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儒教与清教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八章 结论:儒教与清教

我们在考察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好把前面所谈到的东西跟下面的问题联系起来:澄清儒教的理性主义——这名称对儒教挺合适——与在地理与历史上最接近我们的、基督新教的理性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判断一个宗教所体现的理性化程度,可以运用两个在很多方面互相联系的尺度。其一,这个宗教摆脱巫术的程度;其二,这个宗教将上帝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这个宗教本身与世界的伦理关系有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

就第一点而言,禁欲主义的基督新教通过种种迹象表明,它已达到了最后阶段。从它所显示的大多数特点看来,它已将巫术完全彻底地摈除。就连在已纯化的圣礼与象征的仪式里,巫术也原则上被根除了,所以,道德上极端拘谨的清教徒在自己心爱的人被埋葬入土时也不举行任何仪式,为的是挖去任何“迷信”的根源,也就是说,为的是消除任何对巫术性操纵的信任。只有基督新教才坚决彻底地使世界摆脱魔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完全摆脱了我们今天惯常所认为的“迷信”。对女巫的审判(Hexenprozeβ)至今仍盛行于新英格兰。当儒教尚未触动巫术的积极救赎意义时,清教已判定所有的巫术都是邪恶的。在清教徒看来,只有伦理的理性主义才具有宗教的价值,亦即,行为得根据上帝的命令,并且是出于一种敬畏上帝的思想。而在异端学说(道教)的巫术园地里,根据以上的综述,具有现代西方特色的理性的经济与技术是不可能产生的。其原因在于它缺乏任何自然科学的知识,而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占日师、地卜师、水占师与占候师这些势力,另一方面则是由关于世界内在联系的一种粗陋混乱的天人合一这一观念所造成的。此外,道教所关心的是作为巫术传统支柱的俸禄官职制(Verpfündung),以及在此制度下他们享受各种杂费(Sportel)的机会。这个巫术园地之所以得以保留,是因为儒教伦理本来就与其有亲和的倾向。当然还有内在的原因,这就是防止任何对儒教势力的破坏。

清教伦理在对待尘世事物的态度方面,与儒教的伦理形成了强烈的对照。如果说儒教对世上的万物采取一种随和(unbefangen)态度的话,那么清教伦理则与“世界”处在一种强烈而严峻的紧张状态之中。任何一种以其理性的(伦理的)要求而与世界相对立的宗教,都会在某一点上与世界的非理性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会详细谈及。对于各个宗教而言,这些紧张性表现在各种不同的重点上,与此相适应,紧张性的特性与强度也有所不同。这一切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由各个宗教形而上学的预言所给定的救赎之路有何不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宗教上对世界贬斥到何种程度,与实际上对世界拒绝到何种程度并不是一回事。

正如我们业已看到的,儒教(按其意图)是一种理性的伦理,它将与这世界的紧张性——无论是从宗教上贬斥此世,还是从实际上拒绝它——减至绝对低弱的程度。在儒家看来,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人的本性与气质,从伦理上看是善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事物与事物之间,尽管程度上有别,但原则上都具有相同的本性,都具有能达到无限完美的能力,都能充分地实行道德法则。根据古老的经典作家的著作而进行的哲学与文学的教育,是自我完善的普遍的手段,而教养的不足以及缺乏教养最主要的原因即经济上的匮乏,则是一切恶行惟一的根源。而这样的恶行,尤其是政府的恶行,又是一切由于(纯粹巫术性理解的)神灵不安而引起的灾祸的根本原因。正确的救赎之路在于适应那永恒的、超神的世界秩序——道,也就是说,适应那些由于宇宙和谐而产生的共同生活的社会要求。在这些社会要求中,虔敬地顺从世俗权力的固定秩序尤为重要。对个人而言,与此相应的理想是:把自我造就成为一个全面和谐均衡发展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就是一个和谐的小宇宙。君子乃是儒家理想的人,其“典雅与威严”表现为对传统的义务的履行。也就是说,君子在任何生活处境下都必须在典礼与仪式上得体。为了实现这一主要的德行,达到自我完善的目标,他必须采取合适的手段:清醒的、理性的自我控制,抑制所有可能动摇心境平衡的非理性的激情。除了渴望摆脱无教养的野蛮之外,儒教徒不企求任何“救赎”。他期待着此世的长寿、健康与财富以及死后的声名不朽,并把这些视为对德行的报答。就像真正的古希腊人一样,他们没有事先确定下来的超验的伦理,没有超世的上帝的律令与现世之间的对峙;他们没有对彼岸目标的追求,也没有极恶的观念。谁要是能遵守根据人的平均能力而制定的戒律,就不会有罪。只要这些前提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督教传教士试图去唤起原罪感是徒劳无益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会断然拒绝持久地背负“原罪”的重担,对任何有教养的知识分子阶层而言,原罪这一概念是某种难堪的东西(etwas Peinliches),且有损尊严。于是,他们往往对“原罪”这一概念作些习俗的、封建的或审美的变动,称之为:“不正派的”或“不文雅的”。当然,罪过是存在的,但是,这是指伦理领域里的违犯准则的行为,诸如对父母、对祖先、对官职等级制度中的上司等等传统的权威或传统主义势力的冒犯;此外,还包括可疑的巫术对传统风俗习惯与仪式以及最终对固定的社会习俗的伤害。上述种种规矩,不管犯了哪一条都是罪过。这样一来,中国人的“我有罪”简直相当于我们西方人在冒犯了礼俗时所说的“对不起”。儒教不仅不奉行禁欲、冥思、苦行与遁世,而且还把它们鄙视为像雄蜂一样的寄生虫。任何形式的社区宗教和救赎宗教信仰,不是遭到直接的迫害与铲除,便是被视为私人事务而遭藐视,就像古典时期的希腊贵族对奥菲斯派牧师所采取的态度一样。这种无条件肯定与适应世界的伦理,其内在前提是纯巫术性的宗教从未间断的存在。这种巫术性宗教渗透进一切领域,例如:皇帝的地位,皇帝基于他个人的资格,必须为神灵的善行、天降及时雨和收获时的好天气负责;官方的或民间的宗教信仰,必须把对祖先的崇拜当作一项基本的任务;非官方的(道教的)巫术治疗术,以及其他残存的泛灵论的神灵形式,亦即关于人类崇拜和英雄崇拜的功能神祇信仰等等。就像受过教育的古希腊人一样,有教养的儒教徒对神灵论抱着同样混杂的态度:他一方面怀疑神灵论,另一方面偶尔又被它征服。但是,生活方式受儒教影响的中国民众,却坚信鬼神灵论,囿于这些巫术观念。关于彼世,儒教徒可能会像老浮士德那样说:“愚者才会把眼睛仰望着上天”(见郭沫若译《浮士德》,1954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二卷,第334页);不过就像浮士德一样,儒教徒必须对这句话加以限制:“我但愿巫术从我的生路离开”(同上书,第332页)。同样地,以古老的中国方式教育出来的中国高级官吏,会毫不迟疑地虔诚地崇拜任何一种乏味的奇迹。根据我们的回忆,在中国从未出现过与“现世”的紧张对峙,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超世的、提出伦理要求的上帝作过伦理的预言。虽然由“神灵”提出了伦理要求,并特别要求履行契约的忠实,但这并不能代替上帝的要求。这里所关涉的永远是置于神灵庇护下的个别义务,诸如誓约或别的什么东西,而根本不牵涉到人格本身以及个人生活方式的内在塑造。居于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官吏与候补官员——把维护巫术的传统,尤其是维护泛灵论的对祖先的孝敬,看作一种绝对的要求,目的在于彻底维护官僚体制的权威,压制所有由救赎宗教所引起的社会动荡。除了道教的卜卦与圣礼恩典以外,佛教僧侣的救赎宗教是惟一被允许的救赎宗教,因为它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因而在当局的眼里是不会构成危险的。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佛教在中国的确产生了影响,它通过某些富有情趣的、细腻的内心思想丰富了灵魂的范围,然而另一方面,它又是巫术的圣礼恩典与强化传统仪式的更为广阔的源泉。

