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范畴

神圣原则在图腾崇拜中比在较为复杂的社会形态中更加深入人心：我们发现，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宗教理念往往成为后来各种不同理念体系的本源。对自然的图腾分类是知识得以归类的逻辑范畴或类别的最初来源。对自然界的物体和特征所进行的分类建立在把社会按图腾崇拜划分氏族的基础上。“这些最初的逻辑体系的统一只是再生了社会的统一。”[31]这并不是说，社会完全建构了对自然的认识。涂尔干并未断言，生理上不存在某些可以感觉得到的区别，相反，他指出，最初级的分类是以对某种感官上的相似和差别的认识为先决条件的。涂尔干论点的含义是，这些天然的区别并不构成分类体系的轴心，而只是构成排序的次要原则：[32]“相似的感觉是一回事，类别（class［genre］）的概念则是另一回事。类别是外在的框架，其中，被认为相似的物体部分地构成了内容。”

逻辑类别之存在与界限清晰的二分法之形成直接相关。然而，自然本身显现出时空上的连续性，而且我们从外界获得的感官信息并不是以这种不连贯的方式排列组合而成的，而是由“模糊不清和变化不定的意象”构成的。[33]因此，逻辑类别的概念本身，以及范畴间关系的层级分布，源于把社会细分为氏族和氏族群体的现象。但是，把事物划归到某一范畴，而不是另一范畴，其模式直接受感官分辨力的影响。例如，如果太阳归于某一范畴，那么月亮和星星就通常被归于与之相对的另一范畴；如果把白色凤头鹦鹉归于某一范畴，那么黑色凤头鹦鹉就属于另一范畴。

正如据以排列抽象思想的核心范畴来源于社会一样，力、空间和时间这些基本维度也来源于社会。基本的宗教力量是一个初始模型，力的概念由此形成，然后才并入哲学和自然科学中。[34]其他亚里士多德范畴也是如此：时间概念在社会生活的周期性特征中找到了它的原型，而空间概念则来自社会所占据的有形领地。时间和空间并不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是人类大脑中固有的范畴。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有别于过去的现在之中。但是，“时间”这个概念并没有个人化，它是一个为群体所有成员所共有的抽象范畴。“受到这样安排的并不是我的时间，而是一般的时间……”[35]这必定是起源于集体活动的经验：年、月、日这些时间的划分来源于公共祭典、仪式和圣日的周期性分配。空间的概念也同样以某种最初的定点为基础：如果没有某些据以判断方位的共同标准，那么根本就不存在“南”或“北”，“左”或“右”。社会占据的领地提供了这种标准。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来直接加以说明：在某些澳大利亚社会中，空间呈现出圆的形状，这反映了营地帐篷的形状，空间上的圆形又可根据每个氏族占据的位置再行划分。

涂尔干在此并不是要提出一个“机械唯物主义”的简单形态，也不是如一般所批评的那样，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其他部分中又重蹈了唯心主义。事实上，他煞费苦心地强调，这种观点以社会“本源”（substratum）和集体演化而成的观念（collectively-evolved ideas）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为前提：(https://www.daowen.com)

当然，社会生活基于其本源而且承载了其特征，就像个人的精神生活基于神经系统甚至整个有机体一样，我们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集体意识并不只是其形态基础的一个附带现象，就像个人意识不只是神经系统的一个简单延伸一样。[36]

作为一种知识理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的论点从根本上说具有发生学的（genetic）特征：它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认为的那种理论那样，假定在社会组织与集体理念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不变的联系。确实，涂尔干关于社会发展历程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的关注点，涉及当代社会中理念体系内容的变化特征，以及成为其基础的社会历程日益多样化的性质。这里，尤为重要的是现代理性主义和世俗化道德之间的关系。在涂尔干的思想中，《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重要性在于，它专门证明了没有任何集体道德信仰不具有“神圣”的性质。因此，虽然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代社会道德秩序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团结的传统形式与现代形式之间的确没有中断其连续性（solution de continuité）。

理性主义，也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道德个人主义的“理智方面”（intellectual aspect）正在日益向现代世界渗透。其结果之一是对“理性道德”（rational morality）的需求。要维持道德的权威性，要求道德理念“好比被一道神秘的屏障围住，使违背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宗教领域受到保护，不让世俗者接近一样”[37]。当宗教与道德合二为一时，这种特点很容易保持，因为宗教的象征物和装饰品会激发崇敬之情。想要将宗教的痕迹于道德中完全抹去，则可能导致所有道德准则都为人们所拒绝的结果，因为道德准则只有受到尊敬并且在实行时被认为是不可违背的情况下，才可能持续下去。这就是为何道德准则甚至在远离其神圣律法中的原有基础时，仍然保持着神圣的性质。[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