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即使是现在（1921年），阿尔巴尼亚问题也还远未解决；火种在孕育，在爆发成熊熊烈火，但已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诞生了一个新的因素，带来了更复杂的局面。问题的复杂性是由众多综合力量引起的。实际上，1912到1913年伦敦大使会议的原因和结果就有很多不同的方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有外在的也有隐藏的。
当然，如果我们知道阿尔巴尼亚是土耳其欧洲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土耳其欧洲领土又是破坏欧洲外交均衡的政治病的一个软弱的易攻破的环节，我们应该很容易的估测到这一问题的深度。大使会议导致阿尔巴尼亚的建立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不能说是个偶然事件。就在20世纪初，还曾有一封地址直接写着“阿尔巴尼亚”的信被从纽约的阿尔巴内退回来，信封上盖着“试投欧洲”的戳记。〔1〕但在1912年，阿尔巴尼亚炎症开始显现出来；当时流行的观点是，“要想满意的解决阿尔巴尼亚问题，就必须解决土耳其欧洲领土的未来；而为土耳其问题规划的任何解决方案，如果忽视了阿尔巴尼亚就必然会失败”。〔2〕由于其国际关系，阿尔巴尼亚忽然之间变得名声显著，而它的国际关系之所以重要是由于阿尔巴尼亚的地理位置。由于距意大利仅有39英里，占据着亚得里亚海的战略要地，阿尔巴尼亚成为塞尔维亚、希腊、奥地利和意大利争夺的筹码。发罗那、都拉斯、卡瓦尼等良港与意大利一侧沙质的、污泥缓慢蠕动的沼泽海岸形成鲜明的对比。发罗那就是亚得里亚海的直布罗陀，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就能够控制沿岸所有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奥地利不愿意看到塞尔维亚控制阿尔巴尼亚；意大利决不能容忍希腊得到科孚的北部。这也是为什么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的要求，而法国则支持希腊。〔3〕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圣斯特法诺和约》，就能够很容易地看出保加利亚的扩张计划。这一和约把阿尔巴尼亚的重要城市如斯特鲁加、奥赫里德、科尔察和迪布拉置于保加利亚的控制之下；它非常可能为保加利亚打开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道路。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的宣传与在马其顿的宣传没有什么不同。通过普克和贾科瓦这样的宗教中心，塞尔维亚的牧师们指导了一场正式的系统的战役，以使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化。塞尔维亚的学者们毫不迟疑地支持了某种远比感情激动的号召要敏锐得多的理智的宣传。新帕扎尔的桑贾克和严格意义上的旧塞尔维亚从历史范畴上讲完全应该属于1912年的阿尔巴尼亚，然而贝利茨、康德切夫和茨维克等先生却坚持塞尔维亚应该拥有它们。〔4〕
正如塞尔维亚进入北部一样，希腊渗透进了南部。希腊的利剑带着宗教和商业这两面锋刃，不仅刺入了伊庇鲁斯，而且刺入了科孚以北的地方。〔5〕泛希腊主义是对泛德意志主义或泛斯拉夫主义的更激烈的竞争。但它太过于自负了，完全无视阿尔巴尼亚民族的自决权。希腊精神欺骗了自己，认为那些讲着普通希腊语的伊庇鲁斯人就是希腊人，而他们中占压倒多数的一直是弗拉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6〕
如果说希腊对阿尔巴尼亚的兴趣至少还是从爱奥尼亚的商业立场出发的话，意大利与阿尔巴尼亚的紧密的商业联系则是越过了亚得里亚海。按照P.龙兹先生在巴黎《时代》上所说，〔7〕阿尔巴尼亚在土耳其人统治下时，从这个皮鞋王国进口了600万美元的商品，其中大部分是谷物、酒、香料、干果和印花布。每年40万美元的毛皮、50万美元的橄榄油和50万美元的木材，大部分输往意大利。意大利想要从可怜的阿尔巴尼亚身上咬下一口肉的渴望，决不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之下。为了她的商业和商人，她对阿尔巴尼亚事务必然有着急切的兴趣。
但国际竞争和国际纠纷并不限于阿尔巴尼亚周围与其直接交界的国家。所有强国对巴尔干半岛——这一通往近东和远东的通道——或多或少都有着经济或战略利益。奥匈帝国不满足于在亚得里亚海顶端的几个二流港口，她希望，强烈地希望，在蓝色的爱琴海边有一座不比萨洛尼卡小的城市。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桑贾克和旧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人的居住区，必须成为她的踏脚石。多年以来，奥地利不断在北阿尔巴尼亚的一些重要中心城市建立领事馆，目的在于安排并保持对于奥匈帝国的宣传。〔8〕奥匈帝国政府特别对泛斯拉夫或泛塞尔维亚运动感到愤慨，按照他们最好的看法，塞尔维亚永远不应该被允许占据阿尔巴尼亚海岸。
