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理性主义的蔓延

国家的特定形式和理性法律的诞生是欧洲发展的突出特点。韦伯十分重视罗马法律的遗产对于欧洲后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现代国家的兴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离开了这种法律上的理性主义，专制国家的兴起就会像［法国］大革命爆发一样不难想象。”[28]然而，法律理性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间的关联却并不简单明了。现代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扎根，但比起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来，英国受罗马法的影响要小得多。先前存在的理性法律体系只是导致现代国家形成的诸多相互影响的复杂因素中的一种。现代国家发展的趋势，以带薪的官员进行专业的行政管理为特征，以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概念为基础，这肯定不完全是经济理性主义的结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早于它。然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进步和国家的成长两者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地方集团影响力的衰退（如亲属集团，先前在调整合同法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一个普遍性强制机构对所有‘合法’强制力的垄断和控制……”[29]

根据韦伯的看法，用货币来理性地计算利润和亏损的可能性对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是最根本的。离开了资本会计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理性的簿记行为是使现代类型的资本主义不同于早先诸如高利贷资本主义或投机资本主义等各种资本主义活动的最基本体现。[30]韦伯详尽地阐述了资本会计存在于稳定的生产企业中的必要条件，它们包括那些被韦伯视作现代资本主义基本前提的条件，还包括那些为马克思所特别强调的因素：1.存在着众多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仅在法律上可以在开放的市场上“自由”地支配其劳动力，而且实际上为了生活也不得不这么做；2.市场上的经济交易不存在限制：尤其是在生产和消费上不存在身份上的垄断（如印度种姓制度中存在的极端形式那样）；3.技术的应用，这是建立在理性原则基础上建构和组织起来的：机械化是其中最明显的体现；4.生产企业与家庭相分离。虽然家庭与作坊分离的情况别处都有，如在集市（bazaar）中，但这方面只有在西欧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31]

然而，离开了现代国家理性的司法行政，上述经济特征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物质文化秩序的一大特色，就像经济领域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阶级划分那样鲜明。一般说来，政治组织也可以像经济企业那样进行分类，看“行政管理工具”是否为行政管理人员所掌握，是否与所有权形成了分离。正如上文（前一章中）提到的那样，这里韦伯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应用了马克思关于工人被剥夺了生产工具所有权的思想。传统国家的政治组织具有“地位集团”的性质，其中行政管理工具由官僚集团所控制。但是，这种地方分权式的政权体系通常与霸主或君主集权体制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君主通常要培养一批物质上依赖于他的随从，或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职业军队，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统治者越是能够成功地培养出一批仅向他负责的无产僚属，来自名义上归属于他的外部政权对他的挑战就越小。这一过程在现代官僚制国家中发展得最为完善。

在每个地方，现代国家的发展都是通过君王的行动来推动的。对于那些常在身边的人，以及那些把持行政管理权、战争指挥权、财政组织权，以及各种各样在政治上可以动用物质资源的人，君王为剥夺其自主的、“私属”的行政权力铺平了道路。这整个过程完全对应于资本主义企业通过逐渐吞并独立生产者来谋求发展的过程。我们认为，现代国家最终将控制政治组织的全部手段，而且实际上将集中在单一首脑的控制之下。[32]

官僚制国家的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进展密切相关，因为民主主义者对政治代表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要求需要有复杂的行政和法律措施来防止特权的干预。民主与官僚化密切相关，该事实造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秩序中最激烈的冲突来源之一。因为，在当代国家，民主权利的扩大离开了新的官僚制运作模式便不可能实现，而民主与官僚制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在韦伯看来，这可能是社会行动的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各种矛盾中最为尖锐的一种：抽象法律程序的发展有助于消除其本身特权，又引入了一种新的稳固垄断形式，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垄断形式比原先存在的更加“武断”和自主。根据受教育的程度，从民众的所有阶层（strata）中不受个人情感影响地进行选拔，这个民主制的必备条件促进了官僚体制的发展。但是，该体制内也形成了官员阶层，由于其职位不受来自外界的个人或集团特权的影响，他们拥有比先前更大的行政职权范围。

这并不是说——而且这也是韦伯不同于米歇尔斯和其他学者的地方[33]——只要现代民主制度建立在要求广大民众参与政治的基础上，那它就只是一种虚假的现象。民主制的发展已有了一种明显的“调平”（levelling）效果，而如果把当代社会与历史上高度官僚化的国家加以比较，这种效果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种比较非常清晰地表明，不管现代的民主制与官僚制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密切，完全有可能的是，虽然民主权利的扩大要求官僚制也随之扩张，但相反的情况却不会发生。古埃及和古罗马的例子为我们提供了在一个高度官僚化的国家里全体人民完全服从统治者的充足证明。

从这一方面来说，人们必须记住，这样的官僚体制是一种精密的工具，它可以为各不相同的利益集团所操纵，无论是纯粹的政治利益集团，还是纯粹的经济利益集团，或者任何别的类型。因此，在衡量它与民主化之间的对应性（parallelism）时，不管是多么典型的对应性，都绝不能夸大。[34]

在现代民主国家中，从不间断地参与运用权力这一点来说，广大民众要统治显然是不可能的。“直接”民主只有在小型社区内才有可能施行，因为在那儿，团体成员能够在单一场所聚集在一起。在当代西方世界，“民主”只指下列情形：首先，被统治者可以通过选票对统治者施加影响；其次，代表性会议或议会可以对施政者的决策造成影响。现代国家中大规模政党的存在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这些党派是由对自身职业的意义怀有坚定信念的政治领袖所领导的话，那么，政治结构的官僚化就可以部分地受到遏制。民主政治必然会在其主要政治人物中间激发出“帝政主义的”（Caesarist）倾向，因为在普选的条件中，政治领袖必须具有超凡魅力的特质才能吸引民众的支持。“帝政主义”（Caesarism）本身就是对民主政府的一大威胁，但可以由议会来加以控制，政治技巧可以在议会中得到培养，对于企图超越法定权力范围的领导人，议会提供了一条弹劾他们的途径。当代国家“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是有‘核心’（machine）的领袖民主制，或者是无领袖的民主制——由职业政客所支配，这些政客并没有使命感，也不具备造就一个领袖的内在的超凡魅力特质”[35]。