这就意味着:这种士人伦理,对广大的民众而言,其意义必然是有限的。首先,就教育而论,地方上的差异,尤其是社会上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较贫困的民众团体,以世界上罕见的、几乎难以置信的高超节约本领(就消费而言),维持着传统主义的、直到现代仍然具有强烈自然经济色彩的生计。这种简朴的生活与儒教的君子理想绝无任何内在的关系。在这里,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只有绅士阶层的那种外在行为的姿态与形式,才会普遍地被接受。知识阶层对民众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极有可能引起某些负面的效果:一方面是完全阻碍了先知预言的宗教信仰的兴起;另一方面继续根除泛灵论宗教里所有的狂迷成分。间或被人们称为中国民族性的那些特征,可能至少有部分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今天,我们可以断言,即使是严格的专家们,也无法判定生物的“遗传特征”(Erbgut)到底有多少影响。不管怎么说,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一个重要的、被著名的汉学家们所证实的现象:在与我们主题有关的几个重要的问题上,我们愈往上追溯历史,就愈能发现中国人及其文化与西方人及其文化有种种相似之处。古代的民间信仰、古代的隐士、诗经中最古老的诗歌、古代的战斗君主、哲学派别的对立、封建制度,还有战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所有这些儒教中国特有的素质,都与我们西方的现象非常相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许多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固有的特质,其实是纯粹历史决定的文化影响的产物。

社会学家基本上是依据传教士的文献来认识这些特质的。显然,这些文献的价值虽各有高低,但是它们毕竟含有比较可靠的经验。在这些文献中,下述的现象始终受到强调:明显地缺少“神经”(Nerv)——就现代欧洲人使用此字的特殊意义而言;无限的耐心与自制的礼貌;墨守成规;对单调的生活与不停顿的劳作完全麻木不仁;对不寻常的刺激反应迟钝,即使是在知识阶层圈子内也是如此。所有这一切完好地、可理解地融合为一个统一体。但是,另一方面似乎也出现与上述特性相当强烈的反差:对于未知物或不是直接观察到的事物,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特别的恐惧,无法根除的疑虑;对所有不能直接把握且一时难以了解的东西或不能当下见效的事物,或加以拒绝,或缺乏认识的需求。与这些特点形成对照的,是对一切的巫术骗局都带有一种无限善意的轻信,而不管这种欺骗是多么的空幻。同样,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包括对自己最亲近的人)缺乏真正的同情心;另一方面,社会团体却具有强大而旷日持久的凝聚力。未成年孩子的那种(所谓典型的)对权威漠不关心的态度,似乎很难跟成年孩子对父母的绝对顺从与仪式性的孝敬协调起来。同样,正如人们一再断言的那样,中国人在世界上罕见的不诚实(即使是对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跟中国商人在大宗贸易往来里的那种明显和突出的可靠性——例如与曾经有过封建阶段的国家日本相比——似乎也难以统一起来(零售交易似乎从来没有什么诚实可言;“定价”,即使对本土的中国人而言,也显然是虚假的)。中国人彼此之间的典型的不信任,为所有的观察家所证实。清教教派里的教友间的信任与诚实——这种信任恰恰为教外人所分享——与此形成强烈的对比。最后,清教徒在心理-物理习性上普遍保持统一与稳定,这也与报道中常常提到的中国人生活中那些不受外在固定规范所制约的不稳定性形成强烈对比。说得更尖锐些,中国人的生活,一方面没有发自“内心”的、即由某种独特的核心取向所调节的统一;但另一方面却受无数习俗的束缚。所有这一切如何加以解释呢?

