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发展的结果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十四、发展的结果

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取自道教还是取自儒教的或是受两者影响的要素,显然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我们在《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一书的导论里曾经指出,一般地说,救世主信仰与救赎宗教主要在“市民”阶级当中找到它们持久的地位,并通常取代了他们的巫术信仰。起初,这种信仰为受苦受难的个人提供了一个惟一的避难所。秘法传授者的纯正的宗教团体,通常是从以巫师为代表的个人救赎追求中发展而来的。在中国,国家祭典不理会个人的苦难,然而巫术却从未被伟大的救赎预言或本土的救世主宗教排挤掉,因为在中国只产生了下层的救赎宗教意识(Unterschicht von Erlösungsreligiosität),它部分类似于古希腊的秘密宗教仪式,部分类似于古希腊的奥尔菲斯教派(Orphik,以神话中的奥尔菲斯为教主,认为灵魂不灭,以度人脱轮回而生乐土为宗旨——译者)。不过,此种救赎宗教意识在中国比在希腊更强烈,但始终具有巫术的性质。道教不过是个巫师的组织。佛教,就其传入中国的形态而言,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那样的救赎宗教,而变成实施巫术与秘法的僧侣组织。因此,道教与佛教,至少对俗人而言,没有成为在社会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宗教团体。因此,这些民间的、停留在巫术的救赎宗教意识,通常完全没有社会性,换言之,只是个人求助于道教的巫师或儒教的僧侣。只有在佛教的节庆时,才形成临时性的共同体;只有那些异端的、经常追求政治目的的、因此也常遭到政治迫害的教派,才形成永久的共同体。在这些教派中,不仅缺乏任何类似我们西方的灵魂关注(Seelsorge,尤指牧师对本教区教徒的访问和谈话)的观念,而且也没有一点“教会纪律”的蛛丝马迹,这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规制生活的宗教手段。相反,这些民间的宗教组织,类似信奉太阳神的古代亚利安人的米特拉神秘教教派(Mithras-Mysterien),有圣化和僧侣统治制度的等级与称号。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这些救赎宗教的萌芽是发育不全的;然而从伦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有重大的影响。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尽管遭到种种迫害,但它在民间毕竟扎下了根,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民间生活中的宗教讲道、个人的救赎追求、对报应与来世的信仰以及宗教伦理与深入内心的虔信。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同样适用于日本。印度的这个知识僧侣阶层的救世论,如想成为一种“民间信仰”,就必须经历可以想象的、最深刻的内在转化。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考察在印度本土产生的这一救赎说,然后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僧侣的冥思与理性的日常生活行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而且也只有弄清佛教的原始面貌,我们才会明白,为什么佛教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与基督教在西方古代后期所担当的角色如此地大相径庭,尽管其间似乎有类似之处。

[1]有关道教的原始资料,参见de Harlez与Legge所译出的文献。至于一般性的论述,参见已引用的W.Grube的杰出的遗著《中国人的宗教与文化》(Religion und Kultur der Chinesen),以及特别是de Groot所著的《天人合一论——中国之宗教、伦理、国家制度、科学的基础》(Universismus.DieGrundlagen der Religion und Ethik,des Staatswesens und der Wissenschaft Chinas,Berlin,1918)。

[2]除了前面所引用的碑铭资料之外,我们还可以求助于中国的文献,例如在Harlez所译的《小学》(a.a.o.V.Buch,Nr.86)中,即告诫人们不要相信那些为死者求取来世幸福的佛教僧侣之骗术。其理由是:随着肉体的腐烂,人的精气亦告消散,所以我们既帮不了死者的忙,也损害不了死者。

[3]就像在天主教会里一样,家产制的恩宠机构于此也会做一种区分;被尊奉为神的人,用天主教的用语来说,只享有“尊敬”(Verehrung),而不像那些伟大的自然神灵一样,享受到人们的“崇拜”(Anbetung)。当然,这样的区分,和其他类似的事情一样,在民众的心目中只不过是形式而已。

