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巫术

韦伯论述世界宗教的文章应与他在《经济与社会》中所阐发的宗教社会学的一般原则这一背景下加以观照。[4]人们在参与宗教和巫术活动时，尤其分辨得出具有特殊品质的物体和人物，以及那些属于“平凡”世界的人或物。[5]只有某些物体才具有宗教的特质，只有某些个人才能够拥有神灵感应和蒙受天恩，从而使他们有了宗教的威力。这些非凡的威力就是超凡魅力，就像曼纳（mana）那种在功能上相对无明显特征的威力，便是超凡魅力的最初来源，随后这种超凡魅力则以较为特定的方式表现在伟大的宗教领袖身上，他们的活动使世界主要宗教得以繁荣昌盛。这里尤其要强调的一点是，因为在韦伯对超凡魅力型支配所做的概括性讨论中，他的论述经常被人们引述来强化这样的看法，即他使用超凡魅力的概念来建构一种“伟人”（great man）的历史。[6]但是，在韦伯的分析里，合法的超凡魅力型支配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也很明显，克里斯玛不应当只看作完全属于“个人”的品质。韦伯和涂尔干一样，都认为，在最原始的宗教类型中（这并不等于说，从经过演化的更加复杂的宗教意义上看，它们是最基础的形式），[7]存在着被一般化了的精神能动者（spiritual agencies），它们虽然不是人格神，但却具有意志的特征。当诸神形成时，最初只是一种飘浮不定的存在：某个神可能被认为只是掌管某个特定的事件。这样的瞬时神（Augenblicksgötter）[8]可能不具有个别的曼纳，只是根据其主管事件类型的名称而得名。神变成永久而强有力的神明（deity），其条件很复杂，而且在历史上也常常模糊不清。

韦伯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才属于一神教。在基督教中，如果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际上来说，至高无上的神往往被看作一个三位一体的形象：这一点在天主教中尤其如此。然而，在所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宗教中，可以看出一神教的趋势。这种趋势为何在某些宗教中比在另一些宗教中进步得更快，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有普遍重要性的因素，就是教士阶层的防卫性抵制，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自己所代表的特定神祇崇拜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因素，在传统社会中，一般民众（lay population）需要现成的且会受巫术影响的神祇。一个神越是无所不能，就越是远离民众的日常需要。即便是在某个全能神占了上风的地方，巫术的抚慰作用也通常会保存在普遍信仰者的实际宗教行为中。

人们通过祈祷、崇拜和供奉等方式与神灵交融，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宗教”存在了，这有别于运用“巫术”的情形。巫术的力量不受崇拜，而是通过符咒或表白书（formulae）的运用来满足人类的需求。宗教与巫术之间的不同，对应于教士与巫师或术士之间在地位和权力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教士阶层包含一个由神职人员组成的永久性团体，他们持续负责主持一种膜拜仪式。只要有教士阶层存在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膜拜仪式，然而可能有的膜拜仪式并不一定有教士阶层存在。[9]教士阶层存在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它影响了宗教信仰的理性化程度。在大多数施行巫术的情境中，或在没有教士而举行膜拜仪式的地方，和谐一致的宗教信仰体系通常只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

在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中，宗教先知是一个与教士同等重要的人物。先知是指“具有超凡魅力的纯粹个人，他凭着他所肩负的使命颁布宗教信条或神的指令”[10]。虽然新的宗教团体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先知执行其使命后所促成的结果——在教士阶层中，宗教改革者的活动也能形成同样的结果——但在韦伯看来，在宗教历史上，先知的预言是教义的重要来源，而有了新的教义，宗教制度才会发生重大的变革。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将巫术从日常生活行为中驱除出去的历史动力上：这种动力是一种对世界“去魅”（disenchantment）的过程，该过程在理性资本主义阶段达到了顶峰。(https://www.daowen.com)

在所有的时候，要摧毁巫术的力量，确立一种理性的生活行为，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伟大的理性先知的预言。并不是任何形式的先知预言都会有摧毁巫术的力量，但是，先知以创造奇迹或其他的方式证明，他能够打破传统的神圣法规。先知的行为使世界摆脱巫术，在这一过程中，为我们现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11]

先知只有极少数来自教士阶层，而且通常使自己置于与教士阶层公开对立的地位。“伦理性”（ethical）先知是这么一个人：他的训示基于传播一种神圣使命，这其中可能包括一套具体的宗教规约或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规范，而且他要求人们以此作为一种道德义务来遵从。“模范性”（exemplary）先知则是以自己生活的模范行为来照亮通往获得拯救的道路，但他并不声称自己是一种别人都必须接受的神圣使命的传播者，模范性先知在印度极为常见，在中国也有。伦理性先知尤其是近东地区的特色，该事实可追溯到犹太教中那位被称为耶和华的全能而超验的神身上。

两种类型的先知都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的行为旨在宣扬一种始终如一的世界观，这样便会激励人们“对生活怀有一种自觉协调和寻求意义的态度”。从严格的逻辑意义上来说，作为先知启示录汇集在一起的信条可能不够协调一致，但先知预言的一致性在于其对人生应怀有实际目标的一致性上。先知的预言“总是包含有重要的宗教思想，认为世界是一个和谐协调的体系，要把它建成一个‘有意义的’和规范有序的整体……”[12]当然，先知与教士之间发生冲突，其结果或者是先知及其追随者获得胜利，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宗教秩序，或者是与教士阶层和解，或者是教士制服先知，并将其预言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