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聚与集中

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资本积聚（concentration）和集中（centralisation）这一趋势紧密相连。“积聚”指的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单个资本家成功地扩张了他们所能控制的资本数量。另一方面，集中则指现有资本的合并，指“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43]。两者带来的影响导致生产单位越来越大。资本主义的竞争性质使生产者必须设法不断使自身的价格低于竞争者的价格。相对于小型生产者而言，那些经营较大企业的资本家享有各种不同的便利，这使他们一般都能胜过后者。单个资本家所能运转的资源越多，他也就越能有效率地生产，因为他能引入规模经济，因而在暂时性市场矛盾所造成的萧条中，也更容易经受得住。因此，作为一条总体性规律，较大的生产单位会将较小的单位逐出市场，并将其资本吸收过来。

集中通过信用制度而得到了进一步的促进，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银行业。银行既集中了贷方的货币资本，又达到了借方集中的目的，同时银行自身也越来越成为单一的金融系统。这整个进程“最后……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44]。信用制度的扩展一方面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形成了“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同时还从单个资本家手中移走了资本的分配。信用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in itself），但也仅仅是自在地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通过引入各种信用流通方式以取代货币，银行制度表明，“货币事实上无非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只要它存在，信用制度自身就是资本主义企业，因为它是在私人贷款所生成的利息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但由于它为经济的整合打下了基础，“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45]

与信用制度齐头并进的是企业资本集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股份公司（joint-stock company）的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产业组织的一种形式，与资本的大规模集中最为相容，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股份公司的作用主要在于将个体资本家与生产组织分离开来，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46]。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表明前一个集团是多余的，他们现在并不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在股份公司中，生产的社会性质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因此也暴露了这样一个“矛盾性”事实，即少数个人通过他们所掌握的资本所有权而能够占有大部分的财富。然而，股份公司仅仅是一种过渡形式，因为它与作为利息载体的资本之间还存在着关联，因此还“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而且，此类巨型公司的发展还将导致对特定工业领域的垄断，成为各种新型剥削关系的基础。[47]

正如本书前面有关西欧历史上的社会情形所显示的那样，《资本论》详细表明了资本主义是一种内在不稳定的体系，它建立在彼此敌对的基础之上，并只能通过最终将损害它自身的变迁来解决。这些矛盾首先来源于其阶级性质：来自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对称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转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一体系的崩溃。这里，马克思再一次提到了资本主义的扬弃（Aufhebung）问题：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趋势，不能看作对资本主义的整体破坏，社会主义必须“从头开始”。相反，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四伏的运动趋势，为辩证性超越它创造了社会条件。(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些方面，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这一问题并没有造成“认识论”（与“实践”相对）上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一种客观的社会变化，在与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阶级意识的相互作用下，创造了一种必须通过革命性实践来改变社会的积极意识。[48]广大工人阶级大众的相对贫困，“后备军”的物质困苦，以及危机期间工资的迅速下降和失业率的急速上升，所有这些都成为潜在革命的温床。产业系统本身也成为公共利益观念的源泉和集体组织的基础，因为工厂将大批的工人集中在了一起。工人组织最初发端于地方，但最终将成为全国性的组织。随着资本的集中和积聚而造成的企业资本家地位的破坏，无产阶级自身的意识也将逐渐得到扩展。所有这些条件结合在一起，使得社会主义的实现成为可能。

在整个马克思的著作中，有关将要取代资本主义的那一社会的性质，只有一些零碎的、片断的论述。为了将自身的立场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马克思拒绝为未来的社会提供明晰的蓝图。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辩证性超越，新的社会秩序将依据生活在当前社会中的人们只能模糊地把握的那些原则组织起来。为未来社会建构出详细的蓝图将会陷入哲学唯心主义的陷阱中去，因为这些计划除了思想家的意见之外，并不具有现实性。因此，在马克思所谈到的有关新社会的内容中，大部分指的是它最初形成的阶段，这一阶段“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