没有歇斯底里化的苦行以及与这种禁欲相接近的宗教形式,广泛地(虽说并非彻底地)消除一切如痴如醉的宗教祭礼(Rauschkult),必然会影响到某一人类群体的神经与心理构造。关于麻醉剂的使用,中国人自帝国统一以来(比起以往在男子之家与古代宫廷里所举行的酒宴来)属于(相对而言)“清醒的”民族。陶醉与放纵的“狂热”(Besessenheit)皆被视为是对所有神性的圣物的亵渎,因而只能被认为是恶魔作怪的征兆。儒教拒绝进用酒类,只有在供献牺牲时才可使用酒类。在中国,跟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下层人民中间酗酒的现象屡见不鲜,但这并不能改变上文所作的比较。鸦片被认为是专属于中国人的麻醉剂,但它却是在近代才输入的。众所周知,尽管统治阶层强烈反对输入鸦片,但它还是通过战争强行进入中国。此外,它的效果是使吸鸦片者进入一种无精打采的极度兴奋状态,是“无为”路线的直接延伸,而不是导向英雄式的狂醉或积极热情的释放。希腊式的镇静(sophrosyne)并没有妨碍柏拉图在《斐德罗斯篇》里把美的癫狂(schöner Wahnsinn)看作一切伟大事物之泉源。在这方面,理性主义的罗马官僚贵族——他们将“ekstasis”(心醉神迷)译为“superstitio”(迷信)——与中国的知识阶层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的“百折不挠的精神”(Ungebrochenheit)以及感觉麻木(Indolenz),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与中国的宗教里完全缺乏酒神的要素有关,这种欠缺是由于官僚阶层有意识地使祭典保持清醒的结果。在官僚体制里,任何使心理失去平衡的东西,都不会也不容许存在。任何超强的激情,尤其是发怒,气(Tschei),都会产生恶的魔力;因此,每当发生病痛时,人们首先要问,这要归咎于哪门子的气。泛灵论的巫术——惟一留存下来的民间宗教形式,决定了对任何改革抱有一种传统主义的畏惧,因为改革会带来恶的魔力或者扰乱神灵。当然,这种巫术是为有教养的中国人所鄙视的;但是由于官方祭典的性质,它却是一种受到支持的宗教形式。它说明了中国人为何那么轻信。因此,在巫术信仰下,疾病与不幸被认为是由自己造成的天怒的征兆。这种看法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抑阻那些交感性的感受(sympathetische Empfindungen)。这些交感性的感受通常来源于救赎宗教面对痛苦时所表现出的团队精神(Gemeinschaftsgefühl),它们向来强烈地支配着印度的民间伦理。中国人具有特有的冷淡、节制的待人接物态度,即使是家族内的关系也是如此,与此相关的是习俗礼节的循规蹈矩以及对神怀有的自私的恐惧,这些便是儒教与道教所造成的结果。

许许多多无法估量的礼节上的束缚,陪伴着中国人的一生:从胎儿阶段一直到死的祭祀。那些琐碎的而且每一个细节都牢不可破的繁文缛节,构成可供民俗学家研究的一座宝库。格鲁贝(W.Grube)的著作就特别利用了这些资料。一部分的礼仪显然起源于巫术,尤其是来源于消灾的巫术;另一部分则来自道教与民间佛教(关于后者,下面还将论及)。这两种宗教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痕迹。不过也还有大量纯粹风俗、礼仪性质的遗习保留下来,诸如:受礼节规范制约的垂问与答复,礼节上避免不了的贡献(Anerbietungen)与以某种形式对贡献的婉言谢绝,带有礼节性质的拜访、馈赠,以及敬意、悼念、庆贺的表示。这些礼节远远胜过西班牙至今仍保留下来的、受封建体制或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古老农民的传统。在举态与“面子”这方面,即使是其起源无据可查,但总的说来,儒教的源头兴许是主要的。应该注意的是,儒教的礼节理想,不总是以习俗的形式,而是以它的“精神”发生影响。这种礼节理想审美式的冷淡气质,使所有由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义务,尤其是慈善的义务,僵化成象征性的礼仪。另一方面,神灵信仰则将氏族成员结合得更加紧密。受众人抱怨的不诚实,就像在古埃及一样,无疑部分是家产制国家财政的直接产物。正是家产制的财政机关,到处培养这种不诚实的作风。不管是在埃及还是在中国,征收赋税的过程都是非常相似的:突然袭击、鞭笞、亲族的救助、被迫者的哀号、勒索者的恐惧以及种种妥协。当然,除了这些相似之处以外,还有儒教对于礼仪与习俗的极力崇拜。但是在另一方面,征赋过程缺乏生气勃勃的贵族的(feudal)本能,对这种本能来说,所有的交易均可以用“我们现在让谁上钩”(Qui trompe-t-on?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剧本《塞维勒的理发师》第三幕第十一场中的一句台词——译者)这一提纲挈领的词句加以概括。因此,在公行(Ko Hang)基尔特里,那些受到垄断保证的、具有文化知识的外贸商人,出于对自己实际利益的考虑,发展出一种值得称赞的商业诚信。此种诚信——如果我说的不错的话——与其说是从内部发展出来的(就像在清教伦理里那样),不如说是从外部培植起来的。这一点也相似于中国伦理的特质。

