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族革命实可以达政治革命之目的者也
欲知此小前提正确与否，不可不先取政治革命与种族革命之两概念而确定之。
（一）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二）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盖苟非诉于武力，而欲得种族上之政权嬗代，则必其现掌政权者，三揖三让以致诸我，然后可，然此必无之事也。陈君之意，似冀其有此，此俟下方别辨之。故非用武力，不能得种族革命，明也。而其武力苟未足以颠覆中央政府，则不成其为革命，又无待言。
此两概念者，又无论何人不得不承认者也。既承认矣，则“人民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之一概念，与“变专制为立宪”之一概念，果有何种之关系，是不可不以严密之归纳论理法说明之。
立宪有两种：一曰君主立宪，二曰共和立宪。苟得其一，皆可命曰政治革命，则试先取“人民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之一概念与“君主立宪”之一概念，而求其因果之关系。君主立宪，必以先有君主为前提，而革命前之旧君主既灭，则所谓君主者，其必革命后之新君主也。革命后以何因缘而得有新君主，则吾中国二千年来历史上之成例，不可枚举。一言蔽之，则陈君所谓“同时并起，势均力敌，莫肯相下，非群雄尽灭，一雄独存，而生民之祸终不得息。以数私人之竞争，而流无数国民之血，若是，则亡中国者，革命之人也”，撷述君所著《中国革命史》第□[2]章第三节中之语。可谓尽抉其弊矣。信如是也，则“立宪”二字，将来能至与否未可期；而“君主”二字，当下已先受其毒也。信如是也，则无论彼欲为君主之人，未必诚有将来立宪之志愿，即使诚有之，窃恐志愿未偿，而中国已先亡也。若是乎，人民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其与君主立宪制，无一毫因果之关系。此吾所敢断言，而当亦凡持种族革命论者[3]之所同认也。故此问题殆不必辨，而所余者，惟有共和立宪制之一途。
人民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其与共和立宪制，有无正当之因果关系？此其现象甚复杂，非可以一言决也。吾于所著《开明专制论》第八章，剖析既略尽，今更补其所未及。
欲决此论，又不可不先取共和立宪之概念而确定之，吾示其界说有二：
（一）共和立宪制，其根本精神，不可不采卢梭之国民总意说，盖一切立法行政，苟非原本于国民总意，不足为纯粹的共和也。
（二）共和立宪制，其统治形式，不可不采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论，盖非三权分立，遂不免于一机关之专制也。
以上二端，精神形式，结合为一，遂成一共和立宪之概念，此概念谅为言共和立宪者所能承认也。既承认矣，则吾将论此概念之能实现与否，及其能行于种族革命后之中国与否。
第一，卢梭之国民总意说。
此说万不能实现者也。夫所谓国民总意者，当由何术而求得之乎？用代议制度耶？决不可。今世各国行代议制度者，非谓以被选举人代表选举人之意见也。故代议士之意见，与选举代议士之人之意见，常未必相同。然则以代议士之意即为国民总意，不可也。故欲求总意，则举凡立法行政，皆不可不付诸直接投票。卢梭亦以为必如瑞士，乃可谓之真共和，亦以此也。虽然，瑞士蕞尔国也，而内部复析为联邦之本位者二十二，夫是以能行直接投票，顾犹不能常行。若在他稍大之国，能行之乎？必不能矣。故国民总意之难实现者一也。复次，即行直接投票，又必须极公平而自由，万一于有形无形间，有威逼之者，或愚弄之者，使其不得为本意之投票，则所谓总意者，缪以千里矣。故国民总意之难实现者二也。复次，即直接为公平自由之投票矣，遂能真得总意乎？“总”之云者，论理学上之全称命题也，必举国中无一人不同此意，然后可。苟有一人焉，仍不得冒“总”之名也，而试问横尽虚空，竖尽来劫，曾有一国焉，其国民悉同一意见，而无一人之或歧异者乎？必不能也。不能，则所谓“总”者，仍不过多数与少数之比例。多数而命之曰“总”，论理学上所决不许也。故国民总意之终不能实现者三也。于是乎所谓国民总意说，不得不弃甲曳兵，设遁词焉，而变为国民多数说。
