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社会与政治：马克思的立场

在18—19世纪之交，德国由39个相互争战的公国（principalities）组成。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重要的日耳曼邦国同时也是欧洲的主要强国：它们相互争雄，这是阻碍日耳曼统一的因素之一。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希望也因普鲁士和奥地利内部的民族因素而难以实现。在1815年之后，奥地利人口中非日耳曼人多于日耳曼人，而普鲁士的东部境内则混合了大量的波兰人。对于普鲁士来说，信奉民族主义原则的势力可能迫使这些领地归还给波兰人统治。而奥地利政府则断然反对任何旨在组建一个统一德国的运动。

但是，除了上述阻碍德国发展的因素外，还有更加重要的基本因素，那就是德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与英国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德国仍处在中世纪，无论就其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还是就各个公国政治自由的低下程度而言，都莫不如此。在普鲁士，容克地主拥有的权力来自他们对易北河东岸大片前斯拉夫人土地的所有权，他们控制着经济和政府。正如兰德斯（Landes）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早期，“在欧洲，越是往东，资产阶级就越像是附在庄园社会上的一个赘瘤，他们一方面受到贵族的鄙视，另一方面又为那些与地方领主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所害怕或憎恨（或者对其一无所知）”[4]。

但是，1789年大革命给法国带来了势不可挡的变革浪潮，德国几乎无法孤立于影响之外。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就是怀着对爆发一场德国革命的期待而撰写的。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意识到了德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落后状况，这是他关于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最早思想来源。1844年，马克思指出，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但是在德国，由于发展如此滞后，不可能来一次“渐进的解放”：进步的惟一可能性是通过激进的革命，而这反过来只有通过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当时德国几乎还不存在无产阶级，到了1847年，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德国即将要爆发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且“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5]。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德国社会结构的特定环境，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可能紧接着会有一场无产阶级革命。[6]

然而，1848年，革命的失败消除了马克思关于德国行将“跃入未来”的乐观态度。对于日耳曼各国的统治阶层来说，尤其是在普鲁士，1848年的暴动也是一种有益的经验，然而并没有打破他们的控制。1848年未能造成任何根本的变革，这不仅扑灭了社会主义各个小集团所持的希望，也扑灭了自由主义者的希望。保持容克地主的经济权力，保持他们在军队的军官团体中和在行政官僚体制中的控制权，这一切使大多数德国自由主义者接受了一系列妥协的措施，这些措施只是促成了一种类似于议会制的民主制，同时在他们不同的阶层内助长了长久的分歧。

1848年发生的事件表现了马克思与韦伯之间的直接历史联系。对于马克思来说，事件的结果是他流亡英国，并且在思想上认清了具体阐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动规律”的重要性。在德国，1848年的失败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的不合时宜性，相反倒使俾斯麦的强权统治获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功，这是韦伯整个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7]此外，1848年之后，德国保持了传统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这大大影响了工人运动的任务。马克思与拉萨尔（Lassalle）以及由拉萨尔发起的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复杂，由于所述背景与这方面的内容关系不大，所以不作分析，但其中的某些方面也很重要。从社会民主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内置的对马克思学说的矛盾态度，这形成了党内分裂的永久性根源。虽然一方面拉萨尔的理论观点深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著作影响，但他在实际领导新运动的过程中，常常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马克思的看法背道而驰，而且他所采取的策略也难以与其所声称接受的理论相契合。因此，马克思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应该与资产阶级相联合，以便形成资产阶级革命，这样就会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创造条件，而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拉萨尔领导的工人运动不与自由主义者合作。正如梅林（Mehring）所说，拉萨尔“把他的政策建立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即进步资产阶级的庸俗运动（Philistine movement）绝不可能有任何结果。‘即使我们等待几个世纪或几个地质年代也绝不会有’……”[8](https://www.daowen.com)

拉萨尔于韦伯出生的那一年去世。到这个时候，德国即将到来的未来已经布置就绪。工人运动与自由主义者相脱离，加上其他因素，一道为俾斯麦统一德国做好了准备，这其中，正如俾斯麦所说：“德国看重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其力量。”[9]1875年，当马克思在德国的重要宣传者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和倍倍尔（Bebel）同意与工人运动的拉萨尔派联盟时，德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一个与马克思最初在19世纪40年代所阐明的很不相同的国家。政治上的联合获得了成功，不过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主要是推行一种实力政治（Realpolitik）和民族主义政策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政策基于大胆利用“来自最高层”的政治权力，并出现在这样一种社会体制中：虽然有了“福利国家”的一些外观，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着其传统的结构。德国政治最初统一的困难阶段和经济开始“起飞”进入工业化，这些都是以与英国的典型发展过程大不相同的方式完成的。马克思从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开始，就一直关注形成德、法、英三国社会和经济差异的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特征之间存在着单一的关系，那就错了（参阅本书下文第267页）。然而，马克思著作的基本主张是，根据分析，经济权力普遍是政治支配的基础。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很合逻辑地认为，英国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提供了基本模式，而且尽管他意识到了德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所带来的复杂问题，他也从未放弃他的基本立场，借他引用的一句熟语来总结就是“De te fabula narratur”：“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欠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

因此，在19世纪末的德国，无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言，还是对自由主义者而言，都未建立起可以充分理解他们特殊见解的历史模式。两者都依赖于前一个时代所创立起来的理论，而且主要是依赖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的经验。在社会民主党内，这种形势使得本来就紧张的党派关系公开化了——马克思强调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而拉萨尔派则主张通过取得全面的普选权来消解资本主义国家。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虽然有部分内容以英国的模式为基础，但它是对以下认识所做的最具体的理论阐述：资本主义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能根据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资本论》中的主要论点来加以理解——一个由两大阶级所组成的社会逐渐形成，绝大多数人“贫困化”，以及资本主义将在最后的灾难性危机中从内部瓦解。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遭到了社会民主党正统派的排斥，但却是以强化机械唯物主义的趋势为代价的，也就是有效地回到了马克思在其早期阶段所批判和抛弃过的“消极”（passive）唯物主义那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无论在其拥护者还是在其自由主义的批评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被确认了，这个事实给予了上述趋势以明确的理论支持。[11]现在，西方学者通常强调马克思思想与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基本差异，这种差异无疑被夸大了。[12]不过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所持观点的含义肯定不同于在马克思系统阐述中占有核心地位的主客体辩证法。恩格斯把辩证法转移到了自然，忽略了马克思观念中最基本的要素，即“历史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13]。恩格斯这样做有助于激发这样一种观点：观念不外是物质实在的被动“反映”而已。[14]

马克思的最初著作建基于主客体之间创造性的辩证相互作用的原则，该原则被部分地消除了，这在伦理学理论层次上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而这两种结果都发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一种是朝向哲学唯物主义方向的，把观念看作附带的现象，因而，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内在的伦理观念。另一种是修正主义者所走的道路，旨在恢复重构与传统哲学类似的、非历史的理论伦理的可能性。这有利于消除在制约社会变革的过程中给予观念一个独立角色所带来的尴尬，但又提出了一种使理想的存在与其实现的可能性之间出现错位的唯意志论观点，这就是伯恩施坦所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