真正的先知预言,会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从内部创造出一种系统化的、按某种价值标准而取向的生活方式,面对这种生活方式,“世界”不过是按照规范在伦理上有待构造的质料。儒教则与此相反,它要适应外部世界,适应“世界”的条件。一个能最完美适应的人,换言之,一个只根据生活需要的程度来进行适应的这种理性化的人,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统一体,而是由种种有用的个别品质所构成的一个组合体。在中国的民间宗教里,继续存在着个人有许多灵魂的泛灵论观念,这几乎可以说是上述事实情况的象征。一个人如果对一切事物没有一种超世的态度,那么在现世面前就必定缺乏自重(Eigengewicht)。在这种情况下,大众的驯服与君子的良好的举止虽然有可能产生,但是,它们赋予这种生活方式的风格,必然呈现出本质上消极的特质来,必然会使那种出自内心的对统一“人格”的追求化为泡影。于是,生活始终是一连串的事件,而不是有条不紊地朝向超验目标的整体。

这种社会伦理的立场与所有西方的宗教伦理之间的对立是无法消除的。从外表上看,托马斯主义的伦理与路德派伦理中某些家长制方面,似乎与儒教有相似之处。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因为任何一种基督教的伦理,哪怕是一种与世俗秩序建立了密切妥协关系的基督教伦理,都不可能像极端世界乐观主义的儒教体系那样,如此彻底地消除了此世与个人的超世规定之间所存在的悲观主义的紧张性。

同样,在儒教的伦理中,看不到存在于自然与神之间、伦理要求与人的缺点之间、罪恶意识与救赎需要之间、尘世的行为与彼世的报答之间、宗教义务与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任何紧张性。因此,也谈不上通过不受纯粹的传统与习俗约束的内在力量去影响生活方式的问题。以神灵信仰为基础的家内孝道,对人的生活方式拥有极为强大的影响力。正如我们已见到的,家内孝道始终是维护氏族组织的团结的强大力量。对于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那类社会化的协作团体而言,家内孝道同样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量,这些协作团体可以被视为具有劳动分工的扩大的家族企业。这种强固的凝聚力,本身完全是由宗教性力量所驱动的,而且,真正的中国经济组织能够达到何种强大的程度,大致相当于孝道所调节的这些个人团体所能达到的程度。中国的伦理与清教的伦理形成强烈的对比:后者的要旨是使生物的任务(Kreatürliche Aufgaben,人的义务)客观化,而前者则力图在自然生成的个人团体(或并入或模仿这种个人团体再建的个人团体)圈子里,发展出自己最强有力的动机。清教徒对超世的、彼岸的上帝负有宗教义务,因此他把所有与人共处的关系——包括对在自然生命秩序中与自己亲近的事物的关系——仅仅视为超越有机生命关系的手段与这一信念的表现。与此相反,虔诚的中国人的宗教义务,旨在促使自己在既定的有机个人关系里去发生影响。孟子拒斥普遍的“兼爱”,认为这会扑灭孝道与公正:无父无兄,乃禽兽也。一个儒教中国人的义务,其内容总是对具体的人(活人或死人)、由于既定的秩序而对自己亲近的人尽孝道,但从来不对一个超世的上帝,也就是说,从来也不对某一神圣的“事业”或“观念”善尽恭顺之道。因为“道”既非“事业”也非“观念”,而只是有约束力的传统主义礼仪的体现。它的戒律是“虚无”(Leere),而非“行动”(Handeln)。就经济观点而言,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因为它力图将个人一再地从内心上与其氏族成员和以氏族方式与其联系在一起的同事牢系在一起;不管怎么说,他是被系于人,而非系于客观上的任务(“企业”)。这种人格主义的限制,正如全文所揭示的,是和中国宗教特有的性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人格主义是宗教伦理之理性化的障碍,是权威性的知识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利益与地位的一道屏障。这一点对经济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因为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的信赖,在中国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伦理的宗教——尤其是新教伦理的、禁欲的各教派——之伟大成就,在于冲破了氏族的纽带,建立起信仰共同体与一种共同的生活伦理,它优越于血缘共同体,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家庭相对立。从经济上看,这意味着商务上的信赖是以个人在实际职业工作中经受考验的伦理品质为基础的。官方的独裁、因袭的不诚实,加之儒教只重视维护面子,结果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猜疑。这种现象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估计是相当大的,虽然我们并没有计量的方法。

儒教与儒教徒崇拜“财富”的思想,曾有可能促进与这种思想相适应的经济政策措施(就像西方向世界开放的文艺复兴所做的那样)。然而,恰恰在这点上,当我们考虑到经济思想时,就会发现此种经济政策的意义是有限的。没有任何其他的文明国家,会像中国那样如此强调物质福利,并把它视为终极的目标。[1]孔子的经济政策观点,有点类似我们西方的“王室财政官员”(Kameralist)。儒教徒司马迁写过一篇论“贸易均衡”(Handelsbilanz)的论文。在这篇中国最古老的政治经济学文献里,作者强调财富(包括通过商业所获的财富)的用处。[2]在他的笔下,经济政策是国库措施与自由放任政策的交替使用,不过按其意图绝非是反货殖的(antichrematistisch)。在中世纪的西方,商人遭到了“蔑视”,现代的商人则遭受文人的蔑视,这和在中国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然而,中国的经济政策却没有创造出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战国时代的商人的货币收入,实际上是国家供应商的政治利润。大规模的采矿徭役与寻找黄金有关。但是,在儒教及其像基督教一样根深蒂固的伦理与市民的生活方式之间,缺乏一个中间环节。而市民的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制造这种生活方式的恰恰是清教主义,尽管这完全违反它自己的意愿。于是出现了效果与愿望的背反:人的命运变成了人违反自己意图的行为的结果。这种现象能够教导我们作“自然”的悔悟,尽管乍看起来这似乎有点怪诞。

