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作用

涂尔干明确反对必须以阶级革命来重组当代社会的做法，但他却预见到了阶级划分终将消失的必然趋势。[15]保留继承权是维系“社会中两个主要阶级”——劳动者和资本家——划分的基本因素：财富的继承性转移使得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状况得以延续。[16]涂尔干也赞同实施改善贫困者物质状况的各种福利计划和其他措施。但他承认，这一切只有在经济得到调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然而他认为，经济调控不应当只由国家来施行）。[17]

但是，单凭经济上的重组不但不能解决现代世界面临的危机，还会使其加剧，因为危机是道德上的，而非经济上的。随着作为先前社会形态道德背景的传统宗教制度的瓦解，经济关系的支配地位日益增强，这正是当代社会道德失范的主要根源。由于没有认清这一点，社会主义并未提出比正统政治经济学更加有效的解决现代危机的办法。虽然在大多数问题上，社会主义者与经济理论家针锋相对，但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两者都视经济手段为解决现代社会当前困难的途径，两者都相信把政府的职能降低到最低限度是可能的和可取的。经济学家建议，应当充分发挥市场自由运作的作用，而政府的职责仅限于契约的强制履行。社会主义者希望通过生产的集中控制而把指挥市场的权力转交给政府。“但两者都否认政府有能力控制其他社会机构，并且将它们集中在一个超越它们的目标上。”[18]

涂尔干认为，国家必须同时在经济和道德上起作用，并且寻求普遍道德的而非经济的措施以减轻现代世界的不适症。在从前的社会类型中，宗教权威的优势地位为社会所有阶层提供了一个实现其强烈愿望的空间，安抚贫者甘于接受其命运，教训富者承担起照顾无特权者的义务。虽然这种秩序是压制性的，把人的活动和潜力限定在狭小的范围中，但它给社会提供了一种稳定的道德统一性。现代所面临的独特问题是，把因传统社会瓦解而滋生的个人自由与社会赖以生存的道德控制之维持协调起来。

涂尔干对国家和民主政体中政治参与的本质所做的分析，处在他关于当代社会可能发展趋势思想的核心位置。涂尔干指出，“政治性”（the“political”）这个概念预先设定了政府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因此，主要是较为发达社会的特征。在较为简单的社会中，专门化的行政管理机构极少。但是，权威机构是否存在并不能作为政治组织存在与否的惟一标准，例如，由亲属关系构成的群体虽然有某个特定的个人或群体掌权，如族长和长老会，但它并不因此就成为政治社会。涂尔干也拒不接受这一观念（韦伯却极为重视）：长久占据一块固定领土是国家存在的必备特点。开发固定、明确勘定的领土是历史上较为晚近的事情：虽然这是先进社会的特征，但在确定一个社会是不是政治性社会时，并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样就“否认了大型游牧社会的政治性质，其结构有时候极为复杂”[19]。相反，家族常常有自己严格勘定界线的领地。(https://www.daowen.com)

有些政治思想家企图以人口的多少作为政治性社会的指标。涂尔干指出，这是不能接受的，但它的确包含着一个政治性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某些特征：这里讨论的社会不单单是由亲属关系所组织起来的单位，而是由家族或次团体聚合而成的。“那么我们就该给政治性社会下个定义，将其定义为由多个或大或小的次级社会团体所组成，归属于同一个权威，该权威本身不再归属于其他任何更高的权威。”[20]涂尔干建议，“国家”这个术语不应该与政治性社会在整体上重合，而是应该用来指行政官员组织，该组织是政府权威行使的工具。

因此，在涂尔干所分析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存在着既构（constituted）的权威，该权威在至少有一定程度的结构分化的社会内行使，而且由一明确的行政官员团体进行运作。通过论及这些特征，涂尔干试图把自己的观点与思想主流区别开来，他认为它们给出的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理论：一方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另一方是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国家并不“高于”社会，如果它所治理的不单纯是经济关系，那么它也不是社会的寄生物。按照涂尔干的观点，国家确实必须实现道德功能（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别于社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概念），但反过来，也不必要像黑格尔所设定的那样（据涂尔干所说）使个人从属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