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

有一天我父亲会停下科幻小说的写作，去写一些大家都想读的东西。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加拉巴戈斯群岛》（Galapagos）

你站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某些物体，并且向你急速地飞来。那是一个页岩状的山坡，上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洞穴，洞口设了防。这山坡旋转着飞驰而来。

冲你飞来的还有其他的东西，那些东西一连串地迎面扑来。一个由高跷支撑着的村庄踏进湖水里，随后是一个筑有泥墙的棕色小城、一座镶嵌有青铜的金字塔、一座古亚述和巴比伦的金字形神塔、一群来自阿兹特克文化[1]的巨大的壁垒，还有津巴布韦古代的绝壁、精巧的东方庙宇、吴哥窟、印度的佛庙建筑、中国的陵墓。

这些怪异的建筑悄然出现，又飘然而去，在平原上投下它们的影子，随后转瞬即逝。全都是生命、死亡和征服的纪念碑，全都是虔诚信念的纪念碑——欧洲的哥特式教堂也飘然掠过。

古墓、塔楼、大学学府。

还有个东西也在移动，发出巨大的声音，冒出滚滚的浓烟。它行进着，越来越近。它是个笨重的形体，带着高高的烟囱。在靠近时，它装点着自己，扭动着，变幻为各种金属的形体。现在它是光亮的、流线型的，沿着金属轨道快速滑行，车厢像蛇行一般蜿蜒拖曳在它身后。当它飞驰而去时，在它突然变成的火箭飞船的形状之中显露出一个暗示，这些飞船就停靠在它的未来。

当这机器呼啸着从工业革命向我们奔来时，为什么它与其他一切的形状都不相同呢？

因为它拥有移动自己的力量。因为它是大地上第一种跑得比猎豹、牡鹿、飞奔的骏马还要迅疾的东西。

因为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时刻表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必须遵循每件事情本身的安排，而不是让事情来适应我们。因为这些时刻表促使我们去展望仿佛无边无际的原野一样展开在我们面前的物质世界。

因为它出现于激荡着科技变革浪潮的18世纪。

科幻小说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主要的文学成就领域之一。如今它主要是一种美国的艺术形式——这话既是强调，也是事实。它恰逢科技进步的伟大时代，也恰逢美国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的时代。

科幻小说虽然出现于工业革命时期，但它的起源和灵感却并非来自美国。这倒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只有在开发出了比海潮或风力更为可靠、比马匹还要迅疾的能量的时代里，我们才能期待那关注能量问题的文学出现——无论它是现实地关注，还是象征性地关注。这正是科幻小说（即科技时代的小说）所关注的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如今，人人都知道科幻小说，而且都认为自己知道科幻小说是怎么回事。但并非人人都阅读科幻小说，也并非人人都赞同科幻小说。然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艺术。

优秀的科幻小说并不需要在现实中行得通，但它却使现实变得更加清晰。

这就是科幻小说的故事，从它那微不足道的开端一直讲述到现在的故事，一个奇妙的、迷人的故事，甚至对于那些非科幻小说迷们来说也是如此。当灰姑娘终于在舞会上获得成功时，每一个人都心花怒放（只有几个丑陋的异母姐姐例外）。

那么科幻小说究竟是什么呢？请往下读。

这本《亿万年大狂欢》是从发表于1973年的《千万年大狂欢》（Billion Year Spree）发展而来。从那以后，科幻小说一路前行，迅猛发展，达到了可观的规模。过去的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运动如今已成了一种文化墙报的组成部分。我们这部新作将按年代记述它奇异的发展过程，并加以阐释，且对那些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进行探讨。

任何人，即使对科幻小说领域知之甚少的人也都知道，如今科幻小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这些变化是标志着它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接受呢，还是意味着标准在令人沮丧地下滑？这却是难以判断的，它使我们无所适从。普遍盛行的是一种危机意识。我们希望澄清形势，无论我们所持的观点是否能被立即接受。