清教主义代表一种与儒教截然相反的理性地对待世界的类型。如前所述,清教主义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纯粹信徒团”(Ecclesia pura),按其实际和本来的意义,代表奉神之命行基督徒圣餐的宗教团体,为了上帝的名誉,这一团体清除掉道德上受到指责的参加者。它以加尔文教或浸礼会教义为基础,因而在教会制度(Kirchenverfassung)里可能更倾向教会会议或聚会所的性质。但是,从广义上说,纯粹信徒团可以指一般在道德上严守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俗世信徒团体。这包括具有普纽玛和神秘起源的再洗礼派、孟诺派、教友派、禁欲的虔信派以及卫理公会派等教派。这一类型的教派不同于儒教的特点是:它们为了现世的理性化而反对逃离现世,虽然它们(或恰恰是因为它们)采取禁欲的形式拒斥现世。在这些教派看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无一例外是堕落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应当鄙弃自身;世界是个罪恶的渊薮。它们认为适应于世界的虚浮的习俗是一种堕落的标志,儒家的所谓自我完善乃是一种亵渎圣明的、崇拜生物的理想;财富与热衷于享受财富是一种特殊的诱惑;吹嘘人的哲学与典籍的教养,是生物的(人的)邪恶的傲慢;相信巫术能治服神与鬼怪,不仅是可鄙的迷信,而且是对神的肆意亵渎。足以令人想起巫术的一切事物,任何残留的仪式主义与教士权力,因而被根除殆尽。教友派在理论上甚至没有一个被委任的牧师,大多数禁欲主义的教派起码没有一个领取报酬的职业牧师。在教友派窄小而明亮的聚会所里,没有任何宗教象征物的痕迹。(https://www.daowen.com)

清教主义认为,人天生就是有罪的,但每个人的宗教机缘,不仅不一样,而且极不相同,这种不同不是暂时的,而是注定的。在加尔文派、特殊的洗礼派、怀特费尔特区(Whitefield)的卫公会派以及经过改革的虔敬派那里,这就是毫无根据的天命论,或是人各有不同圣灵禀赋的理论。或者是另有一说,即:由于在获得“改悔”(Bekehrung,对于古虔信派而言,这是极为重要的)、“忏悔斗争”(Buβkampf)、“悔悟”(Durchbruch)或其他任何性质的再生时,各人尽心尽力的程度不同,因而所获的成功也不同。然而,决定这些差别的永远是天意以及超世的上帝那毫无理由的、令人受之有愧的、“自由的”恩典。因此,天命信仰虽然只是这种名家宗教(Virtusenreligilsität,名家指天生具有感知神圣价值的即具有神性的人,诸如萨满、秘法师、禁欲苦行者等——译者)的一条教义,但却是不可动摇的。在劫数难逃的大众(massa perditionis)里,只有少数人会得到救赎,因为永恒的天命注定他们得救,或者说虽然所有的人都有此机会——根据教友派的说法,包括了非基督徒——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而达到目标。根据某些虔信派的教义,人在一生中只有一次救赎的机会;根据所谓的悔罪限期派(Terministen)的教义,救赎的机会只有一次,而且永远就这么一次。人不管怎样必须始终证明自己能够掌握这仅有的一次救赎的机会。因此,一切必须朝向神的自由恩宠与彼岸的命运,此世的生存或是苦海,或是通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要十分重视这短促的时光以及在其间发生的种种事件。这也许可以用卡莱尔(carlyle,1795—1881,英国散文家及历史学家,早年深受加尔文派宗教思想的影响,反对教会的烦琐教义——译者)的话加以概括:“你来到世上之前,千年岁月想必早已逝去;你来到世上之后,千年岁月正静待你做出种种成就。”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单单依靠自己的成就就可以获得永久的幸福,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只有当人意识到自己短暂的生命与超世的上帝及其意志有一种中心的、统一的关系,才会得到自己命中注定的救赎,尤其是认识到,只有与神的这种统一的关系,即“圣化”(Heiligung),才是自己获得救赎召唤的惟一办法。而圣化,反过来只有通过神所希望的行为,例如所有积极的禁欲主义与神所祝福的伦理行为,才能被确证。也就是说,个人只有在成为上帝的工具时,才有充分的把握获救。因此,可想象的最大的内在奖赏,便在于过一种理性的、合乎道德的有规律的生活。只有按照固定的、由一个统一中心确立的原则来生活,才是神所希望的。诚然,无拘束地沉溺于现世生活无疑会背离救赎之道,但是生物的世界与作为生物的人,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对于它们,上帝提出了一定的要求。根据加尔文派的看法,上帝是“为了他的荣誉”而创造人的。因此,作为上帝的创造物的人,尽管生下来是堕落的,可上帝仍希望在人之中成就自己的荣誉;于是,必须通过理性的秩序来克服罪恶和(尽可能地克服)苦难,把它们置于伦理的约束之下。“白天一到,就应该做上帝指派我去做的工作”(参见《旧约圣经》,诗篇第84篇之6),此处变成一种义务,而这些上帝所交付的工作在性质上不是仪式性的,而是具有理性-伦理的性质。

