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派与异端迫害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十二、中国的教派与异端迫害

祖先崇拜与今世的孝道,是家产制臣民思想的基础,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同时也是儒教国家实际宽容的最重要且绝对的界限。[39]这种宽容和西方古代的态度,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的不同。国家的祭礼,只对官方的伟大神祇顶礼膜拜。不过,皇帝偶尔也会参拜道教与佛教的圣地,只不过仅以鞠躬为礼,而不是像对孔圣人那样行叩头大礼。国家支付地卜方面的费用[40],并且官方也承认风水[41]。来自西藏的祛邪驱魔者都偶尔会遭到压迫,他们被古人称之为巫,律令里也是这样称呼他们。[42]当然,这肯定纯粹出于治安上的原因。城市的官绅也以官方的身份参加道教对城隍老爷的祭典;由道教的道长所认定的神祇,则需皇帝的批准。一方面,不存在得到保障的对“良心自由”的要求;另一方面,通常由于纯粹的宗教观或者是巫术的理由(类似古希腊的宗教裁判),或者是政治上的考虑,迫害的现象屡屡发生。而且,政治上的考虑总是相当重要的。皇帝的宗教敕令,甚至像孟子这样的作者,均把压制异端视为一种职责。但迫害的手段、强度以及“异端”的概念及范围变化不定。就像天主教会对付否定圣事恩宠的人,或罗马帝国对付拒绝对皇帝顶礼膜拜的人一样,中国政府对那些它认为是敌视国家的邪教采取两种对付的手法:一是通过说教(就在19世纪,还流传着一首由君主所作而经官方宣扬的说教诗);一是以火与剑。与传说中的有关中国这个国家的无限宽容相反,在19世纪,几乎每10年里就发生一次,政府用一切手段(包括拷问证人在内)对邪教分子进行迫害。另一方面,几乎每一次的反叛,都与邪教有密切的关连。与古罗马相比,中国这个国家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因为它除了官方祭典和个人的义务性祖先崇拜之外,还最终接受了儒教,并把儒教奉为官方惟一承认的教义。就这点而言,中国就接近于一个“教派的”国家,而与纪元前的古希腊罗马帝国形成对比。1672年的“圣谕”(十六条警句中的第七条)就明白地下令拒斥伪教。然而,正统的教义并不是一种教义宗教,而是一种哲学与生活学(Lebenskunde)。事实上,这种关系有点类似2世纪时罗马皇帝对斯多噶派的态度,也就是说,罗马皇帝正式承认斯多噶伦理为惟一正统的伦理,并以接受此伦理为出任国家官职的先决条件。

与此相反的是,在印度,一般而言,任何导致神秘救赎的宗教意识,都是教派宗教信仰之通俗形式的基础,而这种教派宗教信仰的通俗形式,是圣事恩宠的一种捐赠。在亚洲,一个神秘主义者如果变成为先知、鼓动者、教主、告解神父,就必然会变成一个神秘教长(Mystagoge)。然而,皇帝的官职神性极少能忍受一个具有独立恩宠权威的势力与之并存,就像天主教的公共机关的恩宠不容许这样的一种势力存在一样。与此相适应,皇帝谴责邪教分子(Häretiker)的异端敕令的动机,是由于几乎始终存在同样的事实情况。首要的事实当然是,未经官方许可的新的神祇受到崇拜。不过,这不是决定性的一点,因为从根本上看来,从国家祭典里分离出来的整个的民间的万神殿,被认为是非古典的和野蛮的。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应是以下三点:

1.异端借口为了修行具有美德的生活而聚集在一起,成立了未经许可的社团,并设法募捐资金。

2.异教徒拥立首领,有的是神的化身,有的是教主,宣扬来世的报答或许诺灵魂的救赎。

3.他们将祖宗牌位迁出家里,并且为了修道生活,或者为了过一种非古典的生活,而离开自己父母的家庭别居。

第一点违反了政治治安,因为政治治安当局禁止未经许可的结社。儒教的子民应该私下里在五种古典的社会关系里修身。为此,他不需要另立教派,况且,教派的存在也会破坏国家赖以存在的家长制原则。

第二点在儒家看来,不仅是对民众的公开欺骗(因为压根儿就没有来世的报答和特殊的灵魂救赎),而且也是对儒教国家的(今世的)慈善机构的神性的公然蔑视。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今世的)灵魂救赎乃祖先所要关心的事,而其余的事,则完全由上天认可的皇帝及其官吏来负责。因此,任何这类的救赎信仰以及任何对圣事恩宠的追求,不但会危及对祖先的虔敬,也会危及政府的威信。(https://www.daowen.com)

最后,出于同样的理由,第三点非难是最具关键性的。因为拒绝祖先崇拜就等于是危害孝道这一政治上的基本美德,而官职等级制度里的纪律和臣民的顺从正是取决于这一基本美德的。将人民从对神圣和万能的皇权的信仰中解放出来、从孝道关系的永恒秩序中解放出来的宗教信仰,原则上是不堪忍受的。