则又诘之曰：所贵乎国民多数者何为乎？彼必曰：多数之所在，即国利民福之所在也。虽然，此前提果正确乎？吾以为多数之所在，时或为国利民福之所在，而决不能谓必为国利民福之所在。集一小学校数百学童而询之曰：若好弄乎？若好学乎？而使之以自由意志投票，吾知其好弄者必占大多数也。而以多数之故，谓好弄即为学校之利学童之福焉，决不得也。盖国家自身，别有一伟大目的焉，高立于各人民零碎目的之上，而断不能谓取此零碎目的捆为一团，即与此伟大目的同物，尤不能谓零碎目的之多数，即与此伟大目的同物也。故国民总意，微论其不能实现，即实现矣，而未必遂可为政治之鹄。若夫国民多数，固可以实现，然遂以为政治之鹄，则其于理论上基础之微弱，抑视总意说更不逮也。质而言之，则谓多数所在，即国利民福之所在者，不过属于抽象的观念，而多数果足为政治之鹄与否，更当就其国民自身之程度以求之，非可漫然下简单的断案也。
然而共和政治，舍多数说外，固无复可以立足之余地，则吾请让一步，姑承认焉，曰多数者恒近于国利民福者也。虽然，吾于此不得不补一前提焉，曰所谓多数者，必以自由意志之多数为断，苟非自由意志之多数，非真多数也。此前提当亦为读者所同认也。则试诇诸历史，见夫国民多数之意志，有时方在此点，乃不移时而忽转其方向，尽趋于正反对之彼点者，则两者皆其自由意志乎？抑皆非其自由意志乎？抑一自由而一不自由乎？以例证之：如法国大革命时，马拉、丹顿、罗拔士比，宣告国王死刑，乃至并最初提倡革命、实行革命之狄郎的士党，取而尽屠之，而得巴黎市民大多数之同意。未几，马拉被刺，丹顿及罗拔士比骈首就戮，而亦得巴黎市民大多数之同意。其果前后皆出于自由意志乎？何变化之速也。此无他焉，盖有从有形无形间丧其自由者也。所谓有形间丧其自由者何也？一党派之势太鸱张，而其人复狞悍，中立者惮焉，不得不屈其本意以从之也。所谓无形间丧其自由者何也？外界波谲云诡之现象刺戟其感情，而本心热狂突奔，随之以放乎中流，而不复能自制也。
夫自由意志云者，谓吾本心固有之灵明，足以烛照事理，而不为其所眩。吾本心固有之能力，足以宰制感觉，而不为其所夺，即吾先圣所谓良知良能者是也。眩焉夺焉，是既丧其自由也，内心为外感之奴隶也。于彼时也，吾所谓意志者，已不能复谓为吾之意志，及移时而外界之刺戟淡焉，而吾本心始恢复其自由，故前此之意志，与后此之意志，截然若不相蒙也。然又必外界之刺戟淡，而自由乃始得恢复耳。若外界之刺戟，转方向而生反动，则吾本心又可以随之而生反动，而复放乎中流，脱甲方面之奴籍，复入乙方面之奴籍，而所谓真自由者，不知何时而始得恢复。故波仑哈克氏谓以革命求共和者，恒累反动以反动，亦为此而已。此实人类心理学上必至之符也。
由此观之，则欲求得自由意志之真多数，其难也如此。而当人心骚动甚嚣尘上之时，愈无术以得之，章章然也。彼持共和立宪论者，苟承认国民多数说以为前提也，则当种族革命后，果有何道以得自由意志之真多数，吾愿闻之。
犹有疑此理者乎？则去年东京学界罢学之现象，最足以相证明。彼事件早已过去，吾非欲再提之以翘人之短。但其事之性质绝相类，以小例大，最可以为吾人前车之鉴，能惩前毖后，则此事件其亦于前途有影响也。则试以留学生总会馆比政府，以留学生全体比国民，甚相肖也。其所争者，为文部省令问题，若以例国家，则政治上一问题也。总会馆上书公使，争论第九、第十条之利益范围，即法国革命前之改革也。而所争者不能满多数留学生之意，于是有联合会起，犹法人不满于政府之改革而起革命也。初时胁执行部干事，使为取消之决议，犹法人胁国王承认其宪法也。未几总干事及其他执行部之人多逃焉，犹法王之逊荒也。联合会遂取总会馆而据之，以决意见发布告，则革命大功告成，而立法行政权，皆归革命党掌握也。而纠察员，则新共和政府之警察；敢死队，则新共和政府之军队及司法官也。于彼时也，幸而所谓总干事者，能藏身远害，未尝为此巴黎市民所弋获，然固已侦骑四出矣。万一不幸，而如路易十六之遁英未出境，被国民遮留而返之，则遂变为断头台上之路易第十六，亦意中事也。盖彼时之国民，其计较是非利害之心，早置度外也。又幸而此新共和政府，无执行刑罚之权也，使其有之，则浃旬之间，八千人不屠其半，亦屠其三之一也。闻者疑吾言为过乎？苟亲当其境者，必能知其时之国民心理，实如是已。幸其无此权，故不生大反动，使其有之，则反动必起，而所屠余之半或三之二，又将起而屠昔之屠人者。法人所以赤巴黎全市，而棼乱亘十余年不定，盖以此也。
在当时新共和政府之党人，即联合会。固自以为国民总意也。即留学生全体总意。夫总意固决非尔，若其为多数，则较然不能掩也。吾闻诸当时学界中人曰：实非多数，仍少数耳。然彼云停课，则竟全体停课；云退学，则竟几于全体退学；云归国，则两旬之间，归国者遽逾二千。而其时组织维持会与之相抗者，会员乃仅得二十七人。就形式上论之，谓其非大多数焉不得也。夫彼其本无大多数之实，吾亦信之，顾何以竟能有大多数之形？则其原因甚复杂，由是以细察焉，实最有益之研究也。彼其发表公意之机关，未尝严肃整备，今日甲校集议，曰全体退学；明日乙校集议，曰全体退学。今日甲省集议，曰全体归国；明日乙省集议，曰全体归国。
