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与国民经济学理论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进行批判所依据的假设主要如下。国民经济学家的著作必须受到两方面的主要批判。一是他们假设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条件可以适应于所有经济形式。以私有财产和交换经济为前提开始讨论，经济学家们认为，利己主义和追逐利润是每个人的天性。马克思认为，实际上，交换经济的出现仅仅是历史过程的结果，而资本主义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生产制度，它仅仅是此前众多生产制度当中的一种，与它前面的其他生产制度一样，它也不会是最后的一种。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第二种错误假设是把“经济”关系看作纯粹“抽象”（in abstracto）的关系。当他们谈到“资本”“商品”“价格”等事物时，好像它们都存在于人的媒介之外而具有独立的生命。但实际上显然不是这样一种情况。例如，从独立于人而存在的意义上说，硬币是一种客观实在物，而只有当它成为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因素时，它才被称作“货币”。但经济学家却试图把所有这些方面都化约为“经济”，而回避不能从这一方面来处理的其他方面。
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不知道有处于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有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人、乞丐管理人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家经济学领域之外游荡的幽灵。[40]
每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总是一种社会现象，特定类型的“经济”同时预设了特定类型社会的存在。[41]
而这些错误思想的病症正在于经济学家把工人视为资本家的“成本”，因此也就等同于其他资本开支。国民经济学声称把社会中的人作为分析“对象”的观点是不合适的；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经济学家得以掩蔽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阐释中实际上固有的东西：资本主义建立在以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为一方，以资产阶级为另一方的阶级划分之上。在工业生产的成果分配方面，两个阶级处于根深蒂固的斗争之中。一方的工资和另一方的利润都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在这种斗争关系中，资本家由于其所拥有的资本而较容易处于支配性地位。[42]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中异化现象的研究以一个“当前的经济事实”作为出发点：资本主义越向前发展，工人就变得越贫困。这一出发点同样是其早期阐述的主题，而后在《资本论》中得到详尽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出来的巨大财富都被土地和资本所有者所占有。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分离并不仅仅是一个征收本来应当属于劳动者的物品的问题。马克思研究所关注的基本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劳动者一样被同等对待，就如纯粹理论层面上国民经济学的看法一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3]这牵涉到马克思所说的一种“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的扭曲。工人通过劳动对自然世界进行改造，就这一点而言，产品本来应当是他与外在世界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主体，创造者）却变成与其创造的产品（客体对象）同类的东西了。[44]
因此，生产过程即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的形式，工人“成为自然界的奴隶”。[45]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劳动者的生产能力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不断提高，他却越来越不能控制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时，异化现象也就产生了。与在政治领域中形成的异化一样，这在宗教领域也形成相应的异化。基督教伦理所赋予上帝的特性由此脱离了人类的控制范围，而成为一个强加于人们身上的外在能动者。与此同理，工人的产品是“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46]。因此，资本主义的对象化与异化是同一回事，它是资本主义一切劳动所具有的必然特征，都涉及将劳动力置换到它所创造出来的对象上去。换言之，劳动产品“外在于”工人，不仅是就本体论意义而言，而且还有更深层、更特定的意义，即“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47]。
劳动者与其产品的异化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在谈及这些问题时，马克思大量借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但很显然，他是从具体角度来思考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影响的。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讨论异化的问题：
1.工人无权处置其产品，由于他生产的产品都为别人所占有，他也就无法从中受益。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是，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用来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品的交换与分配完全受自由市场的支配，工人自己也像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被买卖，他当然无力决定其产品的命运。市场的运作就是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提高资本家的收益。因此，“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
2.工人在工作本身中异化：“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48]工作并不会使工人产生内在满足感，使工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因为这种劳动仅仅是由外在环境所强加的。工作成为达成某种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一点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49]
3.既然所有经济关系同时也就是社会关系，那么劳动的异化也就必然带来直接的社会后果。这又使马克思回到其出发点：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有被化约为市场机制的趋势。这直接印证了货币在人类关系中所具有的意义，货币促进了社会关系的理性化，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抽象的准则，使那些即使性质完全不相同的东西也可以进行比较，或相互化约。“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所以，从货币持有者的观点看来，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或对象相交换……”[50](https://www.daowen.com)