[4]“至”(Schi)即圣人,“遁、逸、隐”(tun,jih,jin)即离群索居的隐士,“仙”(Sien,由“人”与“山”组成的文字符号)即隐居于山中的隐士。

[5]参见de Groot在其《天人合一论》中的叙述。另见A.Conrady a.a.o.以及Chavannes编译的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注释。

[6]图画中常将神仙(Rischi)描绘成不修边幅的庶民。

[7]史书中有这样一个示例:越国的大臣范蠡,当他的君主丢失一座城池的时候,他即表明,若按古来的规则,他必须自杀。不过,他并没有这么做。后来,这人显然是因为在一次对齐国的胜战之中作为大臣而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尔后,他果真将这些财富分给了他的朋友并当了隐士,完全和某些印度的大臣至今还在做的那样。参见Tschepe,Histoire du Royaume de Ou,Variétés Sinologiques,10,Schanghai,1891,p.157,Appendix Ⅰ。

[8]Tschepe a.a.o.(公元前6世纪)。

[9]de Groot反对中国古代即受到印度的影响的说法。

[10]de Groot认为,关于老子当隐士的传说是可信的。

[11]今天我们很可以说老子是位时髦的哲学家。有人说老子是位半神话性的人物,《道德经》被怀疑有大量的改动,或者被证明是后世的作品。对以上这些说法,我们并不感兴趣。就算老子是位虚构的人物,但学派的对立毕竟是个事实,这正是我们所要关心的。

[12]“中”即平衡之意(英文是“weak”),它是儒教的基本概念,在道教里被重新解释为“虚”。

[13]以下请特别参照de Groot的论述,他极力强调这种分裂(道在儒道两教概念上的分裂——译者)的后天的性质(Sekundärer Charakter)。

[14]参见de Groot a.a.O.。

[15]如3世纪时的万妃(Wan Fei?)。参见de Groot a.a.O.。

[16]关于这点,参见前面所引的铭文。

[17]当然,这点也适用于大乘佛教的作为俗世僧侣的“和尚”(Bonzen)。只不过此一现象的后天的性质,在佛教来讲是非常清楚的,在道教便不然了。

[18]参见de Groot的著作,他所依据的是葛洪的《神仙传》。

[19]我所利用的是de Groot的著作及一般流通的文献。De Groot有关中国宗教的报告(载宗教史第二次国际会议的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2d Intern.Congr.for the Hist.of Rel.,Bxford,1907.Vol.Ⅰ),目前我尚未读到。同样未能得手的资料,尚有Imbanet-Huart,La Lègende du premier pape taoiste et l'histoire de lafamille Pontificale du Tschang(Journ As.Nov.-Dec.1884,p.389)。

[20]关于此种敌对,参见Chavannes编译的司马迁的《礼书》(Vol.Ⅲ,p.210,注释1)。

[21]参见Chavannes上引书之序言。司马迁看到他的对手不断获得升迁,不由得发出了悲叹。

[22]例如荣禄(Jung Lu)于1903年所做的。

[23]参见W.Fr.Mayer编著的中国的国家俸禄辞典:The Chinese Goverment Schanghai,1878,p.70。

[24]参见前文曾引的南诏王所立的碑铭,ed.Chavannes,Journ,Asiat.9 Ser.16,p.1900。

[25]关于接受印度佛教的经过与结果,我们将在佛教史的文章中讨论;此处我们只提一提某些形式上的方面。

[26]我们将于适当之处讨论这点。这并非原初的佛教。

[27]在乾隆皇帝的《御撰通鉴纲目》中记录了大量的例子。例如:1451年,尽管儒教徒提出抗议,还是有5万名和尚被授予圣职(Delamarre,a.a.O.p.288);1452年,一位影响很大的太监是个佛教信徒(同上书,p.292),因此也是“官吏”(儒教徒)的敌人;1481年,一位和尚成为分配施舍物的首长(p.379),他于1487年(p.385)因一陨石坠落,在官吏的要求下被罢黜。