德国，由于加入抢夺殖民地较晚，不得不通过巩固中欧、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来寻找一条新的通往东方的道路。在与布加勒斯特和君士坦丁堡保持友好的同时，她与奥匈二元帝国为进行一场泛德意志运动，更重要的是为向土耳其的和平“渗透”，结成了实体和精神的同盟。如果没有法俄同盟或英法俄三国协约，德国本来会修筑巴格达铁路；德国的学者和科学家们本来会遵循这一方针，开发小亚细亚和美索布达米亚的丰富资源；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影响，会基本上把英国和法国的金融家们排除在由各种各样的特许权带来的巨大利益之外；而我们必须记住，德国的金融家们在世界的其他部分一直受到排挤。如果英俄之间的猜疑继续下去，俄国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政策就会像以前一样被终止；罗曼诺夫的掠夺欲望可能会采取一种新的形式；俄国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立宪政体，这一政体将能够比哥萨克和军队更为有效的把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和波兰人统一起来。然而，所有一切中最有可能的结果，应该是更好的调整经济和清除政治危机。如果三国协约没有形成，同盟本来会消亡；1912年也根本不会有全面的欧洲大战的危险。
吉尔伯特·默里爵士〔9〕似乎认为，只要有一方就能挑起战争，而和平则必须双方努力。但其实这场欧洲大战本来是有可能不发生的，确实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如果德国向东方挺进的道路上没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话。正如1914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全面的欧洲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斯拉夫人的政治抱负和德国人的经济野心之间的致命的冲突引起的。〔10〕即使是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和《圣斯特法诺和约》中，俄国都没有实现她的君士坦丁堡政策。但自1870年保加利亚的东正教区独立以来，俄国再也不能把“东正教信仰”用作她的面具了；从戈特恰可夫亲王时代起，泛斯拉夫主义就被用作了俄国的征服计划。1912年，在亚得里亚海出口问题的争端中受到了俄国的袒护，她尽力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名义支持塞尔维亚。尽管这一争端是个民族、政治和地理争议的混合物。
或许与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抱负的支持有同样的强烈和确信，法国对希腊的感情也是异乎寻常的强烈。“法国总是觉得她对希腊欠下了一笔永远无法还清的智力债务，把希腊，这一文学和艺术的母亲，所要求的一切都给予她，远非出于对希腊的温情；这就是法国反对一个强盛的阿尔巴尼亚的最重要的原因。所有其他原因——对于奥地利在近东占优势的恐惧、与俄国目标一致行动的愿望——对法国来说都只是第二位的。”〔11〕尽管如此，法国态度的一个更为历史性的理由可以与她在地中海的影响及其海军力量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她在海上的对手是意大利，与意大利进行迂回斗争是法国的国策。自从1878年的柏林会议以来，法国就一直支持希腊对阿尔巴尼亚南部的要求。〔12〕
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在法国和俄国的影响之下，阿尔巴尼亚本来有可能被希腊和塞尔维亚瓜分；她也有可能被意大利和德国支持下的奥匈帝国瓜分。为什么当时在伦敦的大使们，看来正在联合和妥协，却没有忽视阿尔巴尼亚的独立？肯定是由于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没有民族主义，阿尔巴尼亚的自治在当时的环境下就不会得到支持，也不可能最终得到实现。与马其顿不一样，阿尔巴尼亚的领土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13〕
大使会议必须承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国地位，这一直是她无可争辩的权利。只有那些对她被瓜分抱有自私自利兴趣的国家才会对此提出疑问。〔14〕有些人无法区分民族自决的意义和一个民族此时此地有无自我治理的能力之间的不同，他们可能会对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抱有怀疑。但无论其能力如何，都不能影响阿尔巴尼亚民族统一和建立独立的国家机构的不可取消的权力。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什奇普塔，如同阿尔巴尼亚人喜爱自我称呼的那样，是巴尔干地区最早的居民的后裔。因为直到公元550年之后，塞尔维亚人才越过了多瑙河；又过了129年以后，保加利亚人才来到半岛。此时阿尔巴尼亚人已经拥有这块土地约10个世纪。〔15〕
这是一个保持了纯粹性的民族。在十几个世纪中，尽管其居民移民到了希腊、马其顿、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尽管曾多次被罗马人、拜占庭人、诺曼底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意大利人和土耳其人相继征服，阿尔巴尼亚的人口，与马其顿的人口不同，在整体上是同质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长颈窄脸的盖格人住在什库姆毕河以北；爱尔巴桑就坐落在河上。他们讲一种与生活在南方的托斯克人所讲的不同的方言。总的来说，托斯克人是基督教正教徒，而盖格人是天主教徒；因而盖格人通常使用拉丁文为书面语言，托斯克人则使用希腊文。