究之所谓全体云者，不过由主动者若干人强名之，并未尝为正式之投票，其果为全体之自由意志与否勿问也，其所以能得多数者一也。又其发表公意之方法，未尝公平自由。有欲为反对的演说者，则群起而哗之；有欲为反对的投票者，则示威而胁之。于是有怯懦焉而不敢与竞者，有顾全大局而不屑与较者，则自屈其本来之自由意志，而姑从彼，其所以能得多数者二也。此皆所谓有形的干涉也。然犹不止此，其势力之最可怖者，则一般之人为感情所刺戟，其良知不复能判断真理，其良能不复能裁制外感，冥冥之中，全失其意志之自由，随波逐流，而入于洄渟之深渊，不自知其非，不自知其害也。夫不自知其非，不自知其害，犹可言也，乃感情刺激之既极，则至有明知其非、明知其害，而犹徇感情而不恤其他者，比比然矣。故其为说曰：“一错便错到底。”曰：“一错便大家错。”盖至是而不惜以感情枉真理焉矣。此其[4]所以能得多数者三也。迨乎浪去波平，畴昔主动者，既不复能占势力以为有形的压制，而感情刺戟之相压于无形者，亦既消灭。夫如是而后层层之束缚解脱，而自由意志，始再见天日焉。试在今日，任举一当时最激烈之留学生，叩以前事，度未有不爽然自悔，哑然失笑者，是可知其后此之意志为自由，而证前此之意志非自由矣。然幸而无反动耳，倘有反动，则他方面之层层束缚其所以相压者，亦一如其前，而所谓真自由者，未知何时而始得平和克复也。
以上吾解释东京学界罢学时代之物界心界两现象如此，闻者其肯承认否耶？若不承认，吾愿别闻其解释；苟承认也，则当思国民自由意志之真多数，诚不易觏，纯粹的共和政治，诚不易行，而当国家根本破坏摇动、人心骚扰甚嚣尘上之时，愈益无道以得之，章章明甚也。夫学界事件，则其小焉者也，然学界中人，又一国中文明程度最高者也，而犹若此，其他则更何如矣？
若我国民能以武力颠覆现在之中央政府，而思建一共和新政府乎，则其现象当何如？吾欲得正当的解释，又不能不先立一前提，前提维何？曰：最初主动占优势之人，不过属于国民之一小部分，而其余大部分之人，不能与彼同意见是也。譬如将全国民意见，区为甲乙丙丁等诸部分，其主动者，最多不过能占甲部分耳，其余乙丙丁等诸部分，虽乙部分意见，未必与丙丁同，丙部分意见，未必与乙丁同。要之，其对于甲部分之意见，亦各各不与彼相同，此自然之势也。于斯时也，甲部分之人既得政，则不能无所建设无所更革，苟不尔，则不能谓之政治革命，而与共和之初意相悖也。既有施设有更革，则与之异意见之人，必交起而与之相抗，又不可避之数也。
吾所立前提之界说如此，若有不承认此前提者乎，其说必曰：“以我之意见如此其高尚美妙，岂有他人而不同我？”虽然[5]，此幻想也。去年学界之主动者，曷尝不自以其意见为高尚美妙，而真为高尚美妙与否，局中者宁能自知之？且即使真高尚美妙矣，而各人有各人之主观的判断，万不能以我所判断而强人也。
即如近者自号革命党首领某氏，持土地国有主义，在鄙人固承认此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然试问今之中国能行否乎？即吾信其能行，而谓他人皆能如吾所信乎？此如去年学界主张归国办学，吾安能不承认其为高尚美妙之主义？然能行与否，及能使人人同此主张与否，则终不能不听诸外界之裁择，非可以一部分人之意见例其他也。况乎寻常人之表同情于一主义也，恒非问其主义之是否高尚美妙，而先问其主义是否与我之利害相冲突。故凡一主义，苟有与某部分之人利害相冲突者，则某部分之人，必起而反抗，此万不能逃避者也。而当夫初革旧政体建新政体时，其政策必与旧社会一大部分之人利害相冲突，此亦万不能逃避者也。信如是也，则吾所立前提，既极正确，无论何人，殆不能不承认。
既承认矣，则新共和政府，对于彼反抗者，将以何道处之？最不可不深长思也。其在君主立宪国，固不能无冲突、无反抗。然当其未立宪以前，已经过若干年之开明专制时代，于其间既已能缓融此冲突，而减低其程度，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拾级而升，又不至助长此冲突而骤高其程度。其所以处之者，既稍易矣，而使其立宪而如德国、日本，仍含有变相的开明专制之精神，政府不必定得国民多数之同意，乃能行其职权，则其所以处之者益更易。若种族革命后之共和立宪则大不然，昨日犹专制，而今日已共和，如两船相接触，而绝无一楔子以介于其间，则其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显然易见。然既已名为共和，则不可不以国民总意为前提，否亦以国民多数为前提，苟蔑视多数焉，则已不能命之曰共和矣，而新政府之意见，又不过为国民一小部分之意见，而其他大部分皆与之反对，其必不能得多数，无待言也。于是新政府不能不运全力以求多数，盖非得多数，则所持意见万不能实行，而政府且一日不能存立，盖共和立宪之性质然也。
