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间之成文法
次于李悝《法经》而从事编纂法典之大业者，魏晋间之《新律》是也，萧何之《九章》，虽稍益于秦旧，而以驭生事曰繁之社会，既大苦不给，故续颁之诏令，任意之判决例，及繁重之解释，间杂错出，动相矛盾。盖至东汉之末，而律有六十篇，令有三百余篇，法比有九百余卷，章句有七百余万言。《晋书·刑法志》评之曰：“事类虽同，轻重乖异，通条连句，上下相蒙。”又曰：“律文烦广，事比众多。”诚切中其弊也。于新法典编纂之必要迫于眉睫，魏明初政，厉精图治，乃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云：
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盗律》有劫略、恐猲、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略律》。《贼律》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景[2]》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办，《厩律》有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汉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辄劾以不承用诏书乏军要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为法，故别为之《留律》。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其告反逮验，别入《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惊事告急与《兴律》熢燧及科令者，以为《惊事律》。《盗律》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科之为制，每条有违科不觉不知，从坐之免不复分别，而免坐繁多，宜总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田例以《免坐律》。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也。凡所增定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据此，则魏律之视秦汉律，其篇章大有所增损，编次亦多移易。若其内容，今虽不可得见，然于汉代诏令法比乃至诸家之学说，殆多网罗而抉择之，其用力之劬，殆非初汉时代所得同年而语也。夫汉高本以驵侩弋大位，未尝有立法制以福天下之志，其臣又非能有管仲、子产、李悝、商鞅之才，可以任立法事业。萧何，一刀笔吏耳，叔孙通，阉然媚世之贱儒耳。一国法制，全委于其手，故因陋就简，蹈袭秦旧，东涂西抹，命为汉制。及不周于用，则任嗣君之是非以为诏令，凭俗吏之抑扬以为法比，与原有之根本律，分驰矛盾，曾无一贯之原则以枢纽之，无秩序无统一，故法愈多而弊愈不可胜穷。盖自文、景、武之世，而学者已极言改制立法之不可以已矣。贾谊之告文帝曰：“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中略）岂如今定经制，令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汉书》本传。董仲舒之对武帝曰：“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又曰：“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汉书》本传。贾、董皆一代大儒，而其所主张，咸谓当取一切法度，为根本的变更，而别以良法组织之，所论者不徒在刑法之一方面而已。即就刑法一方面观之，亦历岁愈久而敝愈甚。《汉书·刑法志》述孝武时代之现状，谓“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然则法文不整，其毒害之及于社会者，可以概见矣。宣帝起闾阎，深知情弊，及即位。置廷平之官，秩六百石，员四人。常自幸宣室决事，此殆如英王爱华德第三之设衡平裁判所矣。英王为济普通法之穷，特命近侍法官，别设裁判所，许人民叩阍，其判决例，复别成为衡平法。然识者固已谓为不揣其本而齐其末，郑昌上疏曰：“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汉书·刑法志》。是最初倡修正刑法法典之议者，郑昌也。元帝、成帝，曾两下诏议修正，元帝诏云：“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成帝诏云：“今律令烦多，白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于以罗元元之民，夭绝亡辜，岂不哀哉。”而臣下无足以当此重任者，业遂不就，班固论之曰：“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诚伤之也。盖当西汉元平间，编纂法典之机一动，而遂不见结果，蹉跎以迄东京之季。固之言又曰：“议者或谓法难数变，此庸人不达疑塞治道，圣智之所常患也。”又曰：“岂如惟思所以正本清源之论，删定律令，复古刑为三千章。”俱见《汉书·刑法志》。是班氏亦当时主张修正刑法论者之一人。《志》中之言，一篇间三致意焉。此殆当时一般之舆论，又非徒班氏一人意见而已。和帝永元六年，廷尉陈宠，复大倡是议，亦蹉跎未行。献帝建安元年，应劭以私人资格，独力纂述，未臻完备，暂以适用，而当世大儒崔实、郑玄、陈纪之流，倡改革论益力。夫汉律自孝武时代，已苦其猥杂棼乱，况复加以三百年间不秩序不统一之科令，日出而不穷，其有法等于无法，渐演出无政府之现象，势所必然矣。故编纂法典，殆时代最急之要求，而当日救济社会唯一之手段也。魏武相汉，陈纪子群，复申父论，而操自谓不宜以藩国改汉制，复寝不行。直至魏明初政，天下稍苏息，始克从事斯业，而陈群即出其家学以当编辑之任，盖此举为一般学者之所倡，垂数百年，而至是始实行也。及司马文帝为晋王，又以陈群、刘邵之本，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尚苦不周。