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正统与异端的伦理之传统主义性质
就其作用而言,道教在本质上比正统的儒教更加具有传统主义的性质。这完全决定于道教专事以巫术为取向的救世技术(Heilstechnik)。其巫师为了自己整个的经济生活,直接将关注点放在维持传统,尤其是维护传统的鬼神论上。因此,“切莫提倡变革”这个明确的原则,归之于道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任何情况下,道教与理性的有规律的生活——不论是入世的还是出世的——之间,不仅无路可通,而且道教的巫术还必然成为此种理性生活的最严重的障碍之一。对普通教徒(俗人)而言,后期道教的道德律令本质上和儒教的相同,所不同的是,道教徒所期望的是实现个人的利益,儒教徒则偏重于实现君子的良知。儒教徒更多地注意“正”与“不正”的对比,而道教徒与巫师更多地重视“净”与“不净”。尽管道教徒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不朽与来世的惩奖上,然而他们和儒教徒一样,也是以此世为考虑的出发点。传说道教教权制的创建者已明确地采用了哲学家庄子的一番话:“龟宁生而曳尾于涂中,不愿死而藏之庙堂之上。”这句话超越了古希腊勇士阿奇里斯(Achilles)在地府里的表白。[34]
我们应该特别记住,巫术在正统的儒教里也有被认可的地位,并且有其传统主义的影响。我们曾经提到,在1883年,有位御史反对利用现代技术在黄河上修筑堤坝,他的意见显然有悖于经典中的规定,因为他担心,修筑堤坝会引起鬼神的不安。儒教所断然拒绝的,只是在民间的巫术中出现的极度兴奋的感情冲动、道教徒的麻木不仁的(apathisch)忘我以及各种修道僧的禁欲主义。一般而言,在此种心理学的观点下,所有的巫术都被斥为“非理性的”。
中国的宗教信仰,无论是在官方的国家祭典方面,还是在道教这方面,都没有像清教那样为个人以宗教为取向的生活方式提供足够强烈的动机。在国家祭典和道教祭典这两种宗教形式中,一点儿看不到魔鬼凶恶的势力,以致无法让虔敬的中国人(无论是正统的或是异端的)为了得到救赎而起来应战。真正的儒教的处世之道是“市民的”(bürgerlich,小市民的),它一方面具有受过启蒙的乐观的官吏理性主义,另一方面,它就像所有的启蒙(Aufklärung)一样,夹杂着少量迷信的成分。但是,从“等级的”观点上看,儒教的处世之道是受过经典教育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一种道德,其特征是以教养为傲。
甚至最注重功利的乐观主义者和因袭主义者也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即使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当物质财富的实际分配与生活命运反复无常的时候,往往也无法满足适中的要求。因为在这样的社会秩序里,不幸与不公被认为是个人缺乏教养和政府缺乏神性的结果,或者根据道家的学说,是犯了巫术上重大过失的结果。于是,这里也产生了神义论(Theodizee,为神辩护的神正论)的永恒的问题。然而,至少儒教徒并没有采用来世或灵魂转世的概念。不过在古典的经书里,倒可以找到某些类似秘传的宿命论(Prädestinationsglauben)的痕迹。这个观念具有某种矛盾的意义,完全符合于中国官僚政治的性质,因为中国的官僚机构本质上与战士的英雄主义不相干,而是一个与纯粹的市民有等级分别的士人阶层。民间的信仰里显然没有任何天意的观念存在,相反却发展出一种明显的占星术信仰的萌芽,这种信仰相信星宿能支配个人的命运。儒教的秘教(如果有这样一种秘教可言的话),似乎对天意的信仰并不陌生。不过,一般而言,尤其是在孟子的学说里,天意并不涉及个人具体的命运,而仅与社会集体本身的和谐以及命运的流程有关,这和所有原始的集体崇拜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儒教实际上并没有纯粹的人类英雄气概这一特殊的观念,这种观念高傲地拒绝任何对善良的天意的信仰,并认为非理性的厄运是预先由一种非人格的命运力量决定的,类似希腊的“命运女神”(Moira)一样。这种非人格的命运力量决定个人生命的大突变。在中国,这两者——善良的天意与非人格的命运力量——毋宁是同时并存的。孔子显然认为,他自己的使命以及影响它的力量的确是命中注定的。