如彼去年学界，必欲得所谓全体归国多数归国者，然后可以拱卫其所主张，亦性质然也。然则何术而能得多数耶？则必或用直接间接手段，以干涉其发言权、投票权，或从种种方面，弄小小伎俩，以刺戟其感情，使益涨于高度，迷其故常，而饮新政府之狂泉，于是乎渐得多数。夫用直接间接手段以干涉，既已惹起一般之不平，而为新政府之隐患。弄小伎俩以刺戟其感情，始焉未尝不见小效，而感情既奔于极度，则又非复新政府所能裁抑。如跅弛之马，既已奔逸，宁复衔勒之所得驭？是又为新政府之隐患。而况乎所谓渐得多数者，亦不过多数云尔，无论如何，总不能得全体，必仍有最小之部分焉。有强毅之意志，而抵死不肯屈从，而其人又必为旧社会中之有力者也。
如去年联合会势力披靡全学界之时，而犹有维持会之二十七人，此亦自然必至之符也。于彼时也，新政府之人，若不能降伏此小部分之强毅者，则其地位终不能安。故不得不滥用其运手段所得之多数威力，而蹙彼反对者以不堪。此非好为之，而骑虎之形，固不得不尔也。蹙之既极，而反动起焉。彼新政府既伏有种种之隐患，故强毅之反抗者乘之，而遂蹶，无论迟早，终必有蹶之一日也。其既蹶也，则前此强毅之反抗者代之。代之者既蓄怨积怒，而加以前此一般被干涉者之不平，又加以刺戟于感情者，既为失其故常之热度，则其所以还施于前政府者，往往视前政府而尤甚，亦必至之势也。于是反动复反动，皆循此轨以行，速则数岁，迟则数十年，而未能宁息于彼时也。
甲、乙、丙、丁诸部分之人，竞政权于中央，而他事皆不遑及，有武人拥兵于外，如该撒、拿破仑其人者，则俟狺狺群犬两毙俱伤之时，起而收渔人之利，以行共和专制。若无其人，则各地方当骚扰凋瘵之后，秩序已破，而复乘中央政府之无暇干涉，则群盗满山，磨牙吮血，举国中无一人能聊其生。若无外国乘之，则俟数年或十数年后，有刘邦、朱元璋起，复于君主专制。若有外国，则不俟该撒、拿破仑、刘邦、朱元璋之兴，已入而宰割之矣，于是乎其国遂亡。呜呼！言念及此，安得不股栗也。呜呼！读者试平心静气以察之，鄙人所言，其果合于论理否耶？如其不合也，愿读者有以教之，如其合也，则请公等于种族革命后建设共和立宪制之论，稍审慎焉，乃可以出诸口也。
问者曰：然则主动者，或具极高尚之人格，届时自审不能得多数也，则奉身而退，让诸他之多数者，其可以免此患乎？应之曰：不然。其事固不能行，即行矣，而其患亦不能免也。所谓其事不能行者何也？夫所谓最初主动占优势之人。质言之，即革命党首领其人也。既排万险、历万难以颠覆中央政府，其本心岂非以旧政府可愤可嫉，故为民请命而颠覆之也？当其初成功也，旧政府之气焰，尚未遽绝，盖犹有余烬焉。故当时除革命军占最优势之外，其占次优势者，仍旧政府党人，而此外未有第三之势力焉能与之敌者。革命党若曰：吾既覆旧政府，而吾之责任毕矣，急流勇退，而一切善后，听诸国民，则起而代之者，必占次优势之旧政府党人也。其必释憾于革命党，而党员生命供其牺牲焉，固意中事。不宁惟是，革命事业，一切随而牺牲。然则前此之扰扰也，奚为也哉？故新政府初建，而革命党中人，必不能不出死力以自壅植其权力，势则然也。
今让一步，而曰主动人奉身以退，而国权或仍可以不落旧政府党之手，然吾犹谓其患终不能免者何也？盖让政权于他部分之人，而其不能得多数，亦与我同也。如甲部分让诸乙部分，而乙部分复有甲丙丁三部分与之立于反对之地位，让诸丙丁部分亦然。故无论何部分，皆不惟不能得总意，并不能得多数，势使然也。吾闻诸粹于政学者之言曰：凡非在历史上有久发达而极强固之两大政党者，其国万不能有多数政治。夫政党而必限以两者何也？必全国中政治之原动力，仅划然中分为两中心点，然后有多数少数之可言。盖非甲多于乙，则乙多于甲，甲多于乙则甲为政，乙多于甲则乙为政，而非若党派纷歧之国，甲为政而乙丙丁等从而挠之，乙为政而甲丙丁等从而挠之也。故现在全世界中，以多数少数而进退执政之国，惟英美两国能行之而蒙其利，其他则皆利不足以偿害，德国、日本非以多少数进退执政者。皆此之由。(https://www.daowen.com)
夫一国政治动力集于两大政党，此决非可望诸未有政治思想、未有政治能力之国民，而秩序新破时更愈不能望也。然则最初主动占优势之党派，虽复高蹈善让，而终不能免此危亡。此无他，共和立宪制，实不适于此等国家与此等时代，而非关在位之人之贤不肖何如也。
然则在历史上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则国本其庶可定，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是也。而我国三千年间之历史，大率当鼎革之初，靡不严刑峻法以杜反侧，越再三传，人心已定，而始以仁政噢咻之，其理由皆坐是也。于彼时也，而欲慕共和之美名，行所谓国民总意的政治、国民多数的政治，则虽有仲尼、墨翟之圣，而卒无以善其后也。夫既不能不仍用专制，且不能不用倍蓰之专制，则其去政治革命以救国之目的，不亦远乎？