但从1908年的莫纳斯提尔会议时起，阿尔巴尼亚的表音法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据霍尔格·彼德森说，这两种方言之间的差异要比大部分其他语言内部的方言差异小得多。〔16〕大部分伊庇鲁斯人和下阿尔巴尼亚人，甚至包括维奥萨河以南地方的人，用希腊语经商；用希腊语作祈祷；阅读希腊文的珍本书。但他们用阿尔巴尼亚语谈情说爱、吵架和歌唱；他们用阿尔巴尼亚语向妻子求爱、教育他们的子女、与他们的长辈进行商谈。在土耳其人的偏执的重压下，可怜而又高尚的什奇普塔人尽力成功地使他们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意识保持完整。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永远是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无论他是东正教徒还是穆斯林，或者仍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永远被他的同族人当作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在半岛上没有一个地方有像阿尔巴尼亚人中存在的这样根深蒂固的民族特性；〔17〕如果说他们在很多方面还不够文明的话，那是因为他们作为腐朽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生活在那个帝国遥远的角落里一个一直不稳定不安全的地区，因而经历了双重的损害；奥斯曼帝国从来没有强大到足以征服他们。
当时机到来时，这个诞生了皮洛士和亚历山大的民族，诞生了斯坎德培和列克·杜卡吉因的民族；这个在现代历史中为土耳其以至希腊和意大利提供了杰出政治家、航海家和战士的民族；这个以其勇敢、诚实和勤奋而著称的民族，不能容忍《圣斯特法诺和约》的条款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该和约显示出了俄国对于斯拉夫族人的同情的最高音。但它剥夺了阿尔巴尼亚领土的一半，给了其他的巴尔干国家。另一方面，它无可抗拒地引起了阿尔巴尼亚人的爱国主义。从全国各地召集了300名代表来到普里兹伦；在沃斯·帕夏和普雷姆克·比布·多德、奥多·贝和阿布杜尔·贝·弗拉舍里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民族同盟于1878年6月17日成立。当时正在这个国家旅行的E.F.奈特，描写了阿尔巴尼亚的同盟运动，他说：“同盟正在发展得十分强大，政府已无法镇压它，即使政府十分渴望这样做。同盟成员们感觉到了他们的力量，发展了他们的纲领。保卫他们家乡的土地不受外国的侵犯现在不是他们唯一的要求，人们就在驻有军队的城镇的市场上大胆的讨论民族自决和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抵抗奥地利在北部和希腊在南部的推进，是同盟公开宣布的两个方针计划。”〔18〕
由沃斯·帕夏撰写的同盟的纲领宣布，阿尔巴尼亚国土一寸一分都不能被其他任何外国吞并；斯库台、科索沃、亚尼纳和莫纳斯提尔等省应该组成为一个自治省。英国知道这些要求是正当的，在柏林会议上对此表示了支持。如果戈申勋爵和E.菲茨莫里斯勋爵的想法获得成功，后来的许多混乱、流血和苦难都应该可以避免；巴尔干痈疽会在适当的发展阶段受到扼止。但遗憾的是列强无法达成一个协议；于是他们仅仅满足于对土耳其人的各省提出建议，进行某种行政上的改革，这些改革从来没有实行过。柏林会议为保加利亚人建立了一个公国，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移交给了奥地利，使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得到更大的领土，并加强了它们的独立，让罗马尼亚自治；但阿尔巴尼亚一无所得。
阿尔巴尼亚人必须为他们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他们当时决心要做的事。以1908年的“再保证计划”著称的英俄方案，目的是在土耳其实行有效的欧洲人的监督，因而使青年土耳其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惊慌。土耳其革命党人许下丰厚的诺言，邀请阿尔巴尼亚人一起推翻苏丹哈米德。起义在阿尔巴尼亚开始，当10万阿尔巴尼亚人〔19〕起来要求一部宪法时，苏丹不得不屈服。青年土耳其党没有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是他们自己帮助了自己。阿尔巴尼亚人自己举行了4次全国性的会议，建立了66个全国性的俱乐部、34所全日制学校和24所夜校；组织了15个文学团体和3家音乐俱乐部；建立了4个印刷厂。发行了11份报纸。“经过5个世纪的斗争之后，人民开始自由的呼吸，并给予他们自己受教育的幸福。”〔20〕
不幸的是，青年土耳其党背叛了阿尔巴尼亚人，结果也欺骗了他们自己。冷酷无情而又强大的土耳其化的“团结和进步委员会”，所作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竭尽全力抑制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主义。一次起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起义由爱国领袖伊萨·布列提尼领导，外国的钱不能收买他，外国的枪炮也永远不能吓倒他。1911年春天，青年土耳其党不得不妥协；但当他们逃避问题时，阿尔巴尼亚人的起义在下一年，巴尔干各民族关键性的一年，再度爆发。那确实是半岛生死攸关的一年；在年底以前，土耳其人被赶到了米迪亚-埃布诺斯一线以东，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濒临无政府状态。阿尔巴尼亚革命的胜利和青年土耳其党的垮台，肯定间接促进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另一方面，正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使阿尔巴尼亚问题产生了国际纠纷；正是那场战争向欧洲发出了警报，直接导致了大使会议。