除此之外,孔子也相信非理性的命运女神,不过他是以非常特殊的方式这样做的。也就是说,只有“高等的人”才会知道命运;并且,若不相信命运,就不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人。就像其他各处一样,相信天意(相信命运是预先决定的)是用来支持受过经典教育的士人阶层惟一能接受的那种斯多噶式的英雄精神。换言之,支持类似蒙田(Montaigne,1533—1592,法国哲学家及著作家——译者)所主张的那种“待命”(Bereitschaft),冷静地接受不容更改的命运,从而证明有教养的骑士精神。一般平民,无所谓命运或畏惧恶命;他们所追求的只是幸福与财富,或者对命运的变化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把命运的变化视为一种运气(Fatum),而不看作是一种必然的命运(kismet)。根据传教士的报道,这似乎已是一种习惯。儒教的“高等人”则与平民不同,他知道厄运,并且在内心里战胜了它,因此他能够以高傲沉着的态度对待命运,保持和爱护自己的人格。[35]我们看到,这种对非理性的命数的信仰,至少对个人来说,是一种与彻底理性的入世的神义论格格不入的信仰,因此它被某些哲学家视为对伦理有害而加以拒斥。此外,这种信仰在儒教内部还和这个体系的其他的理性主义发生矛盾。这种对非理性的命数的信仰,是包含于儒教理性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的组成部分,也是儒教高贵性的支柱之一。不过,儒教对命数的信仰,有别于清教徒的命定论信仰。清教相信一个人格化的神及其无限权力,同时像儒教一样,坚决而明白地拒斥天意善良的观念,但是与此同时,它又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彼岸。而在儒教里,不论是有教养的人还是一般人,都不以彼岸为念。有教养的人惟一关心的是超出死之上的名声和荣誉,为了名声,他必须有以死相殉的准备。事实的确如此。儒教的统治者与将军们,当战争与人的命运在关键时刻不再受到上天的支持时,确实知道高傲地去死。较之西方基督教的统治者与将军,他们更懂得怎样勇于赴死,这种特殊的荣誉感是有教养的人的一种标志。而这种荣誉感本质上与个人的功绩——而非其出身——紧密相连。可见,荣誉感是儒家完全了解的、高度紧张的生活的最强烈的动机。[36]也是由于这个缘故,此种生活方式完全是等级的,而不是我们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的”生活方式。
这已经说明,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伦理,对广大的群众而言,其意义必然是有限的。首先,就教育本身而论,不仅存在着地方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尤其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差别。较为贫困的平民阶层,以世界上罕见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巧妙的节俭(就消费而言),维持传统主义的、迄今依然强固的自然经济。这样的生计之所以可能,完全是因为它与儒教的君子理想之间缺乏任何内在联系。中国和世界各处一样,只有统治阶层外部举止的姿态与形式有可能成为普遍接受的对象。知识阶层极有可能对大众的生活方式产生决定性的、然而是消极的影响:一方面,它完全阻碍了一种先知的宗教意识的产生,另一方面则几乎彻底地根除了泛灵论宗教意识里的狂迷要素。这可能至少部分地决定了有时被称为中国人种族品质的特性。尤其是儒教社会伦理的冷漠性质,以及它只承认纯粹个人的——家庭的、学生的以及同事的——纽带,对中国民族性的形成也起了很大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维护这种人格主义的作用主要表明儒家的社会伦理。直到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对“实在的”(sachlich)团体负有义务的想法,不管这些社团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或者其他任何性质的。[37]在中国,所有的社会伦理都只是将与生俱来的孝的关系转到其他与之很相似的关系上。