清教与儒教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这两种伦理都有它们非理性的要素:儒教的是巫术,清教的则是一个超世的上帝的归根结底无法探明究竟的意旨。但是从巫术中只会得出传统牢不可破的结果,因为行之有效的巫术手段,以及最终所有传统的生活样式,都是不可变更的——如果要避免激怒鬼神灵的话。相反,对超世的上帝的关系以及与堕落的、伦理上非理性之现世的关系只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传统的绝对非神圣性,以及借助伦理与理性来征服和支配既有世界这一无休止劳作的绝对无限的使命,亦即理性的、客观的“进步”。儒教的任务在于适应此世,而清教的任务则在于通过理性改造此世。儒教要求不断的、清醒的自我控制,以维护绝对完美无缺的圣人的尊严;清教伦理也要求这种自我控制,但目的是为了有条不紊地把人的意志统一于神的意志。儒教伦理让人非常有心计地处于他们自然生成的或由社会尊卑关系所造成的既定的个人关系之中。儒教只神化那些由人际关系——例如君臣、上级官吏与下级官吏、父子、兄弟、师生、朋友之间——所产生的社会伦理义务。相反,清教伦理有点怀疑这些纯粹的个人关系,认为它们是可鄙的;当然,清教还是容许它们的存在,只是要在伦理上加以控制,使其不致背离上帝。无论如何,与上帝的关系是优先的。要绝对避免对作为生物的人的过分崇拜,因为信赖人,尤其是信赖那些由于自然关系而与我们最为接近的人,会危害心灵。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加尔文教徒列娜塔·封·埃斯特(Renata Von Este)公爵夫人要是得知她最亲近的亲人(由于无理由的天命)而被上帝拒斥的话,她也会诅咒他们的。从以上的对比中不难看出,在这两种伦理观念中实际上存在着非常重大的差异,尽管我们必须指出,两者就其实质是“理性主义的”,并且两者也都得出“功利主义的”结论。造成这些差异的,不仅是那些社会伦理的观念,而且还有政治统治结构本身固有的规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en)。但是在中国,伦理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造成了以下的结果:维护氏族的束缚(Sippengebundenheit),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而这些组织形式(相对地)非常突出地缺乏理性的客观化与抽象的超个体的同旨协合会(Zweckverband,为完成共同任务而临时组成的区间大协作组合——译者)的性质。在中国,真正的“社团”(Gemeinde)并不存在(尤其是在城市里),因为没有纯粹以经营为目的的经济社会化形式与经济企业形式。这些经济组织形式几乎没有一个是纯粹中国土生土长的。[3]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Gemeinschaftshandeln)都受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此外,所有的共同行为也受到行业兄弟会(Berufsverbrüderungen)的包围与制约。相反,清教将一切都客观化,并将之转化为理性的“企业”和纯客观的“商务”关系,并以理性的法律与协约来取代传统;而在中国,原则上起作用的,是威力无比的传统、地方习俗与具体官员的个人恩惠。

另外一个因素似乎则更为重要。在中国,由于有肯定现世的功利主义以及相信财富乃是全面实现道德完善的普遍手段这种伦理价值,加之有稠密的人口,因而发展出一种世上罕有的“精打细算”与知足的心态。中国的小商贩(Krämer)分文必争、锱铢必较,每天都要清点他的钱钞。据可靠的旅行者的报道,当地中国人在日常交谈中开口不离金钱与金钱利益。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从这种无休止的、强烈的经济劳碌与经常遭到抱怨的极端的“实利主义”中,并没有发展出伟大的、有条理的、理性的经营观念,而这些观念,至少在经济领域里,曾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这样的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只有广东人是个例外,在他们那儿,由于过去外来的影响,加之现在有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进逼,才学会了这些观念。过去,尤其是在政治分裂的时代里,中国本土上曾产生出以政治为取向的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诸如:官方的高利贷、紧急高利贷、获取高额利润的批发贸易以及工业领域里的大型劳动作坊(Ergasterien)。中国的这种政治资本主义,可与西方古代晚期的埃及与伊斯兰的资本主义相比拟。最近虽然常有对出版商(Verleger)与收购商(Aufkäufer)的依赖,但是,一般而言,中国缺乏像存在于西方中世纪后期的“委任工作制”(sistema domestico)那样的严密组织。尽管内部交易相当繁荣,对外贸易(至少在某个时期)也相当可观,但是却没有现代性质的甚至中世纪后期市民阶级的资本主义存在。换言之,中国缺乏中世纪后期的以及完全与科学相结合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企业”的理性形式。在中国,看不到欧洲式的“资本”构成。参与争取现代机会的中国资本,主要来自官绅资本,即通过官方高利贷积累起来的资本。此外,中国也没有欧洲企业组织理性的管理方法,没有提供商业信息服务的真正理性的组织,没有合理的货币体系,其货币经济的发展甚至不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相比。法律制度才刚开始萌芽,而且在技术上很不完善,有点类似我们的商号法、贸易公司法、支票法及有价证券法。无数工业上的发明很少被用到经济上。[4]最后,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具有技术价值的商业文书、计算或簿记的系统。由此可见,虽然在帝国和平之后奴隶几乎完全不存在了,但我们看到了与地中海古代文明非常类似的状态。这种状态在某些方面甚至要比地中海古代的状态距离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种种制度的“精神”更远。在中国,尽管存在着对异端的种种裁判,但是比起加尔文派清教的不宽容态度,中国宗教的容忍是宽泛的。中国人享有广泛的货运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与生产方法自由,并且也不嫌恶商业精神(Krämergeist)。然而,这一切却没有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兴起。在这个极为典型的求利的国家里,我们正好可以看到,“营利欲”、对财富的高度推崇甚至独尊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等等,本身与现代资本主义丝毫没有关系。中国的中小商人,以及固守传统的大商人,虽然像清教徒一样,将成功与失败都归之于神灵的力量,然而,中国人将成功与失败归因于自己的(道教的)财神。在中国人看来,商业上的成功与失败并不是恩宠品级(Gnadenstand)的象征,而是对巫术或礼仪有重大功劳或有所冒犯的结果,因此,他总是试图通过仪式上的“善行”(gute Werke)来求得补偿。中国人缺少典型的清教徒所具有的那种受中心(即发自内心)和宗教所制约的理性的生活方式;对典型的清教徒而言,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与目的本身,而是一种证明的手段。中国人不会有意识地将自己隔绝于“现世”的影响之外,而清教徒则力求通过一种明确而单向的理性的意愿(wollen)征服现世与自身。正是这种理性的意愿引导清教徒抑制那种狭隘的、足以摧毁任何理性经营方法的求利欲,而中国小商贩的作为恰恰是以这种利欲出名的。由于严格按意志进行的伦理理性化而造成的清教徒对自然欲望的特殊限制与压抑,对于儒教徒是格格不入的。[5]儒教徒对原始欲望自由宣泄的限制,具有另外的性质。儒教徒清醒的自我控制,为的是要保持外在举止仪态的尊严,要保持“面子”。它具有审美的性质,因而本质上是消极的。没有确定内容的“自制”受到推崇与追求。清教徒同样清醒地控制自己,但是这种克己以某种积极的东西——某种合格的行为——为追求的目标;此外,它还以更加内在的东西为目标,即系统地控制自己有罪的、堕落的内在本性。彻底的虔信派教徒甚至会开列这种罪恶本性的清单,就像每天都要做簿记一样,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政治家、作家与物理学家——译者)就是一丝不苟这样做的。因为那位超世并全知的上帝随时都在注意这种中心的、内在的态度。然而,儒教徒所适应的现世,却只看重温文尔雅的举态。儒教的君子只致力于外表的“镇定”(Contenance),而不信任他人,就像他也相信别人不会信任他一样。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妨碍了所有的信用与商业的运作。相反,清教徒信任他人,尤其是在经济上信任他人,无条件地和坚定地相信由宗教决定的教友的合法性。此种信赖足以使他不把自己对现世与人生来的堕落(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者的堕落)所抱的深刻现实主义的与完全不敬重的悲观主义的态度,变成对信用——为资本主义的流通所不可缺少的信用——的一种障碍。这只会使他按照“诚实是最好的保险单”(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的原则,始终如一地肯定客观的商业目的不可缺少的动机,与此同时,也清醒地考虑对手客观的(外在的和内在的)能力。儒教徒的语词是一种本身即为目的的漂亮且有礼貌的姿态;而清教徒的语词则是一种客观的、简洁而绝对可信的业务通知:“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邪恶者。”(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译者)儒教徒的节俭——顺便说一下,在君子那里,节俭受到等级礼节的严格限制——在中国小资产阶级那里,变成了一种敛财的方式(Zusammenscharren),就像农民把财富储藏于长统袜子里一样。但是,过分节俭,像老子和某些道教徒由于神秘主义式的谦卑所持的过分节俭,则受到儒教的攻击。在儒教盛行以及尚未被禁欲主义突破的地区,财富仅被看作确保丧葬礼仪、令名以及占有的荣誉与喜悦的一种手段。然而,对清教徒而言,占有本身是一种诱惑,正如它之于僧侣一样。他的营利,就像修道院的营利一样,是他禁欲成功的标志和一种附带的成果。正如约翰·威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卫理公会派的奠基者——译者)所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建议人们要虔诚。”这也就是说,“变得富有”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尽管财富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对虔诚的个人与修道院都是清清楚楚的。威斯理的这句话明确地指出了向来存在于清教各教派的教义中的这种自相矛盾:一方面拒斥现世,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营利的练达。

