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真正的民主”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写于1843年，这是我们分辨得出的孕育历史唯物主义概念[19]的处女之作，此书同时还是异化研究的起点，一年以后，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以更大的篇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黑格尔著作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马克思像费尔巴哈那样把黑格尔“倒转”过来。他指出，“黑格尔把谓语、客体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把它们同它们的真正的独立性、同它们的主体割裂开来。”[20]因此，马克思的分析重点是要重新认识真正的主体（行动的、生活在“真实”的“物质”世界中的个体），同时追溯个体在国家政治制度中被“对象化”（objectification）的过程。[21]真实世界并不是从理念（ideal）研究中推断出来的，相反，理念必须被看作真实世界的历史结果。对黑格尔而言，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包含了所有经济和家庭关系，它外在于国家的政治和法律机构，本质上属于无限制的利己主义（egoism）领域，在这一领域，每一个人都深陷于彼此争斗之中。从人能够接受内在于国家——国家作为普遍化的领域切断了与市民社会中人类自利行为的联系——的秩序而言，人是理性的，是一种秩序化的动物。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中，国家不仅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生活断绝了关系，而且在逻辑上也先于个人而存在。行动的个人，作为历史的真实创造者，从属于国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参与理念，国家俨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马克思继续指出，费尔巴哈已表明，在宗教中，人是以替身方式参与到一个和谐、优美和令人满意的幻想世界中去的，而实际上，他无时不生活在一个充满痛苦和灾难的世界中。国家也一样，国家是一种异化了的政治活动，表现为普遍性的“权利”，与宗教理想化世界同等虚幻。黑格尔以下述理念为基础，即政治代表权是市民社会个人主义与国家普遍主义之间的媒介。但马克思强调指出，在现实国家中，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形式，普遍参与的政治生活仅是一种理想而已，现实政治生活无非是追求特定利益的体现。因此，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所描述的那种与市民社会特定个人利益相脱离，并且高于它们的政治领域，实际上就是市民社会的衍生物。“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22]

在希腊城邦，每个人——每个自由公民——都是政治性动物：社会与政治紧密结合，不存在单独分离出来的“政治”领域。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并无区分，“私域的个人”仅仅指那些缺乏参与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公民身份的奴隶。欧洲中世纪与之形成对比，在中世纪，市民社会中的各种阶层本身就成为政治活动的能动者（agencies）[23]：政治权力直接依赖和反映了社会分化状况，并使后者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24]“一切私人领域都有政治性质，或者都是政治领域；换句话说，政治也是私人领域的特性。”[25]在这样一种社会形态下，所有社会阶层都变得政治化了，但“私人领域”、“个人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依然没有分离。只有在近代，“国家”观念才变得与市民“社会”相分离，因为只有进入后中世纪时期，市民社会的利益领域，尤其是经济利益，才成为个人“私人权利”的一部分，才变得与“政治”公共领域分离开来。此后，财产的分配被假定存在于政治权力的体制之外。然而，实际上，财产所有权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了政治权力，但不是以中世纪法律化的方式来进行，而是披上了一层普遍政治参与的外衣。[26](https://www.daowen.com)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真正的民主”的实现在于克服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异化，这种克服必须通过解决市民社会的个体利益与政治生活的“社会”特性之间的二元分裂来实现。而这又只有通过影响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具体变迁才能实现，例如，使目前还只是理想的（普遍政治参与）成为现实。“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在民主制中，形式的原则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则。”[27]马克思指出，普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普选使市民社会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相应的政治存在，从而使“政治”不再成为一个分离的领域。“由于有了无限制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市民社会第一次真正上升到脱离自我的抽象，上升到作为自己的真正的、普遍的、本质的存在的政治存在。”[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