除此之外,这些敕令的动机,根据情况的不同,还可能是重商主义的和伦理的。[43]冥思的生活、个人冥思的救赎追求特别是出家人的生活,在儒家的眼里,都是寄生虫的懒惰。他们靠劳碌营作的市民的收入生活,因为佛教的和尚是不耕的(根据“不杀生”〔Ahimsa〕的戒律,耕田是会伤害蚯蚓、昆虫等生物的),而尼姑是不织的。此外,出家生活通常只是为了逃避国家徭役的一个借口。甚至借助处在强盛时期的道教徒或佛教徒的势力而登上宝座的统治者,有时也会立即转而反对他们。僧侣们奉行的原本是佛教苦行精神核心的托钵乞讨以及寺院外的救赎布道屡遭禁止。这些寺院本身在受到认可之后,正如我们下面即将看到的,其数量就被严格地限制住。但另一方面,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政府有时果断地庇护佛教,其目的在于利用这种温顺的教义去驯服子民,这和蒙古可汗引入喇嘛教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由这种庇护所造成的寺院的广泛分布与救赎关注的传播,很快就导致严厉的镇压。在9世纪时,佛教教会遭到再也无法完全复原的打击。一部分佛教和道教的寺院被保全下来,甚至得到国家的资助。但是国家严格规定,每个僧侣必须领有政府特许的凭证,也就是说,国家按照普鲁士文化斗争的方式,要求对每个僧侣进行“文化考试”。根据德·格罗特很有说服力的看法,风水是其中的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为倘若不消除惊动鬼神的危险,就不可能有得到批准的祭坛。从本质上看,这也许是国家根据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对这些异端的祭典采取有限的相对宽容态度的原因。但是,这种宽容绝不等于是正面的肯定,而毋宁说是一种轻蔑的“容忍”,这是每一个世俗的官僚政治对宗教所采取的自然的、只因驯服民众的需要才变得缓和的态度。“贵人”(君子)对这些并非由于官方的原因而受到推崇的祭典采取如下的态度:他们遵循夫子之口说出的一个相当现代的原则即以证明是有效的仪式来安定鬼神,但是与它们“保持距离”。民众对这些受到容忍的异端宗教的实践,和我们西方的“宗教归属”的概念丝毫没有关系。古代西方人出于不同的动机,或崇拜日神阿波罗,或崇拜酒神狄俄尼索斯;南方意大利人则崇拜相互竞争的圣者或教团。同样,对于帝国宗教的官方的仪式即佛教的法事(原文为Messe,弥撒——译者)——这种佛教的法事甚至在上流社会里也很盛行——以及道教的占卜术,中国人或重视或轻视,完全根据需要和它们灵验的效力。按照北京的民俗,举行葬礼的时候,以古典的祖先崇拜为基调,同时并用佛教与道教的圣礼。不管怎样,在宗教信仰上把中国人视为“佛教徒”——以往常常是这样认为的——全是一派胡言。按照我们西方的标准,只有注册的和尚与僧侣,才可称之为“佛教徒”。

但是,异端的修道形式并不是惟一的与国家权力敌对的决定性因素。相反,当佛教与受其影响的道教发展出由已婚的俗僧组成的俗人社团时,也就是说,当某种教派的宗教意识开始出现时,政府自然会断然加以干预:要么让僧侣回到被认可的寺院,要么让僧侣还俗于世俗的职业,两者必居其一。政府特别压制有些教派所接受的那些印度模式的习俗,诸如以文身(Bemalung)与服装作为区分等级的标志、依照信徒允许加入的秘密宗教仪式的等级而举行特殊的收纳信徒的剃度仪式,并确定他们的宗教名衔等等。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所有的教派(Sektentum)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人格”的价值与尊严获得保证与合法性,不是通过血缘纽带、等级或当局颁授的证书,而是通过在某一个具有特殊能力的同仁圈子内的成员资格及自我表现。正是一切教派组织的这一基本的功能,使任何的恩宠机构、天主教教会以及政教合一的国家都感到可憎。在它们的眼里,这种教派比容易控制的僧院更难对付。

喇嘛教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曾一度受到政府的提倡,但很少具有历史的意义,所以此处我们略过不谈。同样,我们也不谈中国伊斯兰教的命运[44],虽然它相当重要。犹太教在中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世界其他地方无法看到的)萎缩状态,已丧失了它原来的特性,这使我们无意对它作进一步论述。使人感到特别的是,在某些帝王的敕谕里,提到了居住在帝国遥远西部地区的伊斯兰首领,政府将罪犯卖给他们作奴隶。

这里,我们也不打算继续讨论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被中国的官方称为“泰西(旧时指西洋各国,今主要指欧洲——译者)的天主崇拜”的基督教,在中国遭受迫害,这无须多加解释。不管传教士的举止多么得体,也不可避免地遭到迫害。只是战争的暴力才导致了符合条约的容忍,这时基督教宣传的意义才被认识到。向民众颁布的旧有宗教敕令强调指出,政府之所以容忍耶稣会士,是由于他们在天文学上的贡献。

教派的数量不少(根据格罗特的统计,有56个),教徒为数甚众,尤其是在河南以及其他几个省份。他们的身份多半是官员的仆人及贡米船队上的服务人员。在正统儒教的眼里,任何异端都是一种谋反的组织。这是教会国家(Kirchenstaat)对异端所采取的态度。这种事态往往迫使大多数的异端组织诉诸暴力。尽管遭受种种的迫害,但许多的教派仍存在了500多年,有些甚至更古老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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