对儒教徒而言,正如孔子所传下来的一句话里所明白教诲的:财富是最重要的手段,它不仅保证人们能过上一种有道德的(亦即有尊严的)生活,而且使人们有可能献身于自我的完善。因此,当有人问孔子用什么手段才能使人变好时,孔子答曰:“使富之”,因为只有富裕的人才能“合乎身份地”(Standesgemäβ)生活。然而,在清教徒看来,营利是一种违反本意的结果,但却是个人美德的重要标志;为个人消费目的而耗费财富,很容易导致对被造物的崇拜而沉溺于现世。孔子对获取财富本身,似乎并不鄙弃,但是他觉得财富似乎是不可靠的,而且会扰乱心灵的高贵的平衡。因此,所有真正经济的、职业的劳作,都是专家们庸俗求利的活动。在儒教徒看来,专家尽管具有社会功利主义的价值,但是无法具有真正正面的尊严。因为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有教养的人”(君子),而不是“工具”,也就是说,在适应现世的自我完善之中,君子本身就是目的,而非实现某种客观目的的手段。儒教伦理的这一核心原则,拒斥了行业的专门化、现代的专家官僚体制与专业的训练,尤其是拒斥了为营利而进行的经济训练。与这种“崇拜尘世的”生活准则恰恰相反,清教徒把卓有成效地适应现世与职业生活特殊的专业目的看作自己的任务。儒教徒是具有文献修养的人,更确切地说,是具有书本知识的人,是极为典型的文字的人(Schrift-Mensch)。儒教徒缺乏古希腊人那种对演说与对话的高度重视与训练,他们同样也不了解军事或经济上的理性行为的动力。大多数的清教教派,拒斥哲学和文献教育(尽管拒斥的程度有所不同),但认为必须精通圣经(因为它是市民阶级的一种法典与经营学)。因此,对清教徒而言,作为儒教徒最高装饰品的哲学与文献修养,是一种对时间的无谓浪费,而且有害于宗教。烦琐哲学与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及其徒子徒孙,对于清教徒都是一种恐怖与危险,例如施本纳(philipp Jacob Spener,1635—1705,德国路德派神学家,虔信派创始人——译者)就比较喜欢以数学为基础的笛卡尔派理性哲学。有用的实际知识,尤其是经验——自然科学与地理方面的知识,清醒而明晰的实在论的思维与专门知识,均首先由清教徒作为教育目的而有计划地加以培植,在德国虔信派的圈子里尤其是如此。这类知识,一方面是认识上帝的荣誉及其赋予创造物之天命的惟一途径,另一方面是使人在其职业中能理性地征服世界、为向上帝表示敬意尽自己的本分的手段。儒教与清教,对古希腊文化与最盛时期的文艺复兴文化的本质,同样是陌生的,但是各有其不同的出发点。

