请教他们。

另一方面,占星术则与非常古老的气象学有关联。季节的循环变化(Konjunkturen)、金星的可见度、星辰发光的样式以及风向的断定等等,据德·格罗特的猜测[31],最初是由信风的意义决定的。但是后来,在以下诸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地震、山崩、陨石、怪胎、对儿童偶然的表现的解释(作为特别直接的媒介)以及各式各样诸如此类的巫术的“气象学”。它们专门用来测试“神灵”是否保持正常。如果神灵异常,那么国家领导就得密切注视其动向。从事安抚神灵工作的巫与觋原是古代的占候巫师与祈雨师,他们被认为是“道教的”。常见的歇斯底里的(千里眼的,法语:Clairvoyant)女人,经营这个行业特别成功。

药物学以及与之相关的药理学,都曾有过值得重视的经验性成就。它们完全以泛灵论的方式被理性化。我们曾经提到,长寿的植物是一种神药,就像希伯来人的生命之树一样,大量生长于“西方乐土”——西王母的林园里。中国人的向外扩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此种寻找乐土的希望所决定的(就像始皇帝为了寻求长生不老药而到海上探险一样),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最能说明这些古老情况的莫过于一则(为人所深信的)传说了:有位王侯(指晋侯——译者)听到(!)诸病神在其腹中谈论它们应该安居于何处。在这则传说里,发高烧时产生的梦魇被以泛灵论的方式理性化了!但是,与其他的理性化相比,这还是较为原始的。元素、季节、味觉与气候的种类,都与人的五(!)脏拉上了关系,也就是说,大宇宙与小宇宙联系了起来;巫术的疗法也依循这样的观念。《道德经》里所传授的古老的呼吸技术,一直是一种辅之以体操的治疗术,其目的在于使作为生命支柱的呼吸“存储于”体内。公元前2世纪时的董仲舒就已指出,激情有害呼吸。根据德·格罗特的说法,纪元后问世的《素问》(即《黄帝内经素问篇》),被认为是一部有关科学呼吸术的经典教科书。除此方法外,再加上“符”(也就是由具有神性的官绅用毛笔书写出的、用以护身的字画)等等。不过,我们暂且抛开从德·格罗特那儿获悉的这些事物。对我们而言,《葬书》或风水所代表的地卜术的重大发展,更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和德·格罗特一样,我们注意到,时占者(Schi)要为各种建筑物决定兴建时辰。但更重要的是,后来他们也决定建筑物的形式与位置。9世纪时,众多的地卜学派在经过一场斗争之后,讲究“形式”的学派战胜了其他更关心质料的泛灵论的对手。这些地卜师拥有远为广大的收取手续费(Sportel)的机会,这也许是他们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原因之一吧。自此之后,任何形状的山岳、丘陵、岩石、平原、树木、花草与川流,在地卜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块独一无二的大石头,就可以因其形状而保护整个地区免遭凶神恶鬼的侵袭。在这个领域里,没有甚至绝对没有什么东西是微不足道的。尤其是非常敏感的坟墓,在地卜学上是不可轻视的事情,因为它可能会成为灾祸或瘟疫的真正策源地。风水的勘察成为所有建筑物不可缺少的事项,甚至连家里的排水管这种内部工程也不例外,因为邻居的任何丧事都会归咎到另一家人的建筑物,从而引起报复;任何新墓的设置都可能会惊动所有墓地的鬼灵而引起可怕的灾难。近代以来的新事项中,尤以开矿这等事最易于触怒鬼神。最后,修建铁路、吐煤烟的工厂设施——早在公元前,中国人就懂得和使用烟煤——则会巫术般地给整个地区带来灾难。由这种信仰和风水师的收入利益所决定的技术与经济的巫术化特征,完全排除了从本土发展出现代交通与工商业企业的可能性。要想超越这个巨大的障碍,就必须要应用地位稳固的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并且要得到大官僚阶层的支持。因为只有他们能投资大量金钱于铁路建设;同时,也必须进一步把巫与觋以及时占师与地卜师贬为“骗子”。但是这一切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是永远办不到的。