对科幻小说的一切探讨都涉及到概括和归纳。科幻小说成为一种同类同质产品的时期从来不曾出现过——它可能由相去甚远、差异很大的大众心理刻板地重复着。的确，从米歇尔·巴托（Michael Butor）和约翰·W.坎贝尔（John W.Campell）到科幻小说迷们，人们都曾尝试着从文学罗盘的各个刻度去强求一致，而绝大多数作家都在规避着这种类型化的做法。然而科幻小说的称号仍然具有很重的分量，无论对友对敌，都是如此。

聚集众多的个人在同一面旗帜下奋斗，这是科幻小说在任何时期都表现出的情形。虽然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具个性化，有些人想摆脱那面旗帜，有些人想更加深入地进入到这面旗帜下的阵营里，还有许多人则在这面旗帜下声势煊赫地向前挺进。

有些人非常热衷于搞一套共同确定的规则，他们会创作出经过最清楚界定的类型小说（generic fiction）。而最独立的人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则会非常明显地——超越类型规则的约束，毫无顾忌。

是我行我素呢，还是顺应期望？两者都是众所周知的文学策略。

困难（科幻小说范围的无边无际）在于一个严峻的事实：它既是程式化的，又是超越类型的。这是一个很容易陷入类型之中的模式[2]。这个模式是灵活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新的设计构想总在不断涌现。科幻小说可以同时做到既遵循常规，又别出心裁。

当两种类型的作家——打破传统者和偶像崇拜者——相互对峙、互怀敌意时，在科幻小说领域里往往就出现了最繁荣的局面。然而，即使是同一阵营的成员，也很少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还有些作家则觉得自己并非任何一方的成员，因而拒绝任何归属。

在一些出版商制定了清楚界定科幻小说的规则之后，这一点是需要明确指出的。其他出版商只出版科幻小说。这种单一文化行为造成的危险是双重性的：广义的（通常行动性的）科幻小说得以出版，而不太火暴耀眼的作品则遭到拒绝。或是火暴喧闹的局面，或是科幻小说出版的令人不快的症状，这种情况是会长久持续下去的。

没有意见分歧就没有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所描写的题材本身就很具争议性。我们是否要推动科技发展，直到这个行星的表面全都被水泥和钢材覆盖？是否所有的宗教都是反常的怪物？战争是否真的无法避免？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取代管理，而这又是否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是否需要征服太空？乌托邦社会怎样才会到来？我们不朽的灵魂到底是什么？

当然，概括能力是理性的重要工具。如果没有概括普遍现象的能力，我们就找不出任何规律。如果本书不对普遍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就用不着著书立说了。例如，我们谈论30年代，就仿佛那些岁月像树莓或芒果一样，带着独一无二的香气。我们也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这样去谈论30年代或60年代始终是方便的，肯定会得到大家的谅解。

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幻小说没有历史，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不过是又一个推断而已，而且是一个虚假的推断，说什么E.E.史密斯不能放在同一本书里与萨摩萨塔的琉善（Lucian of Samosata）[3]相提并论；说什么A.E.范·沃格特（A.E.Van Vogt）不能与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相提并论；说什么本书中叙述的演进过程并不曾发生过；还说那些通俗杂志上刊登的作品根本不能与奥尔德斯·赫胥黎或者乔治·奥威尔的作品相提并论。

这种由分离论者提出的观点是精细的——可又过于精细了。这种观点关注的是作者的目的。然而，科幻小说史必须关注读者的兴趣。而且，对科幻小说的读者而言，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与巴勒斯的“巴松王国”同样有趣，《一九八四》[4]与《2010年》同样有趣，C.S.刘易斯与罗伯特·海因莱因具有同样的价值。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们完全站在了读者一边。当然，双方对彼此的影响也是确切无疑地存在的。

有一种判断我们却无法制止，说什么科幻小说全是废话，毫无价值。这可是“第二十二条判断”[5]。

“第二十二条判断”不完全是怀有敌意的外部世界的产物，它也部分地是科幻小说世界内部的产物。这个世界坚持几个判断，它的理解各不相同，不仅是各不相同，而且是各有优劣。这种防御性的夸耀，结果适得其反。不合逻辑之处显而易见：在我们年轻时曾非常杰出的作家X最近发表的低沉忧郁的科幻小说还不如阿根廷新小说家Y的处女作。然而也许——仅仅是也许——作家Z的下一部杰出的科幻小说比作家Y的第二部小说还要好。文学的判断必须面对种种个性化的情况，而不是面对牲畜市场。