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必不可少的“伦理”特质是:极端专注于上帝愿望的目的;禁欲伦理制约下的没有顾忌的实践理性主义;务实的企业经营方法;憎恶非法的、政治的、殖民的、掠夺的、垄断的资本主义(后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其基础是竭力博取君王与人的欢心);与上述种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相反,肯定日常经营的冷静、严格的合法性与有节制的理性动力;理性地评估技术上的最佳办法,以及实践上的可靠性和目的性,而不是像古老的工匠那样,沾沾自喜于相传下来的技巧与产品的优美。除了企业家这些必不可少的“伦理”特质以外,还必须考虑到虔诚的工人所特有的劳动意愿(Arbeitswilligkeit)。总之,这种无情的、宗教上系统化的、任何理性化禁欲主义所特有的、“生活于”此世但并不“依赖于”此世的功利主义,有助于创造优越的理性的才智,以及随之而来的职业人(Berufsmenschentum)的“精神”,而这种才智与精神,儒教始终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儒教适应现世的生活方式虽然是理性的,但是由外到内地被决定的,而清教的生活方式却是由内到外地被决定的。这种对比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光是与“营利欲”及对财富的重视相结合的冷静与节约,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以现代经济的职业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典型的儒教徒使用自己以及家族的储蓄去获取典籍的教养,并接受训练以应付考试,以此为取得一个有名有利的地位打下良好的基础。典型的清教徒则挣得多,花得少,出于禁欲的强制储蓄的愿望,将所得变为资本,再投资于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这两种伦理精神里都包含有“理性主义”,这是我们所要得出的第二点结论。但是,只有清教的理性伦理及其超世的取向,才能彻底贯彻现世的经济理性主义。因为在清教徒看来,这是他们惟一的意向,现世的劳作只不过是他们追求一个超验目标的表现。正如清教徒在誓约中所说的,世界之所以归他们所有,是因为只有他们“为了上帝及其正义而奋力不懈”。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两种理性主义间的根本差异: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清教徒与儒教徒都是“清醒的人”。但是清教徒的理性的“清醒”建立在一种强有力的激情的基础之上,这种激情则是儒教徒所完全没有的,同样的激情也曾鼓舞着西方的修道士,因为在修道士那里,西方对现世禁欲主义的拒斥是和支配现世的要求(禁欲的反面)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要求是以一个超世的神的名义向修道士提出的,并且以变化和缓和的形式颁布给俗世。在儒教徒那里,君子的理想与“职业”的思想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君侯似的”人是一种审美价值,因而不是某个神的“工具”。但是真正的基督徒——现世或来世的彻底的禁欲者,只希望成为上帝的一种工具,因为恰恰在其中他寻得了自己的尊严。正因为他乐于这样做,因而他是理性地变革与支配这个世界的有用工具。

可以预料,中国人同样能够(也许比日本人更加能够)在现代文化领域里学会在技术与经济上均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这显然不是中国人是否“没有自然禀赋”以适合资本主义要求的问题。但是,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和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尽管在上述的每一个地区里,同样具有其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情况。中国许多可能或必然有碍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同样存在于西方,并且在近代资本主义最终形成的时期里,这种不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依然存在,例如,西方的执政者及其官僚机构仍具有家产制的特性,货币经济尚不稳定与尚未发达。埃及托勒密王朝的货币经济较之15或16世纪的欧洲发展得更为完全。通常被我们看作是阻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诸如封建的、庄园领主的(以及部分而言行会的)限制,都不存在于几千年来的中国。此外,西方特有的各种各样阻碍货运的垄断组织,有相当一部分似乎也不存在于中国。中国和古巴比伦与西方古代一样,在过去,即在列国竞争的时代,由于战争和备战,也曾有过有利于政治资本主义兴起的政治状况;近代的资本主义,完全与中国的过去一样,也是以战争与备战即由政治为其发展条件的。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后来这种本质上以政治为取向的财富积累与资本利用的废止,为以自由交换为取向的、特殊的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机会。这或许可以拿北美来作个例子:最近,在几乎完全缺乏战争体制的状况下,北美已为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最为自由的空间。对古代西方(一直到罗马皇帝时代)、东方与中世纪而言,政治资本主义是共同的现象。中国帝国的和平化至少直接地说明这种政治资本主义已不复存在,但却没能说明为何在中国没有出现纯粹以经济为取向的现代资本主义。当然,“心态”(Gesinnung)——在这里是指对世界的实际态度——的基本特征,是深受政治与经济的命运共同制约的。但是,只要看看这种心态本身固有的规律性,也就不难发现这是强烈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了。

[1]关于这点,除了前面所述之外,另参见de Groot,The Religion of the Chinese,New York,1910,p.130。

[2]见Chavannes ed.Vol.Ⅲ,Kap.Ⅹ Ⅹ Ⅹ。详见《史记·平准书》。所谓贸易均衡,指的是:政府将税收物资积蓄于地方,按远近顺序输送至中央,此时,将物价高的卖出而买入物价低的,以此平衡物价。此一政策的目的在于不使富商谋得暴利。

[3]参见本书第243页注①。信用组合是纯粹以经营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微弱萌芽。

[4]例如,采矿企业的落后(通货灾难的原因之一),不将煤炭用于制铁(尽管已经有了炼制焦炭的知识),越来越限制船只必须依传统方式与传统路线在内河上航行,这些都不能归因于缺乏技术或发明能力。风水、种种占卜以及各种各样的手续费(Sportelinteressen)——巫术与国家形态的产物——才是决定性因素。

[5]关于这点,Ludwig Klages的著作中有精辟之见。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