毫不奇怪,由于某条运河、某条道路或某座桥梁从风水的观点看来是危险的而不宜开筑,不得不经常地绕行许多公里的远路。佛教的,亦即异端的寺院,由于风水的缘故——可以“改良”自然环境的风水——而获准建立,僧侣也有义务举行有关风水的重要仪式,以换取丰厚的报酬。此外,风水师本人的赚头,据说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数目,并且每当发生建筑上的争执时,争执的双方也都会花钱雇用风水师。

由此可见,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巫术性的“理性”科学,诸如时测法、时占术、地卜术、占候术、编年史、伦理学、医学以及在占卜术制约下的古典的国家学说,囊括了早期简单的经验技能,并且正如各种“发明”所证明的那样,在技术上具有可观的才能(Begabung)。这种经验技能的残余至今仍到处可见。如果说作为异端的巫术师在民间的地位以及他们的营业收入往往举足轻重的话,那么士人阶层在使经验技能理性化方面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五为神圣数字的有关宇宙起源的思辨,诸如五星、五行、五脏等等,反映了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对应关系(表面上看似乎是完全是巴比伦式的,但是正如任何比较所表明的,这绝对是中国本土的)。中国这种“普遍主义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与宇宙起源说,将世界转变成一个魔法乖张的园地。每一个中国的童话都反映了非理性巫术的大众性。怪诞的、毫无理由的神灵(dei ex machina),飘忽游行于世,而且无所不能;只有魔法才能对付它们。奇迹在伦理上的合理性是根本谈不上的。(https://www.daowen.com)

所有这些——说得明白些——不仅受到容忍而允许存在,而且由于巫术的世界观得到承认而更加兴盛起来。这是由于各式各样的巫、觋、师,都可借助巫术的宇宙观为自己谋到大量发财的机会。道教不仅同儒教一样信奉传统主义,而且由于其非士人的反理性倾向而更具传统主义的特性。但是,道教压根儿没有自己的“伦理”,对它而言,是魔法,而非生活方式决定人的命运。这一点使发展到最后阶段的道教与儒教分隔开来。因为如前所述,儒教恰恰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巫术在面对德行时显得无能为力。不过话又说回来,不管儒教如何贬低道教,当它面对巫术的宇宙观时,同样显得束手无策。这种无可奈何的心态,使得儒教徒无法从内心深处根除道教徒基本的、纯巫术性的观念。对巫术的任何触犯,只会危及儒教本身的威力。一位士人对试图触犯巫术的动议作了直截了当的回答:应该结束这种胡说八道。他说:“当皇帝不再相信征兆预示而为所欲为时,谁还能阻挡得了他呢?”在中国,巫术信仰是政府在体制上权力分配基础的一部分。

道教的教义虽然不同于巫术的粗陋和“普遍主义的”理论,但是,它并没有更理性地产生作用,也没有形成一种抗衡力量。产生于中世纪的有关行动与报复的学说(即报应说),被认为是道教的。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这种产生于中世纪的报应说是某种巫术活动的特征,但是这些巫术活动不是由佛教僧侣进行的。根据可靠的历史资料,这种巫术活动掌握在一个特殊的僧侣阶级,或者确切地说掌握在具有平民特性的平民出身的法师阶级的手中。根据上文,我们可以估计到,道教和儒教共有一部分非礼仪的经书,例如这部《赐福密书》(指道教的劝积阴德、规戒过恶的《太上感应篇》、《阴骘录》等)就被认为是两教共有的。同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两教具有普遍的巫术前提。只不过这些巫术的前提在道教里大为发展。与儒教相反的是,道教的前提是把对今世和来世的积极希望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些对今世和来世的希望,是被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所鄙视的民间神祇的价值所在。由于这个缘故,儒教没做的事,道教的平民教士阶层却做了:道教的僧侣们一方面满足了将万神殿加以某种系统化的需求,另一方面满足了将公认的世上的行善者或灵验的鬼神一一纳入神界的需求。就这样,道教将三方面的神灵——被官方的教义加以神化的古老的人格化天神(玉皇大帝)、老子以及身份不明的第三者——联合成三合一的“三清尊”(以老子为太清太上老君,此外还有玉清元始天尊与上清灵宝道君,合为“三清”)。普遍受到崇拜的民间八大天才(部分是历史人物)以及其他的天使,也凑合着列入按等级排列的神灵花名册。城隍神(通常是被册封为圣徒的城里的官吏)则被赋予掌管居民来世命运的权力,他有权根据居民活着时的品行决定其在阴间的命运。因此,他被确认为主宰天堂与地狱的神灵。只要举行长期的、有组织的祭典,道教即将祭祀城隍神以及其他被封为神灵的自然神和人间英雄的组织活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资金的筹集,多半是由地方上的得益者认购(Subskription)或轮流摊付;只有在大祭典的时候,才由道士去念经(原文为Messe lesen,读弥撒)。