巴尔干同盟的形成将对战争的根源和可能性作出结论性的解释。还应该叙述一下阿尔巴尼亚纠纷的潜在的可能性和巴尔干国家在阿尔巴尼亚的彼此冲突的野心的背景。早期建立一个同盟的无效尝试，显示出列强几乎没能提供什么帮助，除非同时巴尔干各民族能够帮助自己。1901年以后，奥匈帝国曾暂时几乎使拟议的同盟成为一个极为模糊的现实。为抵消《圣斯特法诺和约》，她已经在1881和1889年与塞尔维亚缔结了秘密条约，以保护她自己的亚得里亚海岸线；并驱使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在瓦尔达尔平原和马其顿西部发生冲突。〔21〕她与罗马尼亚举行了一次会谈，因而促成了希腊—罗马尼亚恢复友好关系，最终对保加利亚在阿尔巴尼亚的地位造成了威胁。但是，对于巴尔干同盟的未来幸运的是，1903年，罗马尼亚和希腊在马其顿的宣传发生冲突，引起了外交关系的破裂，结束了友好关系。在同一年，塞尔维亚国王亚历山大一世遇刺。随着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的复位，奥地利在塞尔维亚的影响开始衰落。1908年奥地利大胆地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她同时激怒了俄国。俄国所作的使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结成同盟的努力，使巴尔干人相信她支持一个面向多瑙河而不是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同盟。但尽管有俄国人的帮助，1910年圣彼得堡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会谈没有产生任何结果。〔22〕
单凭感情不可能建成同盟；严格的必然性必须从事实出发。由于阿尔巴尼亚人的起义，并利用土耳其军队衰弱的机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冷酷无情的“土耳其化”的基督教徒，才有适当的能力把一个巴尔干同盟从理想变为现实，从可贵的信念变为可以预见的曙光。在1911年9月底，保加利亚首相格绍夫与国王斐迪南在维希度假。在回索非亚的路上，格绍夫在贝尔格莱德车站会见了塞尔维亚首相米洛瓦诺维奇。在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奠定了同盟的基础；在那个冬天漫长的谈判之后，1912年2月29日到3月13日缔结了条约。〔23〕没有任何理由能说明为什么保加利亚会与塞尔维亚而不是与希腊结成同盟。希腊早在塞尔维亚之前很久就提出了结盟的建议，希—保同盟则于1912年5月16至29日缔结。〔24〕4月份门的内哥罗与保加利亚签定了一个协议，后来又与希腊签定了协议。但仅仅是通过保加利亚的中介，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同盟才于1912年9月缔结。这之前一些年中，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一直由于他们渴望扮演“皮蒙特”的角色，由于王朝的阴谋，由于尼古拉国王的反动政府而彼此怀疑。〔25〕
这时，巴尔干同盟已建成，并即将敲响土耳其在欧洲的统治的丧钟，但它也危及了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的生存。由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秘密条约将分配战利品；有争议的地区甚至涉及到了俄国人的仲裁，包括阿尔巴尼亚的迪布拉和斯特鲁加市。〔26〕后来，当“团结和进步委员会”，如我们所知，允许阿尔巴尼亚人在马其顿和旧塞尔维亚的4个省实行自治时，引起了塞尔维亚的警觉，并提出建议，要把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在巴尔干国家间分割，成为4个势力范围。〔27〕作为对结盟的补充，巴尔干同盟之间缔结了一系列经过绝密筹备的军事协定。
欧洲对这些脓液一无所知，它是由巴尔干的脓肿引起的；欧洲也不了解阿尔巴尼亚的炎症；欧洲过于无知，没有帮助和促进以人种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自治省的形成。如果“及时”对发炎部位动一点儿手术，本来是会有足够的机会治愈炎症的。如果伦敦大使会议在1912年举行，在5月，当土耳其给予阿尔巴尼亚自主权时举行，边界确定的问题本来会更容易解决；两次巴尔干战争肯定能够受到阻止。但欧洲那时在睡觉，欧洲没有“自我感觉”。奥匈帝国没有认真行事，俄国甚至打算使保加利亚离开塞尔维亚，使塞尔维亚离开保加利亚。俄国是斯拉夫大哥；他总是劝说同盟者应该避免任何种类的侵略行为。〔28〕
