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法国：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斯·韦伯知识世界中的组成部分，但这种情况在涂尔干身上是找不到的。马克思是德国人，而且大部分著作都是用德语撰写的。在19世纪，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庞大或在政治上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虽然涂尔干在其学术生涯的早期曾在德国求学过一段时间，但他的学术观点几乎顽固地保持为法国式的。然而，有助于涂尔干发展其社会学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与影响韦伯的情况类似。像韦伯一样，在涂尔干生活和写作的环境中，两股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活动的潮流大有淹没由法国大革命所留下的自由原则的危险：一方面是保守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涂尔干和韦伯一样，从这两种相互对抗的思想体系中接受了一些东西，而且将其体现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中，更宽泛地说，体现在自己的社会理论中。然而，两位作家所得出的结论，在某些方面，却很不相同，这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半期法国相对于德国而言的整个特殊发展方式上。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对于法国的态度，很自然地受到法国在政治进步程度上相对德国而言要优越得多的意识支配。不论在法国所激起的反革命力量有多大，很显然，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在政治上的成熟根植于与封建时代进行彻底决裂的社会结构。在马克思直接指向绝大多数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批判中，有一种指责是：他们从法国“输入”了观念，却领会不到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的实质性差异。正如马克思在1843年所指出的那样：
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惟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anachronism）。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按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33]
但是，从1848—1849年巴黎起义后出现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此之前，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在控制政府方面所取得的稳固程度很是令人怀疑。恩格斯比较详尽地记述了对他和马克思先前观点的再思考，那些观点是他们受1848—1849年法国事件结果的刺激而形成的。虽然无产阶级在1848年的巴黎起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结果却是大资产阶级（grande bourgeoisie）的一次真正胜利，他们由此巩固了取得的进步，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动作用，这些进步未能完全保住。恩格斯写道：“历史证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34]
马克思在两篇长篇分析中论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状况：《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35]正是因为马克思的著作中缺乏一种经济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机械论”观念，尽管他把英国作为《资本论》中的经济理论模式，但他却把法国看作进步的自由资产阶级政治的最纯粹典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英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催生了一个国家，该国家建立在资产阶级与旧土地贵族的残余之间联盟的基础上。[36]相比之下，在法国，这种“妥协”并不奏效，而阶级冲突的政治性质也因此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对于马克思来说，法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欧洲的“政治家”，就像德国人是“哲学家”，英国人是“政治经济学家”一样。[37]
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在路易-菲力普的统治下，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保持着对政治权力的控制：金融资本家、银行家和食利者。由于路易-菲力普垮台而获得利益的主要团体是大工业家，因为他们先前极少进入政坛。由此形成的结果是阶级斗争明朗化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分界线非常清晰，因此，成了随后两大工业阶级之间直接政治对抗的根源：(https://www.daowen.com)
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产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38]
然而，马克思并不期望法兰西立刻陷入一场新的内战，无产阶级在其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这种希望必须推迟到一个不确定的时期。“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39]二十年后，危机的确发生了，但没有像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作为英国——“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经济萧条的结果，而是作为1870年路易·拿破仑与德国之间的那场灾难性战争的结果。
俾斯麦胜利所带来的结果，构成了本书所分析的三位作者思想产生关联的决定性轴心。在德国，军事上的胜利是推动俾斯麦实施以普鲁士来统治整个德国这一计划的主要因素。对于法国而言，结果却是灾难性的，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广大民众也怀着持久的羞辱感。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态度异常复杂，这里不可能详述此事。重要的是，巴黎公社短暂的生命及其遭受的野蛮镇压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将扩大阶级仇恨，从而进一步加深法国国内的分裂。但是，巴黎公社并不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是“新社会的光辉先驱”[40]。相反，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段时期：法国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为恢复民族统一提供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个国家也自甘落后了。因为法国外省的大部分在很多方面自18世纪以来就保持不变，教会、有产的食利者和农民中的保守势力坚强有力。虽然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的描述比其早期的观点严肃了许多，但作为对工业资产阶级进步分子所获得的真正政治权力水平的评价，他的态度明显是乐观的。[41]
然而，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这个国家在摆脱保守势力的持久控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德雷福斯事件（The Dreyfus affair）使共和主义与教会、军队等反动势力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最高潮，而且最终促使各种行政功能从僧侣统治中分离出来：这里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是教育世俗化的扩展。这大部分是由激进党（Radical Party）的活动所造成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晚期的历史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世纪末强劲复苏的苍白影像。然而，就像在德国一样，在巴黎公社遭受镇压后的几十年里，根植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种子与本土的社会主义传统混合在了一起——本来，马克思主义与该传统的联盟是极不稳定的。考虑到法国马克思主义左派所处地位要弱得多，这种联盟的结果不过是一种主义的演化罢了，正如利希特海姆（Lichtheim）所言，它“充其量是一种近似（approximation），而最坏的话，则是一幅漫画”[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