此外,除这种非官方的、但得到容忍的本来的祭祀活动以外,早在那些自称为老子“门徒”的最早期著作者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一种秘传的道教,它将那些具有道之天赋的人视为各种超人力量的代表者,并把为需求者提供巫术性救助的工作交付给他们。

据前文所述,如果说在历史上这种秘传的道教与老子或其他的神秘主义者确实有联系的话,那么这种发展根本就不值得惊叹。因为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处,有天赋者的具有神性的救赎贵族主义是不可能通向理性的禁欲主义的。在此情况下,本身就已经是非古典的冥思与特别古老的隐士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将神性与神秘性——泛神论——统一起来,并以此直接导致神圣的巫术。也就是说,这导致鬼神界具有巫术的影响力,以及导致实际地适应鬼神活动的巫术法则性。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所阐明的,具有悟化天赋的人的救赎贵族主义,也不可能通向民间的宗教笃信。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政府到了19世纪时就不再像从前那样容忍神人同形说的发展。这种神人同形说的发展,通常出现在仪式主义发生转向的时候,即出现在贵族主义式的悟化救赎必须调整以适应群众之需求的时候。在此情况下,具有天赋的巫师被视为“阳气”的代表者和活的“救世主”而成为一种被人崇拜的对象。我们从公元前4世纪的一则报道[32]中得知,为了祈求丰收,人们曾对一名活着的具有神性的人顶礼膜拜。不过,后来实行的正教,只崇拜已故的人,尤其是已故的、被证明具有神性的官员。此外,正教还小心谨慎地竭力阻止任何赋予活人以先知或救世主资格的企图,因为活人一旦被视为先知或救世主,就会产生如下的两个危险:仅仅(无法禁绝地)使用那些具有一定巫术技术的专家已经远远不够;导致僧侣统治的形成。

然而,尽管这样,道教却一再地赢得帝王的承认。在11世纪的时候,甚至创立了一套道教的考试制度,它按照儒教考试制度的模式,把考试分为五个等级,并且与正统的科举并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发生了受道教教育的学生分享官职与俸禄的问题。不过,几经儒教学派团结一致的抗议,终于重新将道教徒逐出了俸禄享受。在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两派之间的争论是围绕着谁应该享有帝国的租税收益这一问题而进行的。不过,在这些斗争中,也反映了儒教与所有诉诸情感的宗教思想和巫术之间深刻的、内在的矛盾。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道教的巫师几乎总是通过后宫与宦官——士人的传统敌人——而进入宫廷的。例如,741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一个宦官成功地成为翰林院的院长。而儒教则一贯地以其高傲的、刚强的、理性的、清醒的精神——类似于古罗马人的精神——抗拒易接受迷信与奇迹的歇斯底里、万分冲动的女人对于国家事务的干预。双方的对立一直以这样的方式持续到王朝的末期。例如,一位翰林在一篇关于1878年发生的一场大旱灾所引起的全民不安的报道中明白地向两位摄政的皇太后提议:要想恢复并维持宇宙秩序,只有依靠一种“沉着与坚定的精神”,而不是冲动;除此之外,还必须正确地履行国家在仪式和伦理上的义务。这位提案人以纯正的儒教态度明确而尖锐地补充说道,他不需要揭露鬼神的奥秘,也不想根据预兆算命,但是他希望年轻皇帝的宦官与侍从,应该要防范具有潜在异端危险的迷信的妄说。他借助以上所引的告诫得出以下的结论:两位皇太后应该通过实践德行,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对付这种状况。这份报告以其高傲、坦诚、令人难忘的儒教思想而流芳百世,同时昭示了儒道两家自古以来对立的显而易见的影响。[33]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