但突然之间，巴尔干同盟，包括俄国的小兄弟们，宣布了对土耳其苏丹的战争。一个月之内，令所有的旁观者大吃一惊，巴尔干同盟的军队越过了土耳其边界，击败了他们的军队，夺取了厄斯厍和萨洛尼卡，占领了爱琴海上的许多岛屿，严密封锁了阿德里安堡，只是在要占领君士坦丁堡时才被查塔尔加防线所阻止。进展相当迅速，阿尔巴尼亚永远不可能有希望抵抗她的和平邻居们的征服激情。当1912年12月2日宣布停战时，塞尔维亚占领了桑贾克、旧塞尔维亚、库普鲁、佩尔列佩、莫纳斯提尔、爱尔巴桑、都拉斯和圣胡安。〔29〕在停战期间，希腊的炮艇没有停止炮击发罗那的未设防地区。〔30〕事实上，在全部阿尔巴尼亚领土中，发罗那和培拉德及这两个城市的郊区，是1913年4月底仅有的未被希腊或塞尔维亚或门的内哥罗士兵占领的地方——当时伦敦会议已经进行了4个月。〔31〕
阿尔巴尼亚人知道，塞尔维亚一直在反对一个“大阿尔巴尼亚”〔32〕，一直在为其通往亚得里亚海岸的出路而斗争，为其与希腊相邻的一片领土而斗争。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容忍土耳其人的胜利，因为那只可能意味着他们与自主权“永别”。他们“进退维谷”。在战争刚开始时，他们为发表一个正式的隆重的独立和中立宣言作了必要的准备。民族英雄伊斯梅尔·凯末尔·贝·弗洛雷本人对所有这些详情细节作了很好的描述。〔33〕完全可以说，在1912年11月28日，在发罗那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伊斯梅尔·凯末尔·贝，一位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前土耳其议会中代表该省的议员，被选为总统兼外交部长。一个有18名成员的参议院由普克的泽内尔·贝主持。〔34〕伊萨·普里提那兹，一位反抗土耳其的起义的阿尔巴尼亚领袖，被任命为国民军的司令。马利索拉部族是信仰天主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他们曾与门的内哥罗人一起与土耳其人作战，现在与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一起加入了国家独立运动。〔35〕拜伦勋爵和加里波第是会愿意在这样一场运动中站在阿尔巴尼亚人一边的。
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告诉阿尔巴尼亚的代表，“阿尔巴尼亚没有独立国地位”。1912年的问题是，阿尔巴尼亚是否应该像塞尔维亚的解放那样，建立一个没有列强势力的国家；她是否能像希腊那样幸运，得到列强慷慨的帮助；还有，这个新的国家，是否会像罗马尼亚统一的过程那样，在列强的轻蔑之中取得独立地位。事实是，现在，这个巴尔干所有民族中最古老的民族明确地宣布了独立，因而，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希腊的瓜分梦想破灭了。分别支持塞尔维亚和希腊对阿尔巴尼亚领土要求的俄国和法国，也都吃了一惊。奥匈帝国担心塞尔维亚将不去进攻阿尔巴尼亚，而是去占领亚得里亚海岸。H.W.斯蒂德先生当时担任《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一位奥地利高级官员交给他一份来自总参谋长巴龙·康拉德·冯·赫岑多尔夫的邀请，告诉他说，“解决棘手的南部斯拉夫问题最有把握的方法”是联合进攻塞尔维亚和俄国。当英国人指出奥匈帝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态度很可疑，这样一种政策会产生巨大的风险时，这位奥地利贵族简单地评论说，这种冒险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光荣的死亡”。〔36〕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对抗立即尖锐化，两个国家都动员起来。〔37〕
一旦俄国加入战争，在巴尔干战胜国的帮助下，她本来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击败奥匈帝国。但由于德国从来不会容忍对其盟国的公开攻击，俄国不得不与中欧同盟作战。德国的军事优势一般说来是可怕的；而英法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不能容忍“权力平衡”遭到破坏。欧洲大战本来有可能不是在1914年，而是在两年以前的冬天偶然爆发。它没有在1912年爆发这一事实，迫使历史学家们考虑阻止了欧洲大战的独特的外交方式的可能性。看来战争得以避免是由于阿尔巴尼亚的国家独立；因为她不可能伤害任何人，仅仅由于她的实际存在，她就能够站在那些想要彼此伤害的人之间。但是列强出席大使会议的原因远比我们大多数人所想象的要微妙隐蔽得多。当然，这些“国际社会主义者”并不希望战争，至少当时不希望。这位《泰晤士报》记者从柏林写道，M.若雷斯和麦克唐纳先生，与一位奥地利代表一起，将于1912年12月16日发表声明，反对对欧洲各国政府的事务进行和平威胁，反对一切干扰巴尔干事务的自私企图。〔38〕无论如何他们的影响没有达到能够改变政府政策的程度。伦敦大使会议的真正原因是出于列强把战争限制于局部并推迟解决亚得里亚海问题的普遍的共同的愿望。他们一致同意用江湖医生的办法治疗阿尔巴尼亚炎症，就像如今外交界的庸医仍在走红一样。
列强参加大使会议的动机常常被曲解，并且总的说来更经常的被模糊的描述而对人产生误导。甚至一位阿尔巴尼亚爱国者也不加限制和保留地宣称：“英国支持阿尔巴尼亚的要求的动机是真诚的，意大利的动机是自私的，奥地利和德国的动机则是可耻的。”〔39〕如果客观地研究历史，人们将会看清，在伦敦大使会议开幕时，所有列强已经达成了对于暂时和平的真正的期望。对于这一期望，他们或多或少都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可耻之处。列强只在达成这一临时调解政策的方法和论据方面存在微妙的分歧。研究列强政策的发展和变化将能够解释使这次会议得以召开的那些遥远而又真实的问题。