[28]见Meyer有关国家俸禄的著作(a.a.O.)。每个地区设有两个僧録司(Sung Luh se),由地方官府从僧院的方丈(长老)中选出。这两个僧院的主管(Superioren)对众僧侣的品行端正负有责任。

[29]我在先前有关清教主义的诸论文中,也经常提到这点。参见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tr.by Talcott Parsons;The Protestant sect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New York,1946),Ch,Ⅹ Ⅱ,pp.302—322。

[30]正统的教义中也是这么认为。见Chavannes编译的司马迁,Tome Ⅰ,p.196:“早夭并非上天所致,上天只不过是人类行为的裁判。”不过,请比较第二章末尾所引的碑铭文字。

[31]见《天人合一论》p.343;每位读者都会看到,我们随时都会用到此书。

[32]参见de Groot,Religion of China,p.64f。崇拜活人(官绅),在1883年的一道敕令里被宣布为有罪而受到惩罚(见1883年1月18日的《京报》)。

[33]见1878年6月24日的《京报》。

[34]参见傅东华译《奥德赛》,第十一章:尤里西斯入冥府访预言人而与诸鬼魂问答。当他见到特洛伊之战的第一勇士阿奇里斯的鬼魂时,即安慰他:“你死后又领导群魂,所以你纵辞人世,毋用悲辛。”阿奇里斯答道:“显赫的尤里西斯,你听!你休要把死后光荣来慰藉我阴魂。我纵然做得冥君,能使地府幽灵都听命,也毋宁在阳世做个庸人,即教我事一寒微之主也甘心。”——译者

[35]当儒教徒与佛教徒就宗教问题进行交谈时,佛教的羯磨辨神论(karman-Theodizee,即因果报应说,个人在轮回生命中的行为决定其来世的命运——译者)通常遭到儒教徒的激烈反对。儒教徒认为,个人的社会处境并非是先前的行为的结果,而是命运所造成的,命运使树上的叶子一部分卷落到地毯上,另一部分卷落到污土中。详见《梁书》与《南史》中《范缜传》里竟绫王肖子良与范缜著名的对话。子良问:“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坠,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译者(https://www.daowen.com)

[36]从上述龟的比喻中不难看出,此种对名声的自负很容易突变为对求生的不加掩饰的渴望。作此比喻的人虽说不是纯粹的儒教徒,但他却以无比的敬意来引用孔子的话。然而,真正的儒教精神并不反映在庄子所作的比喻里,而表现在司马迁的书信(即《报任安书》——译者)以及御史们进呈给慈禧太后的奏章里。

