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本结论章的目的是要强调，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社会学观点都牢固地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基本结构和发展趋势的不同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完全建立在下面两个相关的假设上：一方面是社会分工的扩大（以及由此而来的异化形式的衍生物），另一方面是两极化阶级结构的出现。对马克思来说，早期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首要因素是剥夺生产者对生产工具控制的历史过程。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阶级社会。资产阶级的存在以一个由不占有财产的工人所组成的从属阶级的存在作为先决条件，且反之亦然。然而，在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制度与其先前社会形式中的阶级制度都截然不同。在封建社会，支配当然是建立在对生产工具（即地产）控制的差异程度上。但是，身份（Stände）差异所体现出的封建阶级结构，并没有完全使个体脱离与共同体的关系，“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资本主义的出现把市民社会关系转换成纯市场关系：个体只是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成员，在该共同体中，个体在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中享有作为公民的权利。因此，现代社会秩序将“人的主体本质”与人类的控制相“分离”，从而把人自身的能力转为“外化”的形式。[40]工人在物质上被剥夺了生产工具——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与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制度的形成是一回事——因此，这与工人同其“类存在物”异化，与工人同其才能和技艺运用的异化是共生共长的，这些才能和技艺本来是他们在参与社会活动时可能获得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只是以异化的最大化为代价来实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用科学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解释，这大大地削弱了宗教的世界观，根据后者，现实世界最终是由神灵来统治和控制的。但是，这种形式的异化被另外一种形式取代了，在这种形式中，人被市场的经济力量所控制。“神灵准则”被“市场准则”所取代：人们的目标和意图因此似乎建立在经济力量的外部表现基础上。具体说来，这明显表现在服从社会分工的专职人（Fachmensch）的无助上。
《资本论》从经济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资本主义是一个商品生产体系，该体系的驱动力是要寻求交换价值的最大化。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基本点，而这一点甚至适用于人类劳动本身：劳动只有作为劳动力、作为抽象的能量消耗时才有价值。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直接来源于它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基础上的体制特征。维持或扩大利润率的需要与利润呈不断下降趋势的规律相对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分离（即资本主义生产是要使交换价值最大化，而非为已知的需求进行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而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则既需要劳动力不能以高于其交换价值的价格出售（这样使劳动阶级的大多数处于持续的经济困境中），也需要产生大量生活贫困的“剩余劳动大军”。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规律”（laws of movement）所导致的经济转变，既从内部改变了该体制，同时，也为它被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辩证地取代做好了准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制度的超越会带来一种新的社会发展，在该社会中，现行的社会分工将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另一方面，对涂尔干和韦伯来说，阶级结构与社会分工的不断分化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两位学者都接受现代社会形式是一个阶级社会的观点，但是他们都否认这些阶级的划分表明了阶级社会的内在本质这一观点。在涂尔干看来，“强制性”社会分工是一种“病态的形式”，但并不是社会分化本身的必然结果。当代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这样一种事实的结果：“阶级制度……不对应于或者不再对应于天然才智的分配。”[41]换句话来说，它主要是利用经济力量来实施不公平的契约，这些不公平的契约导致了阶级冲突的发生。现代社会形式中的特定阶级特征不是形成它与传统社会类型之间差异的因素，普遍的有机团结才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不应该到作为一个由有产者和无产者构成的阶级体系的“资本主义”特征中去寻找，而应该到职业分工合作的“有机”专业化中去寻找。
在涂尔干的观点看来，马克思将社会分工中的阶级结构与个人异化相联系，是因为把“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混淆了。现代社会秩序的“个人主义”与国民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哲学家所说的“利己主义”不应混为一谈：个人主义——道德上认可的劳动分工中的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伴生物。现代社会秩序特有的“病态”因素正是社会分工中缺乏道德效力的表现。这种道德效力无法得到传统资源——宗教——的保护。在一个理性化的世界中，道德控制的旧有象征和旧有形式已经过时了。因此，国家和职业团体必须成为道德上支持“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想要凭借某种社会运动而缔造一个新社会，使现行的分工发生根本性改变，并使作为一个独立政治领域的国家也相应地消失，这完全是不可能的。相反，国家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是减少失范的必要条件。对于涂尔干来说，国家当然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政治”机构，但是，只有在它保持为与市民社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统一体时，才能履行其道德职能。[42]
与涂尔干形成对照的是，韦伯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术语，[43]但他对现代社会形式的基本特征的界定一样不同于马克思。在韦伯看来，理性计算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的主要因素，一般说来，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是现代西方文化最本质的属性。马克思形容为资本主义支点的阶级关系事实上只是更为普遍的理性化的一个因素而已，普遍的理性化使“剥夺工人生产工具”的进程延伸到当代社会的大多数机构中。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会给工人阶级带来经济收益，但只有在官僚制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官僚化的社会分工所带来的人性的“分割”是这种人类行为理性化的必然产物。世界的“去魅”既是理性资本主义出现的前提条件，又因为它的出现而得以完成，这将先前仅是人类活动“手段”的东西（专门职业中对利益的理性追求）转变为人类活动的“目的”。[44]
在一个基于例行化分工而组织起来的社会世界中，体现个人自主性和自发性的途径被限制在社会机构的有限空间里。[45]在当今世界，任何别的事情都在逃离理性的非理性控制。一个“无法忍受时代命运”的个人可以在已有的宗教或在新的神秘主义形式中寻求庇护，但这些都只能是对现代社会秩序的要求的一种逃避。韦伯自己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要求与这种分析紧密契合：一个面对“时代命运”的人应当具有“正视现实生活时训练有素的冷静，以及面对该现实以及内在地适应该现实的能力”。[46]
因此，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并不形成解决这种“矛盾”的历史必然性。相反，理性化的推进虽然创造了极其充裕的物质财富，[47]但也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文明的特有价值观（即自由、创造性和主动性）与禁锢现代人的“铁笼”这一现实之间的分离。
[1]WYM，p.401；We，vol.3，p.5.