我们首先从奥匈帝国开始。像任何其他君主国一样，二元君主政体的对外政策完全受王朝的利益和野心控制。那里存在着一种可怕的民族混合，这个坚忍的山地王国是包容了所有欧洲各民族在内的一个沸腾的蓄水池。德意志人占据了西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从西北逼近，波兰人和屈特尼安人来自北部和东北。罗马尼亚人住在东南边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一直向着北方推进。意大利人正在从西南方向前进。在中部是人数众多的匈牙利人与这些民族斗争以求发展。如果现存的二元体系，从而王朝的影响想要为了它自己的原因保存下来，为此而实行的有效的政策会要求德意志人支配奥地利的斯拉夫人，马扎尔人支配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和其他非马扎尔人。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对外政策必然是反斯拉夫和反俄的，即使不是在欧洲，也是在巴尔干半岛。尽管如此，对于奥匈帝国的政治家们来说，明显的是，为了统治帝国内的大部分斯拉夫臣民，必须把帝国置于德意志人的照料之下。当巴尔干大部分民族一个接着一个独立时，局势变得对哈布斯堡王朝不利。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是否应该更密切的与各民族的实力在数量上的平衡协调一致？亦或仍然遵循传统方针继续反对斯拉夫人？
任何传统的东西总是在求助于一种王朝精神。哈布斯堡精神极少表现出灵活性。有先例暗示出这一王朝会固守传统。俾斯麦和加富尔知道，哈布斯堡愚蠢的想要支配意大利和德国，而她国内的臣民却在专制主义的支配下，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1859年法国和山地人结盟的结果是把伦巴第输给了哈布斯堡。如果弗朗西斯·约瑟夫通过那次结盟变聪明了，他就会用适时割让威尼斯的方法，收买意大利人与之结盟。没有意大利人的帮助，奥地利不可能抵抗俄国人在德国的优势。哈布斯堡人在对外事务中一直是侵略性的，但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优先安排好自己家里的秩序。正相反，他们的国内问题时不时地按照王朝对外政策的利益所需来处理。
即使是在1859年粗暴的教训之后，皇帝也没有把君主政体放在国内联邦一体化的基础上，以便消除由二元王朝体系所引起的反复动摇的均衡而促进国家的发展。在制度上进行这样一种新的国内改革，使帝国有一个更好更独立的外交基础，超出了老皇帝的守旧思想。在失去威尼斯之后，他变得更害怕战争。当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在1912年取得对土耳其的胜利时，他肯定对他自己的斯拉夫臣民的蒸蒸日上感到十分恐惧。由于受到国内不安定局势的威胁，他自然而然倾向于尽可能地避免与外国发生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乔治·扬似乎认为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有和平主义倾向。〔40〕此外，与1908年的情况不同，当时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吞并是与德国对圣彼得堡的最后通牒同时发生的，而在1912年，激进派的强权政治家已不再掌权。
奥地利的“教士—军人党”与犹太人自由党和财阀利益的结合不再控制政府，他们也不能成功地进行战争煽动。当总参谋长巴龙·康拉德·冯·赫岑多尔夫将军在埃伦塔尔及其追随者的压力下辞职时，战争阴谋使他们受到了打击。正如埃伦塔尔1911年渴望与意大利的友情那样，他的继任者，1912年任职的贝希托尔德伯爵，迫切希望与俄国人友好交往，同时仍然坚持三国同盟。〔41〕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致沙皇的亲笔信反映了这两个宫廷之间的友好情绪，并由戈特弗里德·冯·霍恩洛厄·希林斯弗斯特亲王送往俄国首都。〔42〕看来当时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以使这位斯拉夫兄长忘掉由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而引起的不快。
奥匈帝国自己国土上南部斯拉夫民族的显而易见的危险，或许无可避免的加深了对来自俄国人的威胁的恐惧。考虑到塞尔维亚人1912年的胜利，和此前几年中奥地利政治家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帝国要按照自己的利益解决南部斯拉夫问题几乎是太晚了。1912年年底，奥地利的很多地方和匈牙利的一些地方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哈布斯堡的盲目的政策使它达到了毁灭的边缘。十分明显的是，如果帝国的生存受到威胁，危险应该来自于内部而不是外部。为了挽救二元体制使其霸权永恒不朽，奥地利的德意志人和匈牙利的马扎尔人必须屏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匈牙利迫切希望控制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她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唯一通路，和阜姆，她仅有的港口。匈牙利无论如何都要尽力阻止南部斯拉夫民族妨碍她的海上交通。她没有与他们联合起来去控制帝国内的德意志人，而是粗暴的对待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