第二，孟德斯鸠之三权分立说。
此说亦万不能[6]实现者也。此其理，近世学者固多言之，吾于所著《开明专制论》第七章亦曾述之。然寻常学者之言其流弊也，不过谓机关轧轹而缺调和，谓施政牵制而欠圆活。夫此犹为民政基础已定之国言之耳，若新造时，则其弊犹不止此，盖危险有不可思议者焉。请言其故：凡一国家，必有其最高主权。最高主权者，唯一而不可分者也。今三权既分矣，所谓最高主权者，三机关靡一焉得占之，然则竟无最高主权乎？苟无之，斯不成国矣，既有国家之形，则必有之。然则三权分立之国，其最高主权安在？曰：仍在国民之自身而已。于是不得不复返于国民总意之说。所谓国民总意，即最高主权也，总意既不能得，则国民多数即最高主权也。于是多数之国民，对于立法、行政、司法之三机关，而皆可以行其总揽之权，何也？彼诸机关皆吾所命耳，一旦拂吾意焉，吾即可以易置之，盖其根本精神，应如是也。
论者或责备去腊东京学界中人，谓总会馆之干事也，评议员也，皆彼等以自由意志用多数投票而公举者也。既举之矣，而不肯服从其意见，何也？吾以为此所谓责其不当责者也。夫谓吾既举之而即当服从之者，霍布士之说也，最高主权，移于他方也。若卢梭说，则最高主权，无论何时，而皆保存于国民之自身也。夫既已三权分立矣，则最高主权非在国民自身而何在也？故吾昨日可以自由意志选举者，明日即可以自由意志而取消也。故如瑞士之制，随时得以国民五万人之同意，遂行全国普通投票，得多数取决，即可取国家根本法而变更之。盖共和制之真精神，实在是也。然此惟如瑞士者能行之耳，若夫在不惯民政而党派纷歧、阶级纷歧、省界分歧种种方面利害互相冲突之国，则惟有日以此最高主权为投地之骨，群犬狺狺焉竞之。而彼三机关者，废置如弈[7]棋，无一日焉得以自安已耳。盖随时拈一问题，可以为竞争之鹄，而国民复无判断真是非、真利害之能力，野心家利用而播弄之，略施小伎俩，即可以刺戟其感情，而举国若狂。故所谓多数者，一月之间，恒三盈而三虚，彼恃多数之后援以执政权者，时时皆有朝不保暮之心，人人皆怀五日京兆之想，其复何国利民福之能务也。
夫去年东京留学生总会馆之旧政府，其初意，岂料以区区文部省令之问题，而遂致颠覆也。而竟以颠覆，盖千金之堤，溃于蚁穴，非人力之所能虑及也。夫留学生总会馆之政府，惟有义务而无权利，故人无所歆焉尔。若夫一国之政权，则无论文明国、野蛮国之人，皆所同欲也，而况在教育未兴民德未淳之国，人人率皆先其私利而后国家之公益，今也倾轧他人而自代之也，既如此其易，夫安有不生心者乎？更檃括言之，则三权分立之政治，即最高主权在国民之政治也。而最高主权在国民之政治，决非久困专制骤获自由之民所能运用而无弊也。准是以谈，则虽当革命后新建共和政府之时，幸免于循环反动以取灭亡，而此政体，终无术以持久，断断然矣。不持久奈何？其终必复返于专制。或返于共和专制，或返于君主专制。然则其去政治革命以救国之目的，不亦远乎？
彼极端激烈派之不喜闻吾言者，必曰：子曷为频举法国之前事以相吓，彼美国非革命乎？而何以能行共和而晏然也？呜呼！夫美国非我中国所能学也，彼其人民积数百年之自治习惯，远非我比，吾既已屡言之，然此或犹未足以使激烈派死心塌地。彼将曰：吾自军兴伊始，即畀权与民，兵权涨一度，民权亦涨一度，迨中央政府覆，而吾民之能自治，遂如美国也。纵吾曰不能，而彼曰能之，此程度问题，各凭其人之主观判断，吾安从难焉？虽然，即让一步，而谓革命功成时，吾民之程度已如美国，抑犹当知吾中国之建设事业，非可如美国云也。论者曾读美国宪法乎？彼其中央政府之权限，不过募发军队、接派外交官、定关税、借国债、铸货币、管邮政、保护版及专卖权、定入籍法破产法、管理海上裁判及甲省与乙省之诉讼等区区数端而已。其他一切政治，为宪法明文所未规定者，如教育、警察、农工商务乃至各省财政、各省普通立法等诸大政，皆属各省政府之权，未尝缘革命而有所变置者也。其变置者少，故其冲突也不甚，然犹各怀其私，莫能统一。盖自一七八三年军事定，直至一七八九年，始布宪法，举华盛顿为大统领。此六年间，各省暴动屡起，华盛顿为之端居窃叹，而惧前劳之无良果，此稍读美国史者所当能知也。于彼时也，幸而彼各省故有政府有议会耳，不然，夫安见美之不为法也？而彼后此宪法，亦惟节缩中央政府权限，除荦荦数端外，一无所更革，其他政治，一如未革命以前，故大体无冲突，而廑乃相安。使其事事而干涉焉，夫又安见美之不为法也？论者如谓我中国革命后之中央政府可以无须有伟大之集权，而一切政治皆悉听人民之自由而无劳干涉也，则援美国为前例焉，犹之可也。然试问若此者能为治乎？如其不能，则请毋望新大陆之梅以消我渴也。
至是而人民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其与共和立宪制，无一毫因果之关系，吾敢断言矣。夫其与君主立宪制无关系也既若彼，其与共和立宪制无关系也复若此，故吾得反其小前提曰：