这个道理在科幻小说界越早得到认同，我们就可能越早地转变异议者，并使“第二十二条判断”被废除。本书不近情理的希望之一在于：它可能转变各地奇特的异议者——他们总是持有自己的看法。

对许多人而言，科幻小说已成为一种生活环境。它包含他们希望从生活中获得的一切。然而科幻故事或科幻小说和任何书籍一样，都是由文字形成的。一般而言，它只是一种可以辨认的文字形式——一种特殊的叙事确保了科幻小说的大部分趣味。但它的形式，那来自哥特式小说的形式，却往往被忽略了。哥特式小说是在18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类传奇故事，以悬念和神秘取胜，其中具有一些——为数不多的——令人恐惧的场景。对此，我还有一些话要说。

工业化的兴起推动了大型制造业城市的发展。为了谋生，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陌生人群当中。更为准确的铁路时刻表取代了教堂的钟声。

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持续变化的环境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它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人类的心灵不可能不受到这类变化的影响。

为适应这种现状而发展出的小说，一种中产阶级的小说，介于浪漫传奇和现实主义小说之间，也介于科学与神话之间——这就是哥特式的幻想故事。起初它只是追溯过去，是怀旧的、感伤的，但为了更好地应对滋养了它的环境，它在19世纪得到迅速发展。[6]残酷的父亲和引诱女人的僧侣之类的原型人物转变成了科学家和怪物异类这样的原型人物。

纯粹从娱乐出发的，作为“逃避主义”的哥特式小说，在表现时下流行的恐惧、希望和迷恋时确实具有出色的力量。它可以深入到那些严肃的社会小说无法涉足的领域。尽管社会小说被看做是19世纪的主流文学形式，但它的另一半幽灵——哥特式小说，从该世纪初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到该世纪末的《吸血鬼德拉库拉》（Dracula），一直跟着它悄然前行。的确，这些小说中出现的原型人物如今已为全世界所熟悉：奥利弗·特威斯特、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在各自的环境之外名声并不特别响亮，还不如弗兰肯斯坦和德拉库拉伯爵。

纯粹单一的类型是不存在的。哥特式小说从来就不是同源同质的。它可以用浪漫传奇的特点和部分的现实主义特点来整合和强化自己。在19世纪80年代广受欢迎的探险小说明显地融合了哥特式幻想和更加古老的故事讲述的传统因素。然而混杂性、改编性、创造性，甚至模仿性都属于故事讲述的重要因素。听众和读者需要新奇的东西，也需要检验他们所熟悉的故事的试金石。

哥特式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从一个“自然世界”陷入地狱或被禁锢之地，那是主人公为寻找一个秘密、一种身份认同，或一种关系而自愿地或非自愿地前往的地方。本书汇集了许多具有这类母题的故事：从凡尔纳的在地心历险的著名行动、弗兰肯斯坦进入尸骨存放室的活动、德拉库拉进入大地棺材中的活动，或前往“特伦托”（Trantor）的旅行（“特伦托”实际上完全是个地下的行星），直到在《英国地下的王国》（Land under England）中那不怎么有名的英雄所进行的神秘的寻父行动。

这个不情愿的主人公从拉德克利弗夫人笔下悲怆的少女演化成了现代人物。经过爱伦·坡、威尔基·科林斯、柯南·道尔的提炼，重要的角色就演化成了现代侦探或私人侦探。在这一进程中，这些角色发生了分化，成了科学家、发明者，或太空旅行者。