现在，皇帝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案来满足这样一种植根于种族疑忌的各州政治独立的要求和地方主义。他的态度是消极的，他希望避免战争，拯救王朝。但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并非如此。这位大公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态度而不是代表哈布斯堡家族。与皇帝的观点相比，他的观点是积极的、新的甚至是激进的。他被怀疑有亲斯拉夫情绪；他的妻子、大公夫人霍泰克不是德裔。据说匈牙利政府不喜欢他，因为他与著名的“实验主义”政策有关系。〔43〕实验主义者们建议在哈布斯堡帝国境内建立第三个政权，南部斯拉夫国，以征服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爆发的可怕的亲塞尔维亚运动。自然，这样一个第三国，如果建立的话，会把匈牙利与亚得里亚海隔离开来。(https://www.daowen.com)
斐迪南大公在军队中最受爱戴，众所周知他支持对塞尔维亚的镇压，因为后者可能会发展得过于强大，不能被局限在哈布斯堡帝国之内。塞尔维亚人正确地把他视为他们的头号敌人。与其他任何一种原因相比，二元王朝的战争鼓动更可能是由于大公。这位奥匈帝国的首相于11月12日向尼古拉国王提交了外交抗议，并宣称要把卡瓦尼和阿莱西奥保留给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门的内哥罗国王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否定回答。4天以后，门的内哥罗人占领了卡瓦尼；又过了两天，他们与一些塞尔维亚军队一起，占领了阿莱西奥。〔44〕那前后正在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首相访问了布达佩斯，在回程时，他要求会见了塞尔维亚总理。在维也纳，大公主持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然后斐迪南去了柏林，显然是为了与德国皇帝磋商。〔45〕有奇怪的报道说，奥匈帝国驻普里兹伦领事普罗哈茨先生受到了该市塞尔维亚占领区的塞尔维亚人的严重侮辱，后来，普罗哈茨先生本人承认，那纯粹是官方指示下伪造的消息。〔46〕但这一传奇激起了公众舆论，据说动员起了7个武装军团。〔47〕有谣言流传说，“持过激政策的奥地利支持者正在得到柏林的赞助”。〔48〕
如果当时要避免欧洲的全面冲突，列强就必须锻炼他们的敏锐和精明。而最重要的是，结局无疑要受到德国的影响。无论德国支持奥匈帝国的入侵与否，都能够很容易的从德—奥—匈的一般关系和皇帝与大公的特殊关系中看出来。一旦我们理解了德国当时为什么不像后来她在1914年那样强有力的支持二元王朝，我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普里兹伦领事普罗哈茨在1912年11月底被发现平安无事；为什么奥匈帝国和德国不再坚持在解决由战争引起的其他巴尔干争端之前，先解决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分歧。〔49〕
塞尔伯恩伯爵直到1904年一直是英国海军大臣，他说过奥匈帝国正在发展成一个真正重要的海上强国。〔50〕然而，二元王朝没能在对外政策方面独立行动。大公对此确实作了努力。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的几个阶段，他坦率的把他本人的立场与德国的立场分别开来，因为，如同人们所相信的，他一直希望能够自由进入法国货币市场。尽管如此，法国政府没有批准奥匈帝国在巴黎市场上的信贷。众所周知，二元王朝在政治上是从属于德国的。〔51〕尽管根据二元同盟的条款，德国不会帮助奥匈帝国公开地攻击第三者，二元同盟还是达成了一个中欧体系的政治基础，经济上对东部的渴望和极为感情用事的泛德意志主义。此外，二元王朝在外交界所相信的范围内从属于德国。国际关系通常都是我们想要相信的样子。
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巴尔干的政策，长期以来从属于德国的外交政策。在1914年，“仅仅是来自柏林的一个暗示，就会使贝希托尔德伯爵决定满足于一次外交上的成功，并接受塞尔维亚的答复。这一暗示没有发出，相反，他们（德国的军国主义者们）有强烈的战争倾向”，〔52〕战争也确实爆发了。1912年，在科诺皮什杰，斐迪南大公与威廉二世举行了一次会谈；没有制定积极反对塞尔维亚的政策计划，也没有针对塞尔维亚的实际的战争。〔53〕很难说清为什么大公死后立刻发生了这样一种政策上的变化，除非由于大公不仅仅受匈牙利人仇恨，也令德国人畏惧。他在情绪上亲斯拉夫，或许在政策上也如此。就像斯拉夫人不喜欢德国人那样，他们也不希望回到德国人的统治下，即使是由一位哈布斯堡—洛林皇帝作其元首。南部斯拉夫人一直在争取以国家的形式成为奥匈帝国的一个联邦。这明显是一种挑衅，但亲斯拉夫的弗朗西斯·斐迪南没有满足德国人的愿望。利希诺斯基说，他是在流星号上知道他的死讯的，他评论说，“陛下（威廉二世）感到遗憾的是他为了战胜他的思想方法所作的努力由此而变得徒劳无功”。〔54〕