种族革命，实不可以达政治革命之目的者也。
随而反其断案曰：
故种族革命，吾辈所不当以为手段者也。
若是乎，苟不以救国为前提，而以复仇为前提，置政治现象于不论不议之列，惟曰国可亡仇不可不复者，则种族革命，诚正当之手段也。若犹如陈君之教，以救国为前提乎，则种族革命者，不惟不可以为本来手段、直接手段，而并不可以为补助手段、间接手段，盖真当一刀两断，而屏除之于一切手段之外者也。世有真爱国之君子，其肯听吾言否也？
（附言）吾所论种族革命之不可，及共和立宪之不可，皆就政治方面以立言，不及其他。盖此问题不能解释，则其他问题虽尽解释，而论者之壁垒，犹不能自完也。顷见某报有《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一文，驳反对革命论者之说，而举其两端，一曰怵杀人流血之惨，二曰惧列强之干预，而于革命后政治现象未言及焉。夫吾之此论，虽至今日而大畅厥旨，然前此固已略言之，屡见于《新民丛报》中，论者宜未必熟视无睹，而竟不一及，何也？得无兵法所谓避坚攻瑕耶？然一坚之不破，虽摧百瑕，亦无益也。而况其所谓瑕者，亦未见其能破也。彼文本无可受驳难之价值，吾姑宽假之荣幸之而与一言可乎？
其言杀人流血之不足怵也，曰：“彼夫英吉利之三岛，与蕞尔弹丸之日本，世人艳之，谓为无血之革命，乃试一翻两国之立宪史，其杀人流血之数，殆不减于中国列朝一姓之鼎革，特其恐怖时期为稍短促耳。”呜呼！论者岂谓举国人皆无目耶？不然，何敢于为此欺人之言也。彼所谓英国之杀人流血，殆指克林威尔一役。夫克林威尔之役，岂能谓于英之立宪无大影响，而断不可谓英之宪法，由此役发生，由此役成立也。盖英为不文宪法之国，其立宪之起于何代成于何代，无有能确言之者。彼其颁布大宪章，在一二一五年，当克林威尔前四百年也。若其完全成立，则有谓其实在一八三二年之议院法改正、选举法改正者，美人巴支士所著《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谓英国实当一八三二年后始有宪法。则当克林威尔后百五六十年也。然则纯以彼一役为英国立宪之原因，其足以服读史者之心乎？且即以彼一役论，曷尝有极大之杀人流血？彼役之最惨酷者，则对于爱尔兰及旧教徒之虐杀也，然与立宪无关也。若日本则西乡隆盛以军东指，胜安房以城迎降，东台一战，死伤者不过数百，其后西南之役，又与立宪纯然无关也。而论者乃谓其数不减于我列朝一姓之鼎革，夫我列朝之鼎革，其屠戮之数若何，今虽无确实之统计，而一役动逾数百千万，史上之陈迹，尚可略考而推算也。今论者为此言，苟其非自无目而于英国史、日本史及中国史未尝一读，必其欺举国人无目而谓其于英日史及中国史无一人能读者也。
陈君之言曰：“中国今日而革命也，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否则，亡中国者，革命之人也。”此诚仁人君子之言，而谓杀人流血之不可以不怵也。而试问今日若行种族革命，其范围有术能求其小，其期日有术能促其短乎？若其不能，则亦如陈君所云亡中国而已。吾闻诸论者之言曰：“军既兴，定一县则开一县之议会，以次定十八省，则全开十八省之议会。”信如是也，是其范围极广也。又曰：“自军兴以迄功成，则全国民自治习惯已养成焉。”信如是也，是其期日极长也。使陈君之言而无丝毫价值也，则论者之政策，其或可行；使陈君之言而有价值也，则论者之政策，不外陈君所谓亡中国之政策而已。夫彼所以敢于立一“杀人流血不宜怵”之断案者，殆有两前提焉，其一则曰：非杀人流血，不能立宪也；其二则曰：杀人流血，于中国之前途无伤也。然其第一前提不衷于历史也既若彼，其第二前提不应于事实也复若此，亦适成为脆而易破之论理而已。
其言列强干涉之不足惧也，亦有两前提焉。其一则谓列强持均势主义，莫敢先发难；其言曰：“一起而攫之，一必走而挠之，无宁两坐守之而尚可以少息也。”其二则谓我实行革命，列强将畏我而不敢干涉；其言曰：“列强之所以环瞰者，吾之不动如死，有以启之，一旦张耳目振手足，虽不必行动若壮夫，而彼觊觎之心，固已少息。欧族虽恃其威力，然未有不挠折于如荼如潮之民气者。”此两前提又果正确乎？则试先检其第二前提。其第二前提，童騃之言也，未尝一自审吾之力如何，又未一审人之力如何，惟喊杀之声连天，遂谓人之必将闻喊声而震慑也。夫威力而果挠于民气乎？义和团之民气，曷尝不如荼如潮？而列国联军之威力，曾挠折焉否也？论者必将曰：彼野蛮而我文明也。问彼野蛮而我何以能文明？必将曰：彼由下等社会主动，我由学界或其他中等社会之人主动也。则试问抵制美约，学界人主动矣，美国曾挠折焉否也？上海闹审罢市，学界人主动矣，英国曾挠折焉否也？东京罢学，学界人主动矣，日本曾挠折焉否也？夫吾非谓民气之必不可用也，而用之必与力相待，无力之气，虽时或偶收奇效，而万不可狃焉以自安也。力者何？强大之陆海军是已，苟有是物，则天下万国，可以唯余马首是瞻，若其无之，虽气可盖世，而遂不免于最后之灭亡。