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未免偏党，魏明帝时，下诏诸家章句有相牴牾者，以郑玄说为正。乃命贾充更事编制，而以郑冲、荀觊、荀勗、羊祜、王业、杜友、杜预、裴楷、周权、郭颀、成公绥、柳轨、荣邵十四人典其事，半皆一时名宿，以学闻于世者也。于是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七言。其一时权宜之制，不著于律，悉以为令，犯令者则以律中违制之罪罪之。都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为六十卷。泰始三年事毕，武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四年正月，大赦天下，班新律焉。由此观之，则此次编纂新律之事业，伏根于西汉中叶，大动于东汉之季，作始于魏代，而成就于晋初，学者提议于前，而政府实行于后。盖议论亘于数百年之间，而草案成于数十人之手，虽其所改正者，万不能如贾谊、董仲舒之所期，且未必能如郑昌、班固之所期。要之不可谓非历史上之一大事也。今其书虽不存，然以载籍所可考见，其视汉旧律进化者有数端。
（一）严律令之界。汉代律令，并为一谈，至晋《新律》，则厘令于律之外。夫律者，含有固定的性质，一经施行，虽人主亦不得以私意轻重者也。故近世文明国，严法律与命令之区别，不许以命令变更法律。当时虽未能如是，然别令于律，其间自有主从之形，其意盖以令为律之补助品也。故曰：“违令有罪则入律。”然则非令能罪之，而惟律能罪之也。
（二）根据于学理。汉律采摭秦法，补苴一二，于立法所以然之故，少所推求。及经推行数百年，虽复棼乱猥杂，然解释派大兴，学说如鲫，其间所阐明学理，定当不少。魏晋袭之，取精用宏，去取之间，殊非草草。观《唐书·经籍志》所载，有刘邵撰《律略论》五卷，贾充等撰《刑法律本》二十一卷。《隋书·经籍志》题为《律本》，无刑法二字，而下注杜预撰。大约其书成于杜预之手，但当时编律，以贾充领衔，故题贾充等耳。凡中国历代官书，皆如是也。窃意当时晋律，殆由杜征南起草，故《晋书·刑法志》亦称为《杜律》，果尔则价值更高矣。凡此皆当时起草员之著述，殆如日本之《宪法义解》、《民法原理》等矣。则其条文盖必有学理上之根据，无可疑也。《晋书·刑法志》又称：明法掾张裴注律表上之，其表文云：“律相须而成，若一体焉。《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中略）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不离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脏：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囚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理似故纵，持质似恐猲。如此之比皆为无常之格也。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罪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以加论者但得其加，与加同者连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论。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中略）律之名例，非正文而明也。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十岁，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猲杀之。贼燔人庐舍积聚贼赃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积聚盗，亦当与同。欧人教令者与同罪，即令人欧其父母，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遗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人身，皆随事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而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使用法执诠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于机格之上，称轻重于豪铢，考辈类于参伍，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止。（下略）”○案：此为当时注释新律者之表文，而所言多属于刑法学上之大原则，即现今学者所视为重要问题而研究之者也。（此文所论，属于总则为多，加圈者，除一部分为文中要旨外，其余大率皆现今学者所研究之原则也。）其注释之文，所含学理之富如此，则原文必有可观者矣。晋律久亡，故节录此以示其梗概。
（三）郑重公布之形式。汉代法律，未尝为正式的公布，故人主一时之诏令，法官推意之判例，学者私议之学说，皆得冒法律之名，有同一之效力，魏晋律则视为大举，严重以公布之，有整齐画一之概。不宁惟是，法律既有固定性，得为具体的研究，于以助此学之进步。《晋书·刑法志》载卫觊奏云：“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王政之弊，殆由于此。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然则当时以有《新律》之故，而法学渐至成为一种科学之形矣。(https://www.daowen.com)
此外如条文之增多，重复之芟除，篇第之厘正等，又一见而至易明者也。由此观之，则此次编纂法典，实我国法制史上大事，后此南北朝循之，直至隋唐少所更革，然则魏晋律者，实筦《法经》与唐律之中枢，而为其重要之媒介者也。
尔后一度易姓，必有新法典之发布，然大率沿袭魏晋，无大改作，今将其法典之名及其篇数与其制定发布之年月，列表如左。
今复将战国至隋法律篇目次第，列表如左。
续前表
观此表则魏代之成文法，上接秦汉，下开隋唐，而为之枢纽，其间之统系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