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实践

有关马克思《批判》一文的见解与后来写于1844年那部著作[29]之间的关系历来存在争论。[30]显然，《批判》代表的仅仅是马克思对国家和政治进行初步分析的序曲，而且原稿也没有完成，文中马克思提出了展开某些观点的打算，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而且，马克思分析的进路也指向激进的雅各宾主义（Jacobinism），为了超越当前的国家形式，那就必须实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展现的抽象理想。毋庸置疑，马克思此后一直没有放弃过《批判》一文所包含的理念。事实上，它为理解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国家消亡理论提供了钥匙，其所含概念存在于马克思整个成熟著作体系之中。但在马克思的这一发展阶段，正如费尔巴哈所指出的那样，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人一样，是从“意识变革”（reform of consciousness）的必要性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就在1843年9月，马克思离开德国前往法国之前，在他写给卢格的信中指出，他深信，所有的“教条”都必须受到怀疑，不论它们是宗教性的，还是政治性的：

因此，我们的口号必须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人类要使自己的罪过得到宽恕，就只有说明这些罪过的真相。[31]

1843年末写作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表明了马克思在巴黎期间，法国社会主义对他的直接影响。[32]这篇文章所阐述的大部分论点都围绕马克思此前《批判》一文所阐发的主题，但他放弃了对“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主题的强调——这是为鲍威尔所热衷，并且成为早期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批判的一个主题。马克思承认，“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但这一任务当前已很大程度上完成了，目前必要而且紧迫的任务是直接转移到政治领域。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33]

然而，马克思继续指出，单有“批判”本身还不够。没有哪个地方会像德国这个落后的国家那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对德国政治结构进行抽象的、哲学上的“否定”，与实现德国转变的现实要求毫无关系：“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34]德国对欧洲国家社会前进的贡献仅限于观念领域。德国人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既然哲学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断层，试图通过哲学批判来废除现有状况也就是徒劳的了。知识层面矛盾的揭露不会导致现有状况的消除，于是就有必要着手于“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Praxis）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35]

如果德国要经历变革，渐进改革的方式是无法实现的，而必须以激进革命的方式进行，方可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36]。德国社会构成的落后性正好构成了德国跃至欧洲其他国家前列的条件。然而，这种变革是无法达到的，除非对政治的“理论”批判能够与特定社会团体的体验结合起来，这一团体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具备革命性。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提到了无产阶级。然而，他又指出，德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意味着工业无产阶级才刚刚出现。但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再加上德国政治、社会结构中的特有落后形式，将给无产阶级提供一个推动德国超越其他欧洲国家的环境组合。[37](https://www.daowen.com)

马克思在无产阶级身上找到了黑格尔在其理性国家中致力寻找的理想的“普遍性质”（universal character）。无产阶级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它“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社会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unqualified wrong）”。无产阶级集所有社会罪恶于一身。它生活在一种极端贫困的状态，这种贫困并不是由于物质资源匮乏而导致的自然贫困，而是当代工业生产组织所导致的“人为”结果。既然无产阶级身上汇集了所有的社会非理性，无产阶级的解放从而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解放：

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38]

从1844年早期起，马克思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集中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记录在一系列残篇中，直到1932年，它们才以《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名面世。在这一研究的激励下，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方向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分歧越来越大，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他在引导马克思的注意力投向经济研究方面功不可没。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理由，《手稿》在马克思整个著作体系中具有突出重要性：从本质上说，它们是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一书以前的最早数篇草稿。在《手稿》所撰写的序言当中，马克思勾画了一个颇具雄心的研究计划，但他最终未能完成这一计划。这一马克思知识生涯相对早期的计划无可置疑地表明，尽管《资本论》最终是以如此冗长和详尽的面目问世，它仅仅是马克思旨在从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要素之一。他最初打算出版“不同的单独小册子”分别讨论“批判法、道德、政治”，然后再将这些小册子整合起来，形成一本总结性的、综合性的论著。[39]在《手稿》中，马克思着手研究的仅仅是那些直接受经济关系影响的制度领域。因此，这一著作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批判的最早尝试。

《手稿》还有另一种内在重要性，那就是马克思在书中明确处理了一些问题，但由于不同的原因，这些问题此后不再成为他直接关注的对象。其中一些问题后来便再没有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了，因为他认为，相对于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理论批判这一最高目标而言，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宗教分析就是其中之一，《手稿》成为马克思仍高度关注宗教的最后著作。当然，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导致《手稿》的一些突出主题在马克思随后的著作中消失，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对异化的研究。异化是《手稿》的核心。尽管异化概念很少出现在1844年以后的著作中，但它无疑仍是马克思成熟著作的根基。在这以后，马克思把《手稿》中异化概念所包含的各条线索分别梳理出来。异化概念，由于它所具有的马克思不愿再卷入的抽象和哲学性质，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然而，《手稿》对异化所做的直接研究提供了一条宝贵线索，它使我们能够窥透潜蛰在马克思后期思想中的最重要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