[37]在最后一刻,我发现了Wu Chang于1917年撰写的那篇相当好的博士论文,该论文受到Herkner,Bertkiewicz,Eberstadt等人的影响。“中国的信贷联合会”代表某种社团类型,取名为会(Hwui);所有的俱乐部也取名为会,不过另外加上特定的名称以说明这个会的功用(例如互助会、骰子会、抓会等)。Wu Chang的这篇论文描述了我们在前面(第一章)所提到的那些社团(Vergesellschaftungen)的原始结构。此种社团流行于农民(即小农)之间,而且主要是依赖会员之间严格的个人熟识关系。能否加入社团,全看个人的可靠性程度而定。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入伙,最简单的一种是:在“第一次聚会”时,所有成员(“第一个成员”das erste Mitglied,即会首,除外)将会钱交给会首,而将当期的利息记在会首的账上,会首在这期问利用这笔资金的运转来弥补利息的账。第二次聚会时,所有会员(包括第一个成员在内)将会钱交给第二个会员,依此循序而下直到最后一个会员;最后这名会员收回他自己所缴纳的全部会钱及其所带来的利息。收取会钱的顺序大多由抽签决定;如果组会的目的是为了使某个负债者恢复支付能力,那么这个负债者当然就是“第一个会员”,至于其他的捐资者(Mäzenaten)或许愿意当“最后一个会员”。结果是每一个在会尾之前的会员在某段时间里,依据顺序的先后,都有一笔为数略异的资金供其自由支配,而为了偿还或省出这笔资金,他应缴纳会款及付利息。这种由某种程度的相互监督或彼此清楚地知道经济行为(Wirtschaftsgebarung)所决定的信用组合,其作用显然类似于莱弗爱森(Raiffeisen,Friedrich Wilhelm,1818—1888,德国农业政治家——译者)的信用贷款制。对于银行不与之往来的小农群众而言,这种信用组合取代了为了购买土地所需的地产抵押贷款(Hypothekenkredit),不过它也可用于任何可以想见的目的。中国的信用组织不同于前此所描述过的教派的情况(参见The Protestant Sects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Ch.Ⅻ)。除了形式以外,中国的信用组合还有下列特点:1.具体的经济目的是首要的,更确切地说,是惟一的;2.由于缺乏教派的资格测试,个人是否具有信用,纯粹取决于个人的品质。顺带一提,这种信用组合的确也可以用来说明希腊“Eranos”的本质。

[38]当然,孝道也会导致政治当局必须加以制止的结果。奢侈浪费,尤其是祭典时的大量花费,基于重商主义的和等级的理由,是受到限制的;相反,基于作为最后的伦理标准的孝道的重要性,在服丧时所被准许的花费,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是非常巨大的。

[39]参见de Groot充满激情的论战文章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40]见1874年1月13日的《京报》。

[41]见1883年3月31日和4月13日的《京报》。

[42]见1874年10月2日的《京报》;此外,1878年8月20日的《京报》载有关于一名精神错乱的男子接受祓除的案例。

[43]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此处我们只是将儒教及官方与诸教派的关系作了概略的叙述。待论述过佛教后,我们再回头对教派加以适当论述。教派中最主要的几支,莫不受到佛教的影响(参见de Groot在前引文中的描述)。

[44]W.Grube认为,回教在中国并没有任何变化,这种看法似乎有些过分。大约自17世纪以来,即已发展出伊玛目(Imam,清真寺的教长——译者)的特殊地位,这当然是在印度及其他东亚的神秘信条传播者(Mystagoge)之实例影响下产生的。

[45]太平这一名称从前就有,例如道教的教会国家就已使用了同样的名称。

[46]太平天国皇帝的官方文书,特别是《神意解说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天命诏旨书》、所谓的《三音格诗的经书》、1852年的反满清宣言(即《奉天讨胡檄》)、仪式与军队机构的规定、新历书等等,由英国战舰“赫尔墨斯”号(hermes,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等的神——译者)带到了上海,上海的传教士Medhurst在适当之处加上幼稚的注释之后,首次在一家传教士刊物上发表;1853年,又以号外的形式出版了这些文件,取名为Pamphlets in and by the Chinese Insurgents of Nanking(Schanghai,1853)。这次大的造反经常为人道及,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所有论著,几乎无不加以描述。德国学者C·Spillmann也写了一部有关太平天国的通俗易懂的著作(Halle,1900)。可惜的是,最精通中国教派史的专家de Groot,不愿更深入地讨论太平之乱的性质,并且避而不谈其中的基督教的影响,因为他小心引用的满洲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肯定没有提到这方面的影响。不过,de Groot对传教士的文献评价很低,而我们却认为,他们的叙述可能具有某种参考的价值。

[47]我不可能一一复查这许多有争议的事实。

[48]关键时刻军事上遭受的失败,其主要原因便在于此严重的癫痫病。若非如此,在占领大运河、南京及整个长江流域,从而切断清军的补给之后,那一再遭受致命的打击的北京政府便肯定难逃覆灭的命运,而东亚的历史也许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进程。

