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的未来

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中，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异化存在着两种直接相关但又部分相异的根源：一是工人在生产活动和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二是工人与其生产产品的异化，也就是与控制劳动过程的结果的异化。为了方便起见，我把上述情况分别称为“技术性异化”（technological alienation）和“市场性异化”（market alienation）。[14]这两种异化都源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分工。后者体现了这样的事实：生产关系的组织构成了阶级体系，后者建立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剥削性统治的基础上；而前者则把职业上的专门化看成是把工作分解为常规化的和要求不高的任务的根源。

对马克思来说，两种类型的异化对于分工的扩大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上阶级社会的出现依赖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后者使生产过剩成为可能。因此，无阶级社会的形成会导致人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分工的废除。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市场性异化和技术性异化都与分工密不可分：“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15]以革命的手段实现社会重组可以消除市场性异化，从而改善因专门化所造成的支离破碎的结果，因为专门化把个人固定在有限的任务范围内，导致个人没有机会在劳动中施展其才智和能力。

涂尔干的分工理论使他走向了大不相同的方向。对涂尔干来说，分工的发展是根据专门化的综合结果而不是阶级制度的形成来刻画的。因此，涂尔干不把阶级冲突看作以革命手段实现社会重构的基础，而把它看作不同职业团体在分工中的道德合作方面不充分的症状。在涂尔干的论题中，“强制性”分工与“失范性”分工是很不相同的，缓和前者并不能解决后者所引起的问题。按照他的观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关注的是强制性分工所导致的异化后果，这种分工是通过调节市场——生产的社会化——来完成的。但是，涂尔干所阐述的观点与此相反，他认为，由于经济关系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原来社会形态道德支柱的传统制度趋于瓦解，这才真正是现代“危机”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涂尔干错误地认为，调节市场（消除市场性异化）是马克思兴趣的惟一焦点。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更加本质性地关注着与涂尔干相同的问题：经济关系对现代社会的非道德性支配。而且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作为一种手段，会消除使人屈从于经济生产而将其“非人性化”（dehumanise）的各种劳动条件（技术性异化）。涂尔干本人肯定认识到了现代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特征，工人在其中“重复着单调而有规律的动作，但对其毫无兴趣，而且不理解”，他也赞同，这是“一种对人性的糟蹋”（a debasement of human nature）。[16]但是，涂尔干所提出的减少或消除对工人的非人性化建议，建立在对分工中的专门化进行道德整合（moral consolidation）的基础上，而马克思却希望并期待这种分工本身会被根本改变。这实际上是马克思运用异化概念与涂尔干运用失范概念之间最重要差异的关键。对涂尔干来说，生产活动的非人性化这样一种现象并非源于分工本身所带来的支离破碎的结果，而是源于工人的道德失范状态的结果。换句话来说，劳动过程的非人性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作为个体的工人并没有清晰的统一目标的概念，即将其生产活动与社会的整个生产活动紧密地连在一起的统一目标的概念。因此，唤醒个人的道德意识，使他认识到自己在分工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的社会重要性，这种状况是可以纠正的。这样，他就不再是异化了的自动机器，而是有机整体中的一个有用部分：“从那个时候起，不管他的活动是特殊活动还是一般活动，那都是一个有理智的生命发起的，因为它有方向，而他也清楚它。”[17]这与涂尔干对分工的发展及其与人类自由的关系的总体解释是完全一致的。个人只有在道德上认同他在分工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他才能够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享有高度的自主性，才能够既免受无差别社会中那种严厉的道德一致性的专制，又免受不可实现的欲望的压抑。

马克思思想的前提条件不是个体在分化的劳动分工中的道德整合，而是把有效地消灭分工作为人类社会交往的一条组织原则。马克思没有在任何地方具体明确地阐述过如何恰当地组建这种未来社会，但无论如何，这种视角与涂尔干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对高度分化的社会分工的想象建立在个人义务和整体团结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这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期望大异其趣。[18](https://www.daowen.com)

按照涂尔干的立场，在马克思消除技术性异化的希望后面，所隐含的是回归不再适宜于现代社会形式的道德原则。这正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我们的责任是设法成为一个完全彻底的人、一个自给自足的人呢，还是仅为整体的一个部分、有机体的一个器官？”[19]在涂尔干看来，该著作中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地表明了，有机团结是现代社会的“常态”类型，因此，“通才”（universal man）时代已告结束了。后一理想直到17—18世纪的西欧还占据主导地位，但已经与当代秩序的多样性不相适宜了。[20]相反，马克思坚持这一理想，他认为：正在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趋势本身就能够有效地恢复人的“全面”（universal）素质，这是每一个体都拥有的：

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分工才会消灭……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惟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21]

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相反，这种观念并不是非要认同人的形而上的“完美性”（perfectibility）不可。把这样一种观点归咎于马克思，是因为混淆了异化与对象化两者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对功利主义学派的指责。如果消除异化指的是彻底消除对作为主体的人（subject-man）的活动存在的任何障碍，那么，这就确实假定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在那儿，人的自主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的所有潜能最终都可以发挥出来。但是，超越异化并不涉及对象化的中止，社会（以及物质环境）将继续“外在于”个人。然而，它们不会像在异化的条件下一样，呈现出与有意识的实践相对立或相分离的世界，而是与其相统一的世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过去的所有时代中，通才的理想要么是以人与自然的异化为代价而实现的——如在原始社会中那样——要么就仅局限于少数（minority）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被推翻而社会分工也随之被消灭，人们就可以从职业类型化——这种职业类型化使得一项专门化工作成为个人的主要社会特质（某个人“是”教师，或者“是”个雇佣劳动者）——的局限当中解放出来。这样，由于每个人身上都有了人性的普遍特质，那么，人与其“类存在物”之间的异化也就被消除了。[22]

马克思和涂尔干的观点在更加广泛意义上的差异必须置于这种情境中来加以阐明。对涂尔干来说，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加剧了利己主义和集体成员对个人提出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不可能消除，因为正是当代社会的组织结构使得个性和自我意识有可能发展，这必然增强了个人的利己主义倾向。此外，由于涂尔干的分工理论中含有这样的论点：有机团结——分工中的功能性相互依存——是个“常态的”现代类型，那么，道德统一的问题（失范）必须是首要关注的问题。“限制人的范围（horizon）”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缓和得不到满足的欲望的问题，在以下社会秩序中尤其尖锐，这种社会秩序在组织上要求保持分工中的专门化和限制性的工作任务，同时又不为使个人服从于集体的强有力伦理所主导。涂尔干预见到了一种具有众多职业地位的社会，在该社会中，进入领导阶层不取决于继承来的特权，而取决于能者通过所受教育进行的竞争性选拔。这样的社会高度重视个人公开展示的能力，这显然对于不相容的利己主义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在这样的社会，“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个随时存在的威胁，必须以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平衡来加以遏制，两者注定要持久抗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