中国而欲绝人觊觎也，必其行动确然为一壮夫焉斯可也。仅若壮夫，犹不足以威敌。而论者乃谓不必若壮夫，惟张耳目、振手足，而人已惮矣。其毋乃言之太易乎？将来之事未可知，而以最近电报，则美国人固派二万五千之陆军，以防我暴动，且彼明言所防者不仅在排外，而尤在排满矣。彼反对革命者，谓列强必干涉，而主张革命者，谓列强必不干涉，其果谁之言验而谁之言不验耶？夫民气犹火也，善用之可以克敌，不善用之亦可以自焚。暴动之起，主动者无论若何文明，而必不能谓各地方无闹教案杀西人之举，此事势之至易见者，而谓人之能无干涉乎？且就令无闹教之举，而以暴动之故，全国商业界大生影响，而谓人之能无干涉乎？必不然矣。
呜呼！我国人虚憍之态，殆其天性矣，前者为顽固的虚憍，今也为浮动的虚懦，外形不同，而精神实乃一贯。日本人所笑为一知半解的国权论，其言虽刻薄，而固不得不谓之切中也。今日欲救中国，惟忍辱负重，厚蓄其力，以求逞于将来，而论者乃于毫无实力之国民，惟奖其虚憍之气以扬其沸，是得为善医国矣乎？是其第二说之不能自完也。则请复检其第一前提。其第一前提，所谓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
夫自今以往，列强中无一国焉能独占利益于中国，无待言也，如英如日如美，皆不愿中国之瓜分，亦无待言也。虽然，列强固未尝不持机会均等主义，日眈眈焉瞷一机会之至，而各伸其权力于一步，若中国民间而有暴动，是即予彼等以最良之机会也。则试为悬揣将来革命之趋势，此段单言革命者，即指种族革命，非指政治革命也，勿误。为中央革命乎？为地方革命乎？中央革命者，如法国然，仅起于巴黎，取旧王室、旧政府而颠覆之，不必以革命军糜烂四方也。然此恐非中国所能望，如是则必地方革命。地方革命，如其乍起旋灭，仅以现政府之力能削平之，则不必论，然此又必非言革命者之所望也。吾于是如其愿，谓革命军之力，足以蔓延数省，而现政府不能制之，于彼时也，则外国之态度如何？现政府之态度又如何？外国必频促现政府削平之，否则干涉；现政府初时必不许，及自审其不能制，则转而求外国之协助；外国则或俟现政府之请求然后干涉焉，或不俟其请求而先干涉焉，皆意中事也。于彼时也，又当视革命军之举动如何。革命军必求列国承认其为国际法上之内乱团体，固也。然无论何国，断未有孟浪焉以承认者也。其中必多有绝对不承认者，亦或有徘徊焉。观其将来之趋势，而始确定其承认或不承认者，但得一二国徘徊焉，已非有极才之外交家不能矣。然即有极才之外交家，亦仅能得其徘徊，不能得其承认，欲得其承认，必须有二种实力：（一）革命军之地位，确已视旧政府占优胜；（二）革命军确能保障其领土之平和，使外人生命财产，得十分安全，有再起暴动者，革命军顷刻即能镇压之。然此两种实力，固非易言也。苟彼此之地位，优劣久难决，则相持久而影响于商业者甚大。外国必欲其一仆而一存，此自然之理也。
然欲仆革命军以存旧政府者，必多于欲仆旧政府以存革命军者。彼诚非有所偏爱偏憎，然扶旧政府以仆革命军，则其可以得利益之机会必甚多，彼自为计，宁出于此也。然犹必革命军于其领土内能确有保障平和之实力，乃久徘徊耳。若以有革命军之故，而致彼之生命财产蒙危险的影响，则其绝对的不承认，或始虽徘徊而随即转方针为不承认，此一定之势也。而排满之心理，恒与排外之心理相连属。在最初革命主动者，固已难保其不含此性质，即曰吾能节制之，而影响所波动，必唤起各地方之排外热，此实不可逃之现象也。于彼时也，革命军以威力镇压之乎，恐遂以此失人心而生内讧。苟放任之，则此等现象将续续起，而欲求外国承认之希望遂绝，夫不承认则必干涉矣。
又让一步，而谓革命军以极机敏之行动，能于外国未及干涉之前，以迅雷不掩耳之势，遽仆中央政府，或中央革命与地方革命同时并行，如是则革命军既取旧中央政府而代之矣。则于斯时也，举全国十八省中无论何处有暴动，而危及外国人之生命财产者，革命军皆不可不任其责，何也？使革命军与旧政府对立，则革命军所负责者，惟在其已略得之领土耳，此外则旧政府任之。若旧政府既亡，则革命军任责之范围逾广，盖权利与义务之关系，应如是也。而以仓猝新造之政府，能保各省之无骚动乎？有骚动而其力遂足以遍镇压之乎？必不能矣。不能，而欲各国认我为国际上一主格，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借曰无骚动矣，有骚动而能镇压之矣。犹当视其新政府之基础如何，能无于政权攘夺之间生冲突乎？苟如吾前者所言建共和政体而不能成立也，则不必问各地方之现象如何，即以中央政府之蜩唐沸羹，而亦足以召干涉。干涉则奈何？夫论者所谓“一起而攫之，一必走而挠之”，此义固吾所已承认者也。然则干涉之结果究奈何？曰：使革命军而久未能覆旧政府，则彼与旧政府提携，以联军代戡定之，而于事后取机会均等主义，各获莫大之报酬于旧政府云尔。