[2]如参阅John Horton：“The de-humanisation of anomie and alienation“，pp.283-300；Sheldon S.Wolin：Politics and Vision（Boston，1960），pp.399-407；更加详尽的论述见Steven Lukes：“Alienation and anomie”，载Peter Laslett和W.G.Runciman：Philosophy，Politics and Society（Oxford，1967），pp.134-156
[3]L'évolution pédagogique，p.21.
[4]RSM，pp.121 & 124.
[5]Su，p.360；另参阅DL，vol.11，272-274 & 403-404。
[6]DL，p.399；“虽然小孩天生是个利己主义者……文明的成人……有许多与官能需求无关的观念、情感和实践行为。”Su，p.211.
[7]SW，vol.1，p.94.
[8]人们常常在弗洛伊德与涂尔干之间进行过于表面化的比较，这也忽视了涂尔干对人类需求的历史和社会特性的强调。在相关的方面，涂尔干的观点与霍布斯的观点有多大程度的可比性，这取决于后者实际上对自然状态所持的看法。参阅C.B.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London，1962），pp.L9ff。
[9]SW，vol.1，p.187；亦参阅对施蒂纳利己主义哲学的批判，GI，pp.486-495。
[10]Holy Family，p.163；马克思也认为，市民社会中个人的“原子的”地位被契约和财产的规范正当化了。与封建社会形成对照的是“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p.157）。
[11]Philosophy of Right，ed.Knox（London，1967），p.230；关于韦伯的“自由”观念，参阅其在GAW中对罗舍尔和克尼斯的评述。
[12]EW，p.158.
[13]“The dualism of human nature”，p.339.
[14]这并不确切地对应于马克思区分的异化的各种含义，而是为本章论述提出的一个基本区分。
[15]EW，p.181；We，Ergd，p.557.
[16]DL，p.371.
[17]DL，p.373；DTS，p.365；对于涂尔干观点的批评，参阅Georges Friedmann：The Anatomy of Work（London，1961），pp.72-81以及全书各处。
[18]然而，恩格斯提出的观点与涂尔干的很接近，参阅Engels：“On authority”，SW，vol.1，pp.636-639。
[19]DL，p.41；DTS，p.4.
[20]L'évolution pédagogique，pp.374ff；涂尔干还在别的地方说过：“在《社会分工论》中，我们评估了古典人文道德的理想，即做文明人的道德理想：我们表明了，这一理想在当今是如何被视为越来越不合时代潮流的，以及一种新的理想如何随着社会功能的日益专门化而形成和发展。”AS，vol.10，1907，p.355.
[21]GI，p.495；黑格尔和席勒（通过黑格尔）的影响在此显而易见。参阅席勒的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1795）（Oxford，1967），pp.31-43（第六封信）。
[22]参阅Thilo Ramm：“Die Künftige Gesellschaftsordnung nach der Theorie von Marx und Engels”，Marxismusstudien，vol.2，1957，pp.77-179。
[23]Gerth and Mills：“Introduction：the man and his work”，FMW，p.51.
[24]FMW，p.138.
[25]FMW，p.82.
[26]FMW，p.88.
[27]ES，vol.3，p.999；WuG，vol.2，p.585；另参阅GASS，pp.500-501。
[28]GASS，p.413.(https://www.daowen.com)
[29]PE，p.181；当今个体工人是官僚制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而他“只能问自己，能不能由这个小齿轮进步到一个大一些的齿轮”。GPS，p.413.
[30]GASS，p.414.
[31]马克思引自黑格尔，WYM，p.181。
[32]SW，vol.2，p.32.
[33]WYM，pp.185-186；参阅Iring Fetscher：Karl Marx und der Marxismus（Munich，1967），pp.164-173。
[34]SW，vol.1，p.516.
[35]SW，vol.1，p.333.
[36]SW，vol.1，p.284.
[37]SW，vol.1，p.519；参阅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的评论，We，vol.17，pp.538-549。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Ibid.p.545）。
[38]SW，vol.1，p.516；马克思在涉及政府机器官僚化问题时，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体制所做的阐述与韦伯的观点极为相似。因此，在讨论19世纪的法国时，马克思指出，“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作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We，vol.17，p.539.
[39]Cap，vol.3，p.431.
[40]We，vol.1，p.285.
[41]DL，p.375；DTS，p.368.
[42]PECM，pp.55-69.
[43]参阅Parsons：“Capitalism in recent German literature”。
[44]见Karl Löwith：“Max Weber und Karl Marx”，Archiv für Sozialu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vol.67，1932，part 1，p.85
[45]因此，韦伯强调指出：“我们最伟大的艺术都是精巧细致的，而不是雄伟巨大的，这绝非偶然。今天只有在最小和最亲密的圈子内，在人类交往的关系中，在极弱地演奏的乐章中，才有某种相应于先知性神灵的东西在搏动，这不是偶然的，在过去的时代，先知性神灵像燃烧的木柴一样把广大公众融合在了一起。”FMW，p.155.
[46]FMW，pp.126-127；参阅Löwith：“理想型‘建构’以一种明显‘去魅’的人性为基础……”Löwith，part 1，p.75.
[47]“《共产党宣言》相当正确地强调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企业的事业在经济上——而非政治上——的革命性质。”GPS，p.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