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问题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分工扩展时，对工人被剥夺了生产工具的情况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马克思看来，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兴起的最根本条件，而且就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指认了暗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阶级关系的形成。由于这种劳动分工与阶级结构之间关系的内在性质，马克思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可以超越异化。涂尔干和韦伯都不否认建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但两人都坚称，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会根本改变现有的社会形态。然而，涂尔干对于这点的看法与韦伯的有着本质的不同，可以说，韦伯关于分工在西方社会发展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和涂尔干所持观点之外的第三种观点。
韦伯的认识论使他对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法与另外两位作者迥然相异。虽然后者也各有差异，但在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的社会发展“阶段”方面，他们都认同一种特定的总体模式。人们常常认为，在韦伯的著作中，“世俗理性化的总体趋势”[23]与其他学者提出的发展框架互为补充。但不应该忘记的是，从韦伯的观点来看，对理性化发展的分析并不等于对历史作“惟一的”或“正确的”表述，而仅是来自某种文化“视角”的知识而已。然而，记住了这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便有可能将韦伯对资本主义发展典型过程的分析与马克思所做分析加以比较。
韦伯著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便是，在宗教信仰领域中，描画出“意义层次上”促进理性化的因素。然而，韦伯总是坚持认为，要探寻不但影响理性化的发展而且也受其影响的社会关系的交叉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便不只是涉及理性化的“程度”，而且还涉及其结果在促进社会关系与制度形成之间的特殊联结模式。因此，在西方，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中，不仅仅是理性化的程度，而且是理性的“方向”都不同于其他主要文明的情况。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许多不同领域，理性化发展的方向及其发展程度是其他地方未曾有过的。首先是在科学传播方面，这是一种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现象：它不仅完成了“去魅”的过程，而且能够把理性的技术逐步应用到生产上。此外，“科学工作与进步过程联系在了一起……每一件科学工作的‘完成’都会导致新的‘问题’，它要求被‘超越’和被淘汰”[24]。因此，科学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sation）使现代生活与革新和变化的固有动力交融在一起，但其本身不可能提供“意义”（除了职业的科学工作者之外，即除了那些科学探究就是其活动组织规范的人）。把科学上的创新应用到技术上，在现代经济中，就是与引进理性计算的方法相结合，簿记就是一个例证，它使得企业的经营活动成为有方法可循的行为，表现出当代资本主义的鲜明特色。理性资本主义的行为反过来导致了社会组织领域内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官僚制的蔓延。
当然，韦伯并不否认现代资本主义必然会形成一个以资本和劳动力为基础的阶级制度，并且也认识到剥夺农民利益在历史上的重要性，马克思十分强调这一点。但根据韦伯的观点，这本身并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分化的社会分工的主要结构轴。韦伯强调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特征的活动理性化的重要意义，也强调它部分独立于阶级关系，因此，他把资本主义的阶级制度与社会分工的分化加以区分（但与涂尔干的方式不同）。换句话说，韦伯把官僚制中的任务专门化看作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韦伯对在经济和政治中可以部分区分开来的官僚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因此使这一点在更为经验性的层次上得到了加强：拥有官僚制的理性国家的发展并不完全源于经济上的理性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还的确创造了促使它兴起的条件。
因此，韦伯明确否认，剥夺工人的生产工具仅限于直接的工业领域，他认为应把这一观念应用到其他的相关领域。在韦伯的论述中，任何具有权威等级的组织形式都可能经历一个“剥夺”的过程：韦伯将马克思“生产工具”的概念替换成了“管理工具”（means of administration）。有点过于简单地说，韦伯突出的是支配与服从关系的组织，而马克思突出的则是生产关系。前者认为，任何政治群体都可以以一个“地位集团”的形式组织起来，其中，官员本身拥有自己的管理工具。这样，在中世纪，诸侯直接控制着各自辖区内的金融，并各自负责提供士兵和军事设备。古代君主将这些管理方式集中到自己手中，从而加速了现代国家机器的形成。
没有哪个官员个人拥有他所付出的金钱，或他控制的房屋、仓储、工具和武器。在当代“国家”——而且这一点是国家概念的根本——管理人员、行政官员和工人都与管理组织的物质工具完成了“分离”。[25]
这些发展是促使现代国家兴起的最重要因素。在现代国家，“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专门官僚”[26]与其管理工具的所有权完全分离了。总的来说，社会分工的发展进程是与管理工具的不断集中同步的，而且也与对官员的“剥夺”相伴相随。韦伯指出，这一点在军事组织中可以得到证明。在封建军队中，每位士兵都自己提供武器，各种类型的民兵也都属于这种情况。但在需要有一支常备军以供君主调度的国家里，比如古代埃及，一种官僚式的机构便开始形成了，其中由国王占有和提供武器和其他军事设备。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管理不断集中和工作任务的理性配置的双重影响，剥夺过程由管理工具渗透到了其他许多领域，不仅包括军事领域，还进入到其他专业分工更明确的大学和医院等机构中。由于在协调管理工作中比其他类型的组织更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这便导致了官僚制专门化的蔓延。这反过来又部分依赖于根据所持专业学历来进行的官僚任职。“只有在现代官僚化获得完全发展的条件下，才会使理性的、专门化的考试制度不可避免地置于首要地位。”[27]因此，官僚化的扩展必然导致对专家教育的需求，并日益割裂人道主义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过去使“通才”成为可能，“通才”即涂尔干所提到过的“通达而完整的人”。韦伯表达了一种基本相似的观点，认为早些时期的“文化人”正被现在接受过训练的专家所代替。既然资本主义的官僚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职能专业化的成长也就成了现代社会秩序发展的必然伴生物。(https://www.daowen.com)