在五项自然的社会关系里,对君、父、夫、兄(包括师长)、友的义务,包含着所有绝对具有约束力的伦理。在此五伦关系之外,其他自然的事实义务,则是以儒教的互惠原则为基础,其中丝毫没有激情的要素。所有完全以乡邻联盟天生的社会伦理为基础的义务,尤其是完全被视为高雅生活方式之标志的义务,诸如被所有圣歌手赞美的、被任何宗教伦理认同的有产者厚待宾客的义务与慈善的义务,在儒教理性化和整个生活方式的习俗化的影响下,获得了非常强烈的公式化的性质。例如,在阴历腊月初八那天,按照惯例要“实践德行”。换言之,在这一天,有产者为了表示自己的好客,主动以粥款待贫民。施舍——所有伦理性宗教意识的原始的中心命令——变成了一种传统的贡物(捐献),谁不愿这样做,是会招来危险的。基督教的施舍所包含的意义是:“穷人”,由于他们的存在对富人灵魂的救赎是必要的,因而在基督教社团内部被看作是上帝所规定的一个“等级”。在中国,贫者已联合成为很有组织的帮会,没有人会轻易冒险地与之为敌。一般而言,只要有具体的个人的或客观的理由,“最亲近的人”就会得到旁人的帮助。这种情况,应该说不仅在中国是正常的,只有熟知中国事物的人,才能够判断这种乐于助人的现象在中国是否确实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加明显。因为中国的民间宗教,和所有原始的巫术宗教一样,认为疾病长年缠身是某种仪式上的罪过所造成的,加之缺乏一种起抗衡作用的宗教的同情动机,所以同情这种感觉并没有在儒教的基础上大大地发展起来,尽管孟子的伦理学说对于同情心的社会价值大事赞扬。即使是提倡对敌人慈爱(Feindesliebe)的异端代表人物(例如墨翟),本质上也是用功利的观点来论证这种对敌之爱的。
既然个人神圣的社会伦理义务有可能自相矛盾,它们就必须加以相对化。这方面的明证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例如家族利益与国库利益的强制性划分;父亲宁愿自杀而不愿亲自逮捕(谋反的)儿子;官员若不服丧,依法令要受竹杖之刑,若过度服丧,同样要受鞭笞之苦(因为他拒绝任职,从而给管理造成困难)。但是,基督教式的冲突,亦即发生在个人灵魂救赎之关注与自然社会秩序之要求两者之间的冲突,对儒教徒而言是难以想象的。对儒家来说,不存在“神”或“自然”与“现行法”(positives Recht)或“公约”(Konvention)或其他约束性的力量之间的对立。因此,任何宗教的或理性的天赋人权,与罪恶的或荒谬的世界处在紧张或妥协状态之中的、以宗教为基础的天赋人权,在中国均不存在。在中国,只存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天赋人权的极其微小的萌芽,这一点清楚地表现在经典作家偶尔提到的“自然的”(natürlich)这一语词之中。而“自然的”一词所指的通常是具有和谐的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宇宙。当然,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达到绝对完美的境界。不过,每个人完全有能力在丝毫不会阻碍他的社会制度中达到相当完美的程度,为此,他必须实践公认的社会美德,亦即实践仁爱、正直、真诚、仪式的虔诚与求知,无论这种实践是带着较积极的(儒教的)色彩,还是较为冥思的(道教的)色彩。就像我们反复观察到的,如果社会制度尽管已经尽了上述的那些义务但仍不能导致所有人的救赎与满意,那么这就是神性不足的统治者个人的罪过。因此,至少根据古典的教义,儒教不知极乐的原初状态,只知道处在文化前阶段的无教养的野蛮状态,在这方面,那些经常造成入侵威胁的山岳部族为我们提供了例证。当问及孔夫子如何最快地使人从善时,他简洁地回答说,先使之富,后再施以教育。事实上,英语里的寒暄话“你好吗”,(How do you do?)性质上相当于汉语里的问候时的客套话:“你吃过饭了吗?”既然贫穷与愚昧几乎可以说是惟一的两个“原罪”品质,既然教育与经济最足以影响人,儒教就必然以至善的文化状态,而不是以纯真、原始的自然状态为可能的黄金时代。