使革命军而遽覆旧政府，而或不能镇压地方之骚扰，或不能调和中央之冲突，则彼亦将以联军入而再覆此新建之政府。于彼时也，新旧政府既皆灭绝，而举国中无一人有历史上之根柢，可以承袭王统者，其间必有旧王统之亲支或远派，遁逃于外以求庇，于是联军乃拥戴之以作傀儡，此路易第十八之所以能再王法国也。而此傀儡之废置，自兹以往，一惟外国人之意，而中国遂永成埃及矣。信如是也，则革命军初意，本欲革满洲之王统，而满洲卒未得革，不过以固有之王统，易为傀儡之王统而已。则试问于中国前途，果为利为害？而言革命者，亦何乐乎此也？夫论者所谓“一起而攫之，一必走而挠之”，以此证列国中无能用单独运动以行干涉者，则其说完矣。然须知列国尚有以共同利害关系之故，用共同运动以行干涉，此实将来不可逃避之现象也。故吾谓彼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要之兵法曰：毋恃敌不来，恃我有以待之。今日不言革命则已耳，苟言革命，万不能曰外国殆不千涉，而掩耳盗铃以自慰也。俗语所谓一心情愿。必其自始焉曰：吾固预备外国干涉，彼从某方面干涉，吾之力可以从某方面拒之，彼用某手段干涉，吾之力得用某手段以胜之。不观法兰西乎？其大革命时，外国联军所以干涉之者何如？法人之力能战联军而退之，仅足自支耳。不然，则不待拿破仑之兴，而已为波兰，未可知也。美国独立时，其情形又稍不同，彼僻在新大陆，与欧洲列国关系甚浅。当时有势力于新陆者，惟英法两国，英其敌国也，而法则以妒英之故，反为美援也，故彼无干涉之患。而我中国今日情形，实同于法而不同于美，至易见也，故又未可援美以自慰也。而所谓某方面某手段者，又必须有确实证据，将彼我之实力，统计而比较之，而确见其为如是，万不能以空谈及模糊影响之言以自欺也。今持革命论者，亦曾计及此而确有所自信乎？若有之，请语我来，若其未也，则不惧外国干涉之言，慎勿轻出诸口也。
以上所驳，吾欲求著者之答辩，若不能答辩，则请取消前说可也。但即能答辩此节，而于革命后不能建设共和立宪制之论，不能答辩焉，则种族革命说，即已从根柢处被破坏而不许存立也。
又顷见种族革命党在东京所设之机关报，大标六大主义：一曰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曰建设共和政体；三曰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四曰土地国有；五曰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六曰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吾见之而瞀惑，不知其所谓。
其第一条颠覆现今恶劣政府，此含有政治革命的意味，虽用语不甚的确，犹可言也。其第二条建设共和政体，则吾此文及《开明专制论》第八章，已令彼之此主义无复立锥地。其第三条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言之太早，请公等先维持我国之平和，待我国既自立，他国有疑我怀侵略世界之野心者，其时自表白焉，犹未为晚。其第四条土地国有，则公等若生于乌托邦，请实行之，若犹未能脱离现今地球上各国土，则请言之以自娱可也。其第五条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连合，可谓大奇。所谓连合者，属于交际的耶？则何国不当连合，岂惟日本？言日本，则日本以外之各国岂皆排斥乎？属于法律的耶？既命之曰两国国民，则何从连合？合日本于中国乎？是又谚所谓一心情愿也。合中国于日本乎？公等虽欲卖国与日本，恐四万万人未必许公等也。其第六条要求列国赞成中国革新事业，亦大奇。中国革新事业，中国之主权也，岂问人之赞成不赞成？夫要求云者，未可必得之辞也。如彼言外之意，万一列国不赞成，我遂不能革新乎？然则中国不已失独立之资格乎？
噫嘻！吾知之矣，彼其意殆云要求列国承认我共和新政府也。但不敢明言之，故易其词以自饰，而忘其用语之不正确也。其第五条则因偶结识日本之浮浪子数辈，沾沾自喜，恃以为奥援，此终不离乎媚外之劣根性也。而以此为政纲以号于天下，是明示人以举党中无一有常识之人耳。
以吾读该报，除陈君天华之文以外，可直谓无一语非梦呓，不能多驳之以费笔墨，仅举其政纲与一国有识者共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