[49]在官方的文件里,以耶和华的名字称神,只有一次;在其他的情况下,据传教士的统计,最常出现的是民间通俗的天神之名(占42%),以儒教崇奉的天灵之名称神只有前者的一半(占21%),较之更常出现的是人格性的天父或天(占33%),出现最少的是神(Schin,大抵和鬼神的“神”相等,占4%)。

[50]耶稣被认为和天王一样是结过婚的。这先知(指洪秀全)曾在幻觉中见过耶稣的妻子。

[51]他拒绝“神圣”(Heiligkeit)这个称号,也拒绝“父”的称呼。

[52]传教士认为,向死者供献牺牲,是非常有失体统的行为。虽然官方拒斥将供献牺牲解释成为对于或为了祖先神灵的供奉,然而这确实代表一种对传统的重大让步。供献牺牲被认为是一种对神的祭献,并且就像基督教的安魂弥撒(Totenmesse)一样,是对祖先灵魂的一种安慰

[53]参见前引《天命诏旨书》(Book of celestial Decrees)中的论点:“若有钱财,必使之公有,不可认为属诸任何一人”(When you have money,you must make it public and not consider it as belonging to one or another)(珠宝亦然)。

[54]在可供使用的报告中,细节方面有相当的矛盾之处。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际规模不明。当然,国家社会主义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解释成为一种战时经济。同样,我们在采用英国传教士的报告时,需要特别谨慎。英国传教士的报告,虽然在de Groot的眼里一钱不值,但此处我们只好利用它们,因为它们的提供者出于热情,也许看出比实际存在更多的“基督教的”成分来。

[55]因为在商业生涯中,成果也不取决于人,而取决于命运,因此,人们必须遵从履行职业义务而不窥探成果的戒命。前引《太平诏书》(Imperial Declaration of the Thae-Ping)云:“从事适当职业,余事不挂于心”(follow your proper avocations and make yourselves easy about the rest),作者引孔子为例。

[56]见前引《太平诏书》。

[57]见《太平诏书》:“营谋应重道义”(In trade principally regard rectitude),“为学应慎规模”(In learning be careful to live by rule)。

[58]《天条书》(Book of religious precepts)以生存于世上的人没有不曾违反“上天的命令”(天条)之罪的告白为开端(原文为“天下凡间谁人不犯天条”)。

[59]参见前述的《三音格诗的经书》(Trimetrical Canon)。

[60]丝织业与丝的输出,只不过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衰退下来;在此之前,两者有相当程度的增长。

[61]在最后一刻,由于英国议会的强烈抨击,帕尔默斯顿才下令不再支援“满清”,目的也为了不让满清摆脱困境。

[62]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天王本人及其军官是实行一夫多妻制(男女非法同居Konkubinat)的。

[63]见1874年10月2日的《京报》。

[64]天王的天幕(帐篷)被称作“小天堂”。他之拒斥神圣的称谓,很可能没有受到可能的后继者的重视。包括官衔称谓在内的仪式规定——例如女性高级官员加以“贞女”的头衔——完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规定。

[65]节假日、不戴首饰等等,是不能算作理性的禁欲的,因为这些都只不过是个人的自我要求。

[66]这个教派(义和团)早在19世纪初就已出现(参见de Groot,Sectarianism p.425)。

[67]这个教派也相信这种不受伤害的说法。此外,就我所掌握的、经过筛选的材料,并不足以窥得此一教派的全貌。这个教派是一个教团(Orden),一个专门对付外夷的“富于战斗性的教士组织”(ecclesia militans)。从前引的奏章中可以看出,慈禧太后本人和她的亲王们一样,是相信此一教派的巫术性神性的。我们只要看看这些中国的文献,就很难同意de Groot的说法。在这件事上,他怀疑像“拳匪”这样的邪教徒是受到一个“儒教的”政府的保护的(见Sectarianim p.430,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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