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外法权与国民思想能力之关系［1905年3月6日］

治外法权与国民思想能力之关系[1]［1905年3月6日］

中国国内各租界，外人有领事裁判权，亦称之为特别之治外法权。若上海一地，有完全之混成裁判者，混成裁判者，以驻在领事之团体行司法权，各国所施诸埃及者也，今上海正属此类。此权之尤为发达者也。其余若已经割弃之香港、澳门，及密迩内地之南洋、日本，虽不属治外法权之范围，然我国人居留者甚多，与内地有切密之关系，而政府之权不能及焉。吾本论并此等诸地总论之。此等诸地，果为中国之福乎？抑为中国之祸乎？若香港、上海诸地，为国体之大耻辱，此自属别问题，尽人皆知，无待言者。殆不可一概论。

平心论之，此诸地为新思想输入之孔道，章章不可掩也。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为文明普及不可缺之条件，尽人知之。而在专制国法律之下，跼天踏地，激词讽刺，辄已得咎。我国数千年来，未必绝无怀抱异想之人，而不能滋长其萌蘖[2]，公表之以贡献于社会者，势使然也。数年以来，交通渐开，以自力求得新智识者于外界者，日有其人，而复得此诸地为根据，可以大声疾呼而无所忌惮，故纠弹抨击之言，日腾于报章，恢诡畸异之论，数见于新籍。取数千年来思想界之束缚，以极短之日月而破坏之、解放之，其食此诸地之赐者，不可谓不多也。

虽然，思想一方面，日见涨进，能力一方面，日见萎缩，则亦受此诸地之影响者最多。夫病者而呻焉，劳者而歌焉，其所患不缘此而治也，而一呻一歌之际，其目前之苦痛，则既略减。故夫处专制政治之下者，苟并其言论自由而束之，使不得发舒，则其怨毒将悉蓄于腔，而日以增益。于斯时也，则怀抱新思想者流，生出两派焉。其志行薄弱者，不厌世则发狂，而销磨淘汰以去；其志行坚强者，则以愤郁之深，而务从实事上以自救其苦痛，于是能力出焉。若于言论上犹有余地以恣之，则愤已略泄，而气已稍矣。故或以能言论为义务之已尽，而实行之心力，因以减杀，此一患也。其不能言论或不好言论之人，宜若汲汲于实事，但其任事之始，其心目中已有一外国或租界为之逋逃薮。一旦风吹草动，则以三四五金之旅费，三四五日之里程，可以自庇于上海。更倍之，则香港、南洋、日本，鸿飞冥冥，能有矰缴，靡所施矣。孟子曰：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以今日之政府，其行政法之粗疏，已不足以陶铸志士之思虑，而复有此等至便利至密迩之治外法权地以为之尾闾，则安能危而安能深也？故志士之任事者，非必其初志之虚而不实也，非必其天才之果不如人也，而坐是之故，其思虑绵密之一点，必不能发达。吾昔闻人言，久居纽约者，其眼必加利，因车马太阗塞，眼钝而行路难也。若夫居旷野者，眼官之用不劳，而效力亦减矣。今中国志士能力之萎缩，其理由亦犹是而已。日本维新前党祸之起，西乡月照辈见窘于政府，舍投海自湛外无他途。故其人不反对政府则已，苟反对政府，则已自处于淮阴背水阵中，舍“死”与“胜利”二者之外，更无他途。今日中国志士之地位，可以失败而不死，故失败者踵相续也。此又一患也。

夫必谓此诸地于中国之前途，有百害而无一利，此诚不免矫激之论。以中国民智之窒闭，民气之脆弱，积之已数千年，不有言论，何以唤起多数之同情？若绝无逋逃之地，则政府方将于其萌蘖[3]焉而摧拉之，而后此之发达，亦终不可期。故有此诸地以为之过渡，安得非福？今过渡之时代，既渐去矣，过渡之事业，其可以已矣。吾国人若犹狃于前此之地位，则恐其竟漂泊于中流以终古也。

虽然，乃者一年数月以来，则此诸地者，其性质将生一变象。昔之言论自由者，今干涉或过于内地矣；昔之逋逃最适者，今国事犯充狱中矣。自今以往，为本国专制权与外国专制权嬗代之时代，其或者磨炼我国志士之时机已至乎？是又祸与福相倚之一端也？(https://www.daowen.com)

因感《警世钟》及《警钟日报》之狱，再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