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之文体不适宜

英国硕学边沁，尝以法律之文辞此诸宝玉，诚重之也。法律之文辞有三要件：一曰明，二曰确，三曰弹力性。明、确就法文之用语言之，弹力性就法文所含意义言之。若用艰深之文，非妇孺所能晓解者，时曰不明，此在古代以法愚民者恒用之，今世不取也。确也者，用语之正确也，倍根曰：“法律之最高品位，在于正确”，是其义也。弹力性者，其法文之内包甚广，有可以容受解释之余地者也。确之一义，与弹力性之一义，似不相容，实乃不然。弹力性以言夫其义，确以言夫其文也。倍根又曰：“最良之法律者，存最小之余地，以供判官伸缩之用者也。”存最小之余地，则其为确可见。能供判官伸缩之用，则其有弹力性可见。然则二者之可以相兼明矣。我国法律之文，明则有之，而确与弹力性两种，皆甚缺乏。《大清律例》卷首，于律中文辞之用法，虽有说明，然其细已甚，且不完备，以我律文与今世诸国之法文相较，其正确之程度，相去远矣。若夫弹力性，则我律文中殆全无之，率皆死于句下，无所复容解释之余地，法之通用所以日狭，而驯即于不为用者，皆此之由。

法文之美妙者，虽社会之变迁，其现象大异于立法之时，而犹可展转假借以适于用。如法国之民法，其制定在距今百年以前，此百年间，全社会精神物质两方面皆为突飞进步，划然成一新天地，而法之民法，迄今未改，虽用之常不免困难，而困难犹未尝不可用，此无他，学说之解释，有以济其穷也。而学说之解释所以得施，则法文之美妙使然也。其最浅著者，如百年以前，世界未尝有汽车有电车，此尽人所能知也。而今者法之法廷，凡关于汽车电车所起之事件，皆可援拿破仑所制定之民法以断之，非解释之功，安得有此。

学说解释者，补助法律之最良法也。昔之立法者，尝惧解释者牵合附会以失其本意，或从而禁之，如罗马帝周士的尼安奴制定法典时，下诏严禁注释，普王腓列特力第二、奥帝周斯夫第二，亦曾禁之。拿破仑制民法新成，不旋踵而巴黎市中已有民法注疏出现。拿破仑见而叹曰：余之法典既亡，凡此皆认解释为法典之蟊贼者也。虽然，禁之终不可得禁，非惟不可得禁，且日盛焉。盖法律之为物，有体有用，有学有术，其用其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岂直不能禁，抑亦不必禁不可禁也。我国法律，不禁诠释，故马郑大儒曾注汉律，而《唐律疏义》乃由立法者奉敕自撰，即《大清律例》，其解释之书亦不下十数，其间因解释以广法文之用者，虽自不少，然终不能如彼法国民法之圆融无碍，则法文之工拙为之也。

学者之解释不徒广法文之用，而并能助法学之进步。盖法文所隐含之义，未备之义，反对之义，恒能缘解释而发明，故解释盛行，其于次度之修补法文、改正法文常得莫大之助。我国虽有解释而不能收此效果者，其原因有数端。（一）解释家虽有之而不能盛，盖法律解释之业，与辨护士之关系最密切，而我国辨护士之业，为法律所禁，自影响于法律解释之业而无由盛也。（二）法律学殆见排斥于学界以外，汉代尚有马、郑大儒，从事注律。自兹以降，上流学者，皆不屑读律，故解释之业，惟委诸刀笔俗吏。夫俗吏之学识，不足以阐明高尚之学理，岂待问也。（三）则法文中所含学理本不富，《记》曰：甘受和白受采。肤浅混杂之法文，无论若何苦心研究，终不能于其间得甚深微妙之义。我国法典，大率为无意识的结集，虽多集上流学者从事解释，犹将劳而少功，而况乎解释者率属俗吏，且寥寥不多觏也。

以上阙点，就吾意念所及，拉杂举之，尚未能备。然将来若无编纂法典之事业则已，苟有之，则此诸阙点其最当注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