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可能带来的结果，韦伯的态度是由上述几个观点引申而来的。如果现代经济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又想要在物质生产和分配方面可与资本主义的技术效率相媲美，那就要求“大幅度提升职业官员的重要性”[36]。作为现代经济根本性特征的专业化劳动分工，要求各种功能之间进行精密的合作，这是资本主义扩展过程中官僚化高涨的原因所在。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势必要求更高程度的官僚化，因为它将把更大范围的行政管理任务交到国家手中。

韦伯还预测了社会主义将要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尤其是将以工分而不是以货币作为报酬的手段。社会主义经济可能还要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难以保持工作动机，因为人们不再害怕由于工作不称职而失去工作的可能性。然而，社会主义经济有可能利用群众所怀有的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强烈情感。[37]任何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当其周边国家仍是资本主义国家时，都会面临许许多多额外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如何继续与外国维持外贸和信贷的问题。[38]但是，韦伯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理由是，它必然导致官僚制蔓延这一后果。这是现代特有困境的又一实例。那些试图建立社会主义的人，不管他坚持哪种派别的社会主义，都幻想着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政治参与和自我实现的程度都必将超过资本主义政党民主所限定的形式。但是，即使这一愿望得以实现，其结果必然促进了工业和国家的官僚化进程，这样实际上就进一步削弱了广大民众的政治自主权。

官僚体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一旦建立起来就“无可逃脱”（escape proof）。在过去那些官僚制高度发达的社会中，如埃及，官僚制中的官员系统的控制力便不受任何约束，只有在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完全瓦解时才会受到损害。现代官僚制与世袭制比较起来，特点是具有更高水平的理性专业化，因此，它对社会的控制也就更不容易受到挑战。“从用武力促成全新的权威结构形成上来说，这种体制使得‘革命’越来越不可能……”[39]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官僚制的蔓延，既是法律、政治和工业理性化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官僚化是行为理性化在行政管理上的具体表现，它渗透到了包括美术、音乐和建筑在内的所有西方文化领域。西方理性化的总体趋势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过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当然，不能把它看成是“不可避免”的演变趋势。

理性化概念出现在韦伯众多的历史著作中，所以，要阐明其应用的主要范围并不容易。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说，理性化的蔓延表现为逐渐“对世界的去魅”——消除巫术的思想和实践。伟大的宗教先知们，以及教士们有条不紊的活动是促成宗教理性化的主要力量。宗教理性化确立了清晰统一的意义体系，有别于无规则的巫术解释和抚慰形式。然而，宗教思想的理性化涉及众多的相关过程：阐明特定的象征符号（例如，历史上犹太教中出现了惟一和万能的上帝概念）；根据普遍性原则，以统一连贯的方式，把这些象征与其他象征符号联系起来（如内在统一的神义论的发展）；把这些原则拓展开来，涵盖整个宇宙秩序，以便能够根据其宗教意义对任何具体事件做出解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例如加尔文教就是个“整体”伦理）。

要对西方世俗理性化进程的重要意义做出评价，重要的是牢记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40]在韦伯看来，这种区别集中在社会学分析这个焦点上，而且把这种区别应用到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上，这对于他对现代人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做出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行动的形式理性是指根据理性计算原则来组织安排行为的程度。因此，根据形式理性，官僚制的理想类型可能是组织的最理性类型。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看，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形式理性从无处不在的科学中得到了体现。当然，科学不是专属于西方的，但其发展水平没有任何别的地方可比。科学原则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该事实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知道那些原则是什么样的：“除非他是一位物理学家，否则他乘坐电车时并不知道电车是如何发动的。况且他也不需要知道……野蛮人对他使用的工具的熟悉程度，别人没有办法可比。”然而，如果某个人想要求证一下这些原则，他有办法可以去这样做，而且他这么做的时候也相信，“这其中没有什么神秘而不可测算的力量在起作用，恰恰相反，原则上，他可以通过计算来掌握所有的事情”[41]。

形式理性的扩展与实质理性的实现——也就是说，通过把理性计算应用于实现特定的目标和价值上——之间的关系是令人难以捉摸的。现代理性资本主义，若用效率和生产力的实际价值来衡量，很容易被认为是人类发展起来的最先进的经济体系。但是，正是促成这种情况发生的社会生活理性化，导致了与西方文明中一些最有特色的价值——例如西方文明中所强调的个人创造力和行为自主性——相抵触的结果。现代生活的理性化，尤其是体现在官僚制组织形式中的理性化，越来越将人们带入了某种“牢笼”。这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语中所表述的意思：

在现代世界，人们抛弃（renunciation）浮士德式的面面俱到，使自己限于一项专门的工作，这是任何有价值活动的先决条件；因此，行动（deeds）与抛弃就不可避免地互为条件了。如果中产阶级的生活要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没有任何内容的话，那么，它所具有的禁欲主义的本质特征，正是歌德在其《漫游时代》以及他为《浮士德》所安排的生命结局中，意图以其最高智慧启示我们的东西。对他来说，这种认识意味着一种决裂，意味着告别一个富于完美人性的时代，这种时代已不可能在我们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重新出现，就像雅典文化的全盛时代不可能重演一样。[42]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社会可以说是建立在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两者内在对立的基础之上，而根据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这种对立是无法弥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