伴随着前往其他世界或未来世界的探险旅行而出现的，是发现某种秘密的需要、探寻某种身份特质的需要，以及探索某种关系的需要。工业化的进程对推动许多自然科学门类的发展很有帮助，其中包括地质学和天文学。一种对自然界的力能论（dynamism）[7]式的了解（因为神学的戏剧性说法，力能曾被认为处于静止状态）与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到了一起。进化论是19世纪令人不快的、惊世骇俗的重要理论之一，如今仍为我们的知识话语增添着色彩。进化论为作为哥特式小说之新类属的科幻小说提供了许多基本观念，推动了它的发展。在这里，它似乎成了一把钥匙，解开特质问题中最让人惶惑和激动的问题——人类的身份特质问题：人类不过是一种衣冠走兽，是本性退化的猿猴，还是从古至今这一漫长岁月的结晶，抑或自然界的一种灵长而已？

进化论还为人们在黑暗中探索一种关系提供了线索。在谋求生存的斗争中，谁是我们的朋友？难道总要害怕那些异物异类吗？我们该不该把我们自己看做是某种异类呢？我们能成为乌托邦主义者，而且和谐地生活吗？

许多问题需要得到戏剧性的表现，需要深刻地或满不在乎地处理。伴随着这些变动的问题而出现的，是从安·拉德克利弗[8]时代以来事实上不曾变动的因素：气候、光的影响、荒凉孤寂的情境。不再置身于15世纪的意大利，也许……而是在一个离我们相当遥远的星球上。在这个遥远的距离之中，出现了科幻小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异化。工业革命和进化论都给人类带来了显著的隔绝感：人与人的隔绝、人与自然的隔绝。在科幻小说里，隔绝感如此频繁地作为必须被征服的敌人出现，似乎我们自己已不再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了。

《亿万年大狂欢》经过了大量的修改。它是对70年代那本书进行大量修订、改动和扩展后的版本。它囊括了，也尽力吸纳了过去二十年间科幻小说领域内所发生的一切。

在这个时期里没有改变的是我的信念。当然，我改变了对某一问题或另一问题的看法。不改又能怎么样？然而在这些年里，我的基本信念只是更加坚定了。我指的是一些观点，它们被探索性地提了出来，在读者中激起了愤怒、震惊、谩骂，甚至暴力威胁，以及并不多见的接受。

当然，我知道，在科幻小说获得支持、受到尊崇的群体中，在它业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们的心境是很难保持平稳的。任何一种偏离确立的仪式程序的举动都必然受到挑战。同样，人们必须坚守自己的信念。

在这些信念中最首要的是对科幻小说起源的坚信不疑。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说科幻小说始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就像说出了一个石器时代的真理。我们知道得越多，对起源问题就越发难以确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每过十年，文艺复兴开始的日期就变得更加模糊不清。

不管怎样我们要记住的是没有哪种类型是纯之又纯的。《弗兰肯斯坦》不仅仅是一个恰当的、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的起点[9]，在它的背后还存在着其他传统，比如民间的凶杀故事、古典神话，以及一个充满童话故事的大陆。然而，正如我们将要在第一章论述的，玛丽·雪莱的小说预示着一种对人类能力的新的、无法逃避的深刻洞察。此外，《弗兰肯斯坦》在趣味方面也非常出色，而且难以穷尽。这一点也绝不可忽略。(https://www.daowen.com)

在玛丽·雪莱之前有女性作家吗？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都进行着对这个课题的研究。研究显示，至少出现过一个名字，一个活跃的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那穷困潦倒的纽卡斯尔公爵夫人[10]，她的《对一个新世界的描写，它叫做燃烧的世界》（The Description ofa New World，Called the Blazing World）出版于1666年。正统的文学史上没有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和玛丽·雪莱的一席之地，这使我们明白，并非只有科幻小说才是唯一让有学识的人们存放莫须有的偏见的地方。

在我的论述之前，几乎没有人关注过玛丽·雪莱那部“前维多利亚时代”的旧小说。在看了电影和电视中对这一主题的低级模仿后，他们相信自己知道了他们并不知道的东西。从那以后，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在完成科幻小说史之后，我写了一部小说——《解放了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Unbound〕，目的是促使人们关注它伟大的原著。）

