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与传教士关系的转变与《钦命传教约述》成书的背景
由于传教士在治理历法、制造大炮和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在1692年,康熙授意顾八代等人发布了宽容诏(Edict of Toleration),容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此后天主教在中国进入了一个环境相对宽松的时期。
清初平定三藩之乱后,特别是从1684年以来,康熙六次南巡,接见传教士是南巡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之一可能是想了解西洋来的消息。由于康熙对葡萄酒和奇器颇感兴趣,于是传教士经常向他进献西洋物品;在收下礼品之后,康熙通常给予传教士非常丰厚的回报,或回赠礼品,或赏赐食物。
康熙南巡时,当时在浙江、江苏的传教士反应非常积极,如1699年,杭州天主堂的意大利神父潘国良(E.Laurifice,1646—1703)就专程到无锡迎候圣驾,并受到了康熙的接见,康熙还给他一百两银子,以重建1692年被火焚烧的天主堂,当时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Bouvet,1656—1730)、张诚(J.-F.Gerbillon,1654—1707)也到了杭州。1703年,康熙为视察河工,南巡到杭州,当时在天主堂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郭天宠(J.Baptista,1654—1714)和法国耶稣会士习圣学(J.-C.-E.F.de Broissia,1660—1704)专门迎驾,并送上西洋物品(西药)。1705年,康熙再次南巡视察河工,杭州府天主堂的耶稣会士艾斯玎(A.Barelli,1656—1711)、湖州府天主堂耶稣会士隆盛(G.Melon,1666—1710)、严州府天主堂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孟輗(F.de Montigny,?—1742)迎接康熙,并献上日月星钟天文比例尺、日晷等物品。康熙在西湖行宫期间,萧山县天主堂的何纳笃(G.D.Mezzafalce,1661—1720)、衢州府天主堂的多明我会会士艾毓翰(J.Astudillo,1670—1714)也献上方物,以上材料均出自《熙朝定案》。《熙朝定案》还多次记载了南巡时康熙和传教士之间的问对,以及康熙对他们表示的好感和关怀。(https://www.daowen.com)
1705年12月教皇特使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抵达北京,使得形势急转直下,礼仪之争达到了高潮。由于多罗在南京发布敕令,禁止教徒祭祖祭孔,使矛盾更加激化,最后被关押在澳门达三年之久,并囚死于澳门[13]。多罗来华的结果,不仅造成清廷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紧张关系,亦使康熙对传教士的信任和关爱远不如前。康熙发布敕令,传教士只有得到清廷颁给的“执照”(票),遵守“利玛窦规矩”,保证永远不回欧洲,才能在中国长住,并得到清廷的保护。在这种形势下,绝大多数耶稣会士都领了票,其他教派的部分传教士也领了票,但由于某些传教士为服从本会的会规,拒绝领票,因此清廷不准他们在内地居住,被逐至广州或澳门。一时间原本颇有生机的传教事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传教士在教廷的严命和朝廷的高压之间尚不知何去何从,中国教徒则更是人心惶惶。于是,反教风潮也乘机抬头,迫害传教士和信教人士。张星曜等人所著的《钦命传教约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书的。
《熙朝定案》实际上记载了清廷一度对天主教的优渥恩宠,传教士及其教徒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其目的正是为了向世人昭示康熙帝和朝廷对传教士的厚爱,使得反教人士不敢过于猖狂。因此《熙朝定案》出版后具有很大的宣传作用,甚至到道光年间还被再版。张星曜《钦命传教约述》的写作目的,在这一点上和《熙朝定案》是共同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目的在当时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紧迫而必要。为天主教正名,借重朝廷来弹压反教舆论,正是这部著作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