古典经书里有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描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王位不是经由世袭,而是经由选举来继承的。父母不独因子女是自己的而只爱他们;子女也不仅爱自己的父母。儿童、寡妇、老年人、无子者、病人等等,共同出资赡养。男人有自己的工作,女人有自己的家园。财物俭省下来,但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而积敛;工作也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没有盗贼与反叛者,夜不闭户,国家也不是个权力国家。这就是“大道”,其结果就是“大同”。相反,由私欲产生的经验性的强制秩序——其标志是个人的继承权、个别的家族、好战的权力国家以及个人的利益主宰一切——用一独特的术语来表示,就叫作“小康”(原文为Kleine Ruhe,意为小小的安宁)。这种对无政府主义式的理想社会的描述,不仅超出了儒教经验性的社会学说框架,而且特别和作为儒家一切伦理之基础的孝道互不相容。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究其原因,部分在于正教的经文遭到了曲解,部分在于“道教的”异端嗅觉敏锐,在此插了一脚(附带一提,李格也持有这种看法)。而近代的康有为学派则援引这段描述来证明儒教在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中的合法性。的确,此段经文,就像《礼记》里的许多经文一样,也可以用来表达德·格罗特所明确代表的观点。那就是:许多后来和现在被视为异端的或至少是非古典的,或甚至是一种特殊宗教的教义,最初都与正教有关系,就像基督教神秘主义与天主教教会或苏菲派神秘主义(Sufistische Mystik,伊斯兰教中的泛神论——译者)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一样。在西方,任何教会机构的恩宠均通过人为的方式与神秘主义者个人对救赎的追求达成妥协,尽管在另一方面,教会机构对神秘主义原则上并不采取排斥的态度;而在中国,儒教乐观主义的最后结论是:只有通过个人的伦理力量和通过有秩序的统辖力量,才有希望达到纯粹人世的完美。不过,这种结论同样会和儒家的另一基本的观点发生矛盾:个人与民众的物质的与伦理的福祉,最终是由上天认可的统治者的神性品质以及统治者的官吏对国家机构的关怀所决定的。不过,正是这个教义使道教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一切幸福的源泉在于政府的无为。这被认为是个异端的教义,不错,这是个异端的教义,而且,归根到底,它只不过是正统儒教的乐观主义突变为神秘主义的最后归宿。正是道教不相信宇宙进化论(akosmistisch)而只相信自己技能的观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公共机关的恩典(Anstaltsgnade)的贬斥,有使自己变成为邪教的危险。同样,在中国以及在世界各地,通过寻求特殊的救赎道路以超越此世的俗人道德,原则上会引起对公共机关的恩典的怀疑,非禁欲主义的新教教会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道”作为通向美德的“道路”,是个自明之理,并且也是正统儒教的一个中心概念。同样,按照前文所提及的某些儒教徒或多或少具有一贯性的自由放任理论——按照此理论,只有当财富分配出现极度不均、因而引起危险的时候,国家才应进行干预,神秘主义者当然也有理由援引神授的、自然的、宇宙的与社会的“和谐”的意义,从而导出无支配(Nichtregieren)的原理。对儒教而言,要确定这些教义是否仍是正统的,就像要中世纪的教会去判断一个神秘主义者是否仍为正统的一样,同样是困难的和令人怀疑的。因此,德·格罗特压根儿拒绝将道教当作与儒教并立的一种特殊的宗教,也就用不着感到奇怪了,尽管皇帝在其宗教谕令中一再明白地将道教与佛教并提,称之为一种可以容忍的、非古典的信仰。与此相反,社会学家则必须考虑到教权制的特殊组织这个事实。
总之,正统与异端在教义与实践上的差异,以及儒教的所有决定性的特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儒教就其性质是一种受过典籍教育的官僚阶层的等级伦理;另一方面,孝道特别是祖先崇拜,被认为是家产制政治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受到维护。只有当这些利益受到威胁时,统治阶层的自存本能才会对异端采取行动。[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