像所有的发现一样，这一发现并不仅仅来源于详尽的证据，而是源于一个愿望：驳斥过去提出的某些荒谬之见——它们的阐述模式实在不值得恭维。

我对科幻小说的信念在这些年里并没有减弱。即使在真正的科幻小说顶着威胁出版时，即使在美国（还有英国）陷入铺天盖地的仿作和“愿望—幻想故事”之中时，即使由于那里流行的令人气馁的不利气候使年轻的科幻小说家几乎销声匿迹时，我的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尽管科幻小说存在着可悲的缺点、可笑的矫揉造作和不计其数的废话，但作为最适宜于我们这个发展着的、受到致命威胁的世纪的文学形式，作为最自由地承载着时代精神的新视点、新主张的文学形式，科幻小说的柏拉图式理想永远是郁郁葱葱的。

批评家们曾预言过哥特式小说的消亡，但哥特式小说并没有消亡。从它以笔名形式从牛津的第四位伯爵贺拉斯·沃尔波尔的头脑中诞生之后，它就证明了自己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学类型的适应能力。批评家们也曾预期过科幻小说的消亡，可科幻小说也没有消亡。它是城市的文学，而我们希望，只要有城市，科幻小说就将以适当的形式存在下去。

《弗兰肯斯坦》标志着一种开端的观点和科幻小说是哥特式小说的衍生物的观点是如此地不为人所接受，以至于《千万年大狂欢》出版后，那些本应对它立即有所反应的杂志几乎没有发表任何评论。的确，如果没有我的老友和支持者哈里·哈里森（Harry Harrison）警觉的干预，那类评论还会更少。

现在来认识当时存在的混乱是困难的。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关于科幻小说肇始于何时的问题还没有任何得到认可的观点。有些批评家宣称它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本半青少年性质的通俗杂志，还有人宣称是荷马创作了科幻小说。可笑的是，这些人通常就是那几位批评家。当然，如果对这个问题不理解，我们是无法理解科幻小说的功能和本质的。

经过发展的、新的综合性观点体现在我给科幻小说所下的定义之中，出现在本书第一章里。当然，那个定义受到了挑战，而且是恰当的挑战。当然，我决意改进这个定义，并且恰当地做了。而我是通过一个词来完成的。

这个定义同时界定了科幻小说的功能和样式，这两者构成了科幻小说的特性。对此定义第一个部分的论断通过对第二部分的限定得到了中和的处理。哥特式小说毕竟是一种娱乐性的文学形式，品位上要次于那些我们为了方便而称之为现代小说的作品。

我的定义是唯一结合了内容与形式的，而这两者原是不可分割的。

也许我应当在这里附带声明一点：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合作者戴维·温格罗夫，对于现代小说都没有任何不满的敌意；我们没有采取许多评论家那种不恰当的庸俗立场，在赞颂科幻小说的同时贬低现代小说。对此种现象我们倒是颇为熟悉。

我们认真地对待科幻小说，不这样做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忘记它总体上还是一种商业化的样式，即使是最值得敬重的创作者们，也都是这样看待它的。我们的书名就表明了这一点。亿万年的时光绝非笑谈之事，而大狂欢倒是可以笑谈的。

从真正可取的视角看科幻小说的部分问题，来自于对早期科幻小说杂志的评价，尤其是对雨果·根斯巴克的杂志的评价。对《千万年大狂欢》的绝大部分攻击集中在我对根斯巴克和他的杂志的评论上。然而却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观点来促使我收回我的评论。这事只要查阅一下文章就知道了。

那些在青年时代——通常是在青年时代早期——就喜爱像《惊奇故事》（Amazing Stories）和《奇迹故事》（Wonder Stories）这样的杂志的读者，自然对那些篇幅和那些时光保留了美好的回忆。然而怀旧之感并不能为文学评价提供坚实的基础。那些老杂志的封面还保留着神秘怪异的特殊吸引力，但是，在封面内部供人阅读的文字的质量却几乎总是低劣得难以描述，全无例外。这种情形直到1938年才有所好转。这个好转是个小小的奇迹。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内容空洞、华而不实、与煽情和轰动效应相结合的哀婉故事代表了一个黄金时代的某种类别，我们就不能恰当地理解当代的科幻小说，至少对它发展的高级阶段是不能理解的。鉴赏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吸收。