韦伯认为，“官僚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是现代社会“不可抗拒”的潮流。[28]但是，正如前一章指出的，在韦伯看来，官僚化的进程日益彰显了一种张力：一方面要求管理技术的效率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人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价值受到压制。官僚制的劳动分工形成了一个“牢笼”，现代职业人被迫在里面生存：“清教徒想有个职业；我们却被迫这样。”[29]为迎合劳动的专门化以促进现代生产效率的提高，浮士德式的“通才”不得不被放弃——代之以“没有精神的专家，没有情感的享乐者”。按照韦伯的观点，主要的问题并非官僚化的进程如何被扭转，因为在一个各部门的管理都需要精确计算的社会中，这是不可能的：“于是，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对付这种机械化，才能在支离破碎的灵魂里，以及在这种完全处于支配地位的官僚式生活的理想中，保留住一点点人性？”[30]
显而易见，在韦伯看来，通过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来转化官僚化的社会生活是不可能的。准确地说，情况正好相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许多运作都是通过市场力量来实现的；而在一个社会主义化的经济中，这些都将由国家来完成，这样就要受制于官僚制的管理。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要比已经官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受制于官僚制的约束：消灭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并不能扭转这一过程，反而会进一步加速这一过程。马克思的官僚政治观点与此大相径庭，差异首先体现在马克思所建立的市场异化和技术异化之间的联系方面——也就是说，阶级结构和官僚专门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关于官僚制问题的思想实质在他早期评论黑格尔关于同一问题的著述时有所阐释。
在黑格尔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中，国家官僚制表现为“普遍阶级”（universal class），该阶级负责实现社会的总体利益，因此也就影响到了存在于市民社会中利己主义式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政府事务上的分工”，即行政部门的官僚制，构成了市民社会中人们特殊的、个体的利益与国家的普遍特征之间的组织中介。官僚制层级特点的必要性被解释为，要在市民社会中个人的“具体”利益与国家政策的“抽象”性质之间建立起合作的层面。依据考试来任命官员，然后分派到领取薪水的工作岗位中去，再辅之以非个人的道德“义务”观念，这样就确保了“普遍阶级”的成员不会“任性地追求主观目的……于是也就从这方面建立了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国家的概念和内部巩固性”[31]。然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关于官僚制的论述仅仅以一种特别直接的方式展现了黑格尔式国家概念中的一般性错误。官僚制所代表的并非普遍利益，而是一种特殊利益。官僚制权威建立在虚幻的普遍性基础上，实际上这种普遍性掩盖了一种特定的阶级利益。这样一来，国家官僚制便是管理机关，通过这一机关，统治阶级的局部权力得以制度化。因此，体现在官僚组织中的权威层级便不能形成黑格尔所界定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中介，而是有助于集中政治权力，从而使其从市民社会的公民手中“分离”出去：官僚制国家是“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32]。此外，由于官僚制具有高度整合的特点，它是一种特别不负责任的政治管理形式：“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实质：这是它的私有财产。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33]
于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国家官僚制就是官僚行政组织的典型，只有通过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之后才可能将其废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国家里——法国和德国都属于这种情况——资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而反抗贵族地主的斗争异常激烈。法国的官僚机器源于君主专制时期，1789年的大革命将其有力地向前推进了。关于官僚制的历史内涵，马克思与韦伯的某些重要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同意，欧洲官僚制国家是作为服务君主政体以削弱封建地方分权的工具而兴起的：国家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是资产阶级利益兴起的主要条件，并因此而将权力摄取在了自己手中。[34]但是，马克思认为，这并非社会生活各领域内朝着分工的官僚专门化发展的不可逆大趋势中的一部分，而韦伯却是这样认为的。在马克思看来，官僚制集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并且像资本主义本身一样，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形式。
从马克思对法国官僚化体制的一些评述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除官僚制的。在法国，这个“寄生体”获得了“一种普遍存在性，一种全知性”，这一点比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马克思对18世纪晚期以来法国官僚制的持续发展有过专门的论述：“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屏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35]但是，这种独立的官僚秩序对于维持集中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内在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将有可能“简化国家管理”，并且“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36]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中论述巴黎公社时所清楚表明的那样，这种变化方案等于将资产阶级国家一起废除。组成巴黎公社的官员将由“普选选出……并且随时可以罢免”。法官和警察也要“变为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公社代理人。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独立于市民社会政治权力的代理机构，官僚制国家就不复存在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37]
马克思的这一观点与韦伯观点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韦伯把官僚体制的发展与管理上的理性权威要求联系在一起，在这个基础之上，概括了官僚化的影响。因此，对韦伯来说，对官僚制国家的发展所做的分析为解释官僚化在所有领域中的进展提供了一个范式。然而，对马克思而言，国家行政管理中“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38]意味着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而当资产阶级国家自身被超越时，这种集中的政治权力也将被废除。马克思没有联系官僚制国家的问题来讨论工业领域的官僚化问题，但他仍然用类似的方式来论述它。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现代工厂的权威体系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要求相联系。但是，业已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工厂表明，可以创造出一种大不相同的权威结构类型，这将打破官僚等级制度。在这些合作工厂里，不再只有一种单向的权威分配。[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