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的早期著作

从马克思到涂尔干，不仅意味着从早一辈社会思想家向晚一辈社会思想家的转移，而且还意味着制度语境和学术传统上的重大变化。在本书所讨论的三位作者中，涂尔干亲自参与所处时代的重大政治活动最少。事实上，他的全部著作都是学院式的，所以，与马克思或韦伯的许多著作比起来，远不显得那么的零散，而且也更少宣传鼓动的色彩。[1]此外，与促成另外两位思想家著作诞生的因素相比，形塑涂尔干理论观点的那些最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也更具有同质性，更容易得到说明。

显然，法国的学术传统对于涂尔干成熟学术立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圣西门和孔德对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和现代社会形态的出现所做的解释中重合的部分构成了涂尔干所有著作的主要基础。实际上，可以这么说，涂尔干毕生工作的主题都在于，力图将孔德有关社会“实证”（positive）阶段的观念与圣西门稍有差异的有关“工业主义”的阐述融合在一起。[2]至于其他方面的影响，主要来自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早一辈学者，涂尔干由此结合了雷诺维叶（Renouvier）等人的当代教学，以及1879—1882年间，当他在高等师范学院求学时，布特鲁（Boutroux）和菲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等教授的指导。[3](https://www.daowen.com)

然而，涂尔干的最早著作所关注的却是一群当代德国学者的思想。有些社会理论尽管成形时间与当今社会学中许多为人熟知的理论相近，但却很快为人们所遗忘。有机体论（organicism）就是其中之一，19世纪晚期，以法国的福伊勒（Fouillée）和沃姆斯（Worms），德国的舍夫勒（Schäffle）和利林费尔德（Lilienfeld）等人的著作为代表，系统阐述了这一理论。当然，对于社会是一个整合的统一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比作一个生物有机体的观念，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典社会哲学理论那里。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著作的出版给有机论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刺激。[4]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很难想象达尔文的著作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给社会思想领域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冲击。整个19世纪见证了众多生物学上的非凡成就：透过显微镜的分析而弄清了细胞的成分，并因此得出了所有有机体都是由具有类似结构的细胞所组成的结论，这已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达尔文的著作中，这些观念被置于一种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动态理论背景中，这种实证主义的观点与进化论的观点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能激发起他同时代人的想像力了。因此，与那些运用有机体做类比的先辈们的著作相比，舍夫勒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对于这些后辈作者而言，他们的理论前提是：支配动物有机体功能与演化的既定法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社会的自然科学架构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