通过阅读提高理解力和审美鉴赏力是个老式观点，但并非毫无道理。这是我们的愉悦的一个组成部分。阅读就像寻找恋情，很少从高起点、高品味开始。培养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只忠实于童年时的阅读经验，那就是一种虚假的忠实，一种不成熟的早恋。雨果大叔在类属文学中自有他的一席之地，也许还占有令人尊敬的地位，可是，我们必须不无遗憾地把他的作品放置到一边去，以便清楚地说明科幻小说从那以后经历了多大的进展，变得多么精巧细致。

尽管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但许多情况仍然需要交代。许多东西就包含在那个明显的真理之中，因为从其中发展出的东西为本书提供了全部存在的理由。我们的科幻小说编年史有一个过去从没坚定地提出过的论点：现在创作的最好的科幻小说是对早期杂志上粗糙的科幻小说的改进；它获得了许多技巧和高雅的特点，却可能牺牲了新的观念；我们正处于科幻小说的现代期，它的诞生可以大体追溯到1963年至1964年在杂志《沙丘》（Dune）上的首次出版。科幻小说在这一时期实际上表现出许多与现代小说相同的特点，表现在规模化和精巧化方面，但放弃了独创性；有许多值得赞赏的东西，也有许多令人惋惜的东西；最近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应当受到赞扬。我们的视角是积极的、肯定的、前瞻的，希望得到认可。

最近出现了一种论调：科幻小说史是无法写出来的，因为科幻小说作品都是最蹩脚的作品。而像戈尔·维达（Gore Vidal）[11]写的《弥撒》（Messiah）、奥拉夫·斯特普尔顿[12]写的《最后的人与最初的人》，或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3]写的《南船座中的老人星》（Canopus in Argus）系列，由于他们对科幻小说的延续性、传统，或规则（实际上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主要是非作家人士，所制定的一些规矩）又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的作品根本不能被承认为科幻小说。

此言谬也。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一位像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这样的剧作家，像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这样的诗人，或者像盖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这样的小说家，即使他对戏剧史、诗歌史或小说史一无所知，那也丝毫降低不了他们对各自选择的文学样式所作出的贡献，或它们后来所产生的影响。作为统一体的科幻小说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许多男女作家的作品。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它们汇集到“科幻小说”这个标签之下。不少人讨厌这个标签，也有许多人引以为荣。

对科幻小说的缩写形式，在全书中我们都像过去一样只用“SF”，特意回避了那种迎合低俗市场的叫法——“sci-fi”。后者有时出现在媒体或其他自诩时尚的人士口中。我们也承认一个事实：近年来被看做科幻小说的作品有些接近奇幻小说。科幻小说毕竟要能想象成代表科学的幻想，正如它可以代表推理小说一样（对于附和那一术语的人而言如此）。

《千万年大狂欢》在结束时做了个预测：科幻小说的研读和学术研究即将蔚然兴起。这个预言现在已经实现了，而且突破了我所设想的范围。我说这话时几乎还没有研究科幻小说的学者，也没有攻读科幻小说的学生。可如今科幻小说已成了美国各大学和学院的正规学科，出现了诸如SFRA（“科幻小说研究协会”）这样从事科幻小说研究的学术团体——该学会十分友好且富于远见地授予了我“先驱奖”，主要是为了表彰本书的早期版本。而IAFA，即“国际奇异幻想艺术协会”也出现了，也把它的第一个“杰出学术研究奖”慷慨地颁发给了我。而最著名的科幻小说学者都属于这两个团体。

随着这类发展而来的，是涌现了一批专门出版科幻小说评论和研究之作的出版商。并非所有的评论和研究都是一流的，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而言，这是可以想见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它们能够日臻完善，期待这个学科加强它当前的，而不是遥远的与真正的英语创作传统的关系，在题材方面也更富有开拓性。像《奇幻评论》（Fantasy Review）这样的杂志就花了很多工夫来提高评论的质量。