4.人类生活在一个与自然界积极交互的关系当中，技术和文化既是这种交互关系的结果和表现，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当然，有些动物也会生产，但那不过是一种机械的适应性行为。异化劳动把人类的生产活动降格为一种适应性行为，而不是一种积极主动地征服自然的行为。这使个体与其“类存在”（Gattungswesen）相分离，与作为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生命相分离。[51]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论述与费尔巴哈密切呼应，但含义却大不相同。许多后来对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有关异化问题的分析，通过将马克思的立场与费尔巴哈的立场混为一谈，而使对马克思的分析较其实际内涵带有更浓的“乌托邦”色彩。[52]马克思是从这一层面使用费尔巴哈式词语的：相对于动物的“片面”生产而言，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受限于其生物构造中本能因素所形成的生产环境。不过，马克思的分析要比这一术语所表现的更为具体和明确。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与动物的区分在于人的技能、能力和品位都通过社会而得到形塑。“孤立的个人”仅仅是功利主义理论的一种虚构：任何活着的个体都降生在这个运转中的社会，并且为其所塑造。每个人都是前代累积文化的承受者，并且在他与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和社会交互作用时，进一步改造了那个同样为其他人所体验的世界。“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马克思认为，“……人是特殊的个体……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53]所以，正是作为社会成员的身份，以及支撑这个社会、使社会成为可能的一套技术与文化装置，使人获得了“人性”，使人与动物相区别。一些动物也有类似于人的感官，不过对视觉中或听觉中、艺术中或音乐中美的感受是人类所特有的，也是社会的产物。对人类来说，食色行为不仅是为了满足生理的冲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与自然交互的过程中，它们已转化成为使人类获得多方面满足的行为。[54]“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但“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55]。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以各种特定方式与赋予他们“人性”的社会形成疏离。首先，异化的劳动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其次，“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56]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与作为社会成员的身份相比，个体的生命和需求似乎是一种独立的“既存物”。政治经济学就明显表现出这种理论倾向（而且以某种稍微不同的方式，在马克思以前所批判过的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中也可以发现这点），它将社会理论的基础建立在孤立个体自利的追求上。这样，国民经济学就将“私有财产纳入了人的根本本质”[57]。这不但使“个体”与“社会”相分离，而且还使后者从属于前者。社会生产资源只是用来维持——生活在贫困中的大多数人——机体生存的最低需求。雇佣劳动者群体的生存状况就是，他们的生产活动完全出于其最基本生理需要的驱使：
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然而是在一种异化的、敌对的形式下退回到那里去的。野人在自己的洞穴——这个自由地给他们提供享受和庇护的自然要素——中并不感到陌生，反而感到如同鱼在水中那样自在。但是，穷人的地下室住所却是敌对的、“具有异己力量的住所，只有当他把自己的血汗献给它时才让他居住”。[58]
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表达的是人异化于“类存在”这一含义，而且相当程度上，这种异化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异化效应透过阶级结构而表现出来，为无产阶级所集中体验。马克思《手稿》的基调是：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普遍本体论意义上的“异化”范畴移植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去。然而，马克思不认为异化仅仅只限于雇佣劳动者身上，从私有财产和金钱支配了其自身的实存这一规律而言，资本家自身也受役于资本。工业家们只能是“实干的、清醒的、朴素的（节俭的）”：
他的享受仅仅是次要的事情，是一种服从于生产的休息；同时，他的享受是精打细算的，从而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的享受，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享受也算入资本的费用。因此，他为自己的享受所挥霍的钱只限于这笔花费能通过会带来利润的资本再生产而重新得到补偿。可见，享受服从于资本，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而以前［封建社会］的情况恰恰相反。[59][60]
《手稿》只是一些最初的笔记而不是一本完整的著作。大量事实表明，1844年，当马克思在讨论异化问题的时候，他仍在摸索建立其独特的观点。尽管其中有关异化的主题并不难辨认，但他在陈述的过程中却显得含蓄而简略。当他分析经济学家们的著作时，他使用的是国民经济学的语言；而当他直接谈论异化问题时，他使用的又是费尔巴哈的语汇。毫无疑问，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还没有成功地把这些来自两个不同源头的概念整合起来，而在《手稿》中，这两者处于一种彼此不安稳的状态。然而，《手稿》还是提供了一个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框架，这些片断式的笔记已真正包含了马克思所有重要思想的萌芽，这些思想在他后期著作中得到进一步深入和细致的发展。
通常认为，当1844年《手稿》中说到人“被降到动物的水平”和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异化于其“类存在”时，马克思是从抽象意义上来思考“人”这一概念的，即人被异化于作为一个类的生物特质。因此，人们认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他相信人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动物，但其自然属性为资本主义限制性所否定。其实，情况正好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的未来发展成为可能，而在此前的生产形式中，这是不可能达到的。而资本主义生产背后的社会关系组织又在实际上使历史上产生出来的这些可能性无从实现。异化的劳动这一概念所表明的并不是“自然人”（没有被异化）与“社会人”（被异化的）之间的张力，而是表明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所蕴含的潜力与这种潜力实现之不可能性之间的张力。把人与动物分开的并不仅仅是由于人与其他物种之间存在生物性的差异，而是人类社会长期进步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成就。尽管人的生物性特征是取得这些文化成就的必要条件，但充分条件仍是社会本身的进步。把人与其“类存在”分离的异化就是人与社会里产生的性质和特征之间形成的社会性分离。[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