《亿万年大狂欢》的写作构想是为了读者的欣赏。这里的读者指的是被约翰逊博士（Dr.Johnson）和弗吉尼亚·吴尔夫（Virginia Woolf）欣慰地称作“普通读者”的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当然也要随着时代前进，本书表现了更多的严谨。本书是为那些科幻小说已成为其学习课程的院校设计的，前所未有地提供了对科幻小说领域整体的纲领性掌握。它已尽本书作者的最大努力做到中肯和开放，在这两方面尽量把握好尺度，不带任何偏爱或偏见。

然而，本书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一部个性化的著作。我没有在书中对我本人的作品进行任何讨论，无论在事实方面还是创作方面都是如此，但本书渗透着我（或许是我所希望的）在多年来作为科幻小说（以及科幻小说之外的创作）作家的经历中所获得的感性认识。我的希望是：它能为我的同行作家们提供有益的帮助（尽管他们在本书初次面世时曾经充满敌意），也为新手们提供有益的帮助。

也许我没能随时显示出恭敬之意。有些人认为那样才是恰当的——对此，我倒是非常熟悉：我的第一篇科幻故事是在八岁时写出的。

这些愿望并非我个人所独有。如果没有我坚定的合作者戴维·温格罗夫的协助，本书编撰过程中所涉及的大量工作和研究是绝对无法开展的，更不用说完成了。的的确确，那远不止协助这么简单，更是完美的合作。

欣赏不是无所不包的。我感到自己无法像我以往审视书籍、电影和事件那样，用同样清晰的眼光去审视过去那令人震惊的十五年中所出现的书籍、电影和事件。我需要一个更心甘情愿、更活力充沛，而且更加年轻的参与者。

我与戴维是在多年前认识的。作为一个爱好者，他在隔壁住家的院子里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过我，就像在辨认一种稀有的迁徙性老候鸟。而自从他放下手中的双筒望远镜，径直走上我们家门前的大道之后，我们之间的友谊就不再具有任何迁移性了。《千万年大狂欢》是他阅读的第一本有关科幻小说研究的书，所以他在这项工作中是特别合适的合作者。

我为戴维的两本评论作品《科幻小说资料汇编》（The Science Fiction Source Book）和《科幻电影资料汇编》（The SF Film Source Book）做了点工作，同时我也成为布赖恩·格里芬和戴维·温格罗夫在《管窥：布赖恩·W.奥尔迪斯作品研究》（Apertures：A Studyof the Writings of Brian W.Aldiss）一书中的研究对象。我们的合作是愉快的。他的热情和快乐始终令人鼓舞。

我们的意见并非总是一致。真要是那样，我们的合作就没有益处可言了。书中的许多论断都是他作出的，并非我的功劳。对于许多读者而言，戴维所完成的是书中更有趣的部分。我们都调和对方的意见，但绝少改变对方的意见。我们互相改写对方的文字，以至于到了现在，已很难判定谁实实在在地说了什么了。

我要对不喜欢科幻小说的评论家进上一言。科幻小说作家的多产已是老生常谈。多产的原因很多，多产也很受欢迎。可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就足以使他们进行谴责而不进行任何探究了。所有的文学批评都会遭遇一个困境：如果它是优秀的，它能受欢迎吗？如果它是受欢迎的，它能优秀吗？

我们采取的是负责任的观点，科幻小说给许多人带来快乐，我们的任务就是对不同程度的快乐进行比较。我们发现科幻小说（其中的一部分）具有极大的可读性，而且内容丰富。

与许多朋友的交谈为形成批评意见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迈克尔·科林斯、帕特里克·埃丁顿和查尔斯·N.布朗。我还要感谢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罗伯特·科林斯博士，他的影响比他本人所能意识到的还要深远——而且更富于善意。《千万年大狂欢》的书名是1964年首次在出版物中使用的。从那以后，很多东西在变化。朋友在变化，出版商在变化，世界在变化。现在我要怀着喜悦的心情向我的妻子玛格丽特致谢，就像我当年向她致谢一样。是她帮助我们在无边无际的纸张的海洋中航行；是她帮助我们处理了源源不断的文稿，通过文字处理输入了全部的书稿，使它有了现在的形态。

布赖恩·W.奥尔迪斯

牛津·野猪山·林地

198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