奥匈帝国必须在11个小时内放弃它的入侵计划。没有得到德国支持的这样一种方针的明显危险，巴尔干的胜利在南部斯拉夫激起的反匈牙利人的狂热，伴随奥芬贝格退出战时内阁而来的流言蜚语，这一切都起了阻止与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发生公开冲突的作用。但是，开战还是不开战，一个目的是要制止塞尔维亚的扩张。一条塞尔维亚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通路被认为对奥匈帝国十分危险。现在，波斯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由斯拉夫人居住的长长的海岸线，已经在奥匈帝国掌握中。留给塞尔维亚的到亚得里亚海的唯一出口要穿过阿尔巴尼亚北部。这就是让阿尔巴尼亚自治的陷阱政策的原因。在1912年10月24日的库巴诺沃战役以前，塞尔维亚可能会被认为无足轻重，那以后马其顿的土耳其人被消灭，解决亚得里亚海问题不是依靠塞尔维亚就是反对塞尔维亚。奥匈帝国可能了解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原则，但她坚持对阿尔巴尼亚自治却是受到了她对意大利和俄国的“外交”疑忌的强烈唆使。〔55〕奥匈帝国的阿尔巴尼亚政策从她的立场看实际上是非常成功的。伊斯梅尔·凯末尔·贝在他回发罗那主持国民议会之前10天，在布达佩斯与贝希托尔德伯爵进行了会谈，他回阿尔巴尼亚时经过了的里雅斯特。〔56〕
当奥匈帝国使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缓冲国时，她当时满足了意大利的政策。她也不得不给俄国沙皇一个有礼貌的答复。就在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和中立的前一天，沙皇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时间召见奥匈帝国大使。据报道，双方对这次召见都感到满意。〔57〕后来，在下一年的2月，霍恩洛厄亲王的使命在圣彼得堡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部分解释了加利西亚前线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军队复员，以及3月份从波兰召回奥匈帝国的舰队。〔58〕
塞尔维亚自身在二元王朝与阿尔巴尼亚人的谈判中也无法被忽视。1912年11月中旬，奥匈帝国的部长们已经分别在里耶卡与尼古拉国王，在贝尔格莱德与尼古拉·帕希奇首相举行了会谈。1912年11月12日，奥地利首相提出“塞尔维亚应该给予奥匈帝国的商品和工业以特惠权，放弃她对一个亚得里亚海港口的要求，承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作为回报，奥匈帝国将乐于承认塞尔维亚扩张领土的权力，并运用她的影响保证塞尔维亚在爱琴海的一个港口的安全。”〔59〕但是，塞尔维亚加入对土耳其人的共同作战只有两个目的：解放她在“旧塞尔维亚”的斯拉夫兄弟和获得一条到亚得里亚海的通路。看来，亚得里亚海的一个港口是塞尔维亚国家发展和经济独立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奥匈帝国的提议对塞尔维亚来说是太难答应了。10天以后，帕希奇首相宣布：“塞尔维亚拥有从阿莱西奥到都拉斯约50公里的海岸线是必须的，这段海岸线将与以前的旧塞尔维亚连接起来，旧塞尔维亚的版图大致位于从都拉斯到南部的奥赫里德湖的一条线和从阿莱西奥到北方的贾科瓦的一条线之间……实际上，阿尔巴尼亚在被土耳其征服之前是属于塞尔维亚的。”〔60〕
塞尔维亚这一毫不妥协的绝对性的态度使奥匈帝国处于一种困难局面，后者希望克制目中无人的塞尔维亚人，却受到了多种同样难以对付的因素的阻止。奥匈帝国骑虎难下。伦敦大使会议及时拯救了她，不仅使她避开了与塞尔维亚的战争，而且还在阿尔巴尼亚自治问题上避免了一次外交失败。当时德国的外交政策肯定要比奥匈帝国的更高明。二元王朝偏好军事征服，而德国的政策却是经济渗透。即使在必须进行战争时，对德国人来说，首要的目标也是经济扩张。既然和平对于经济繁荣是必须的，战争就只能是第二位的考虑，或许是最后的手段。德国皇帝自己所说的话极好地表明了1898年以来德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基本特征。对于1898年3月6日的胶澳条约，他说，德国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从经济观点看，这种关系将一年比一年重要，德国也一直致力于保证德国的臣民们在导致远东对欧洲开放的活动中享有充分的份额”。〔61〕关于远东所说的话用在德国的近东和中东政策上更为真实。20世纪德国外交政策连贯和永久的目标，是在经济上支配奥斯曼帝国和德国与奥匈帝国边界之间的地区。
向东方挺进是理解德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在这个大目标前面，所有其他目标或多或少都成为次要的。这一关键可以解释很多在其他情况下很难识破的东西，特别是德国在支持二元王朝方面表现出的强烈兴趣。对于浪漫主义的威廉来说，东方有一种巨大的不断增长的魅力。像弗里德里希·豪曼那样的热衷者把近东指为德国希望的终点，德国最有前途的努力对象。当然，由于德国人的自大狂，把哈布斯堡与奥斯曼帝国分离开来是不能容许的。他们必须在德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保持完整。海洋殖民化已经不再存在，至少没有严重的战斗。这使陆地殖民得到了良机。在腐朽的奥斯曼政权徒有虚名的统治之下的陆地人口稀疏。德国的过剩人口可以移民到这里来；德国资本可以在这里的铁路和灌溉工程中获利，在采矿和农业中获利。棉花、牲畜、矿产品能够大量的供应国内制造业；日益繁荣的美索不达米亚会为德国工业提供不断发展的市场。
确实，在德国企业支配下的土耳其帝国中的可能性事实上是无限的。但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的仙境，必要的条件是，二元王朝不仅要生存下来，而且要支配巴尔干半岛——通往近东的踏脚石。二元王朝政治局势如此之不稳定是由于众多民族之间总是争执不休，与这样一个王朝紧密结盟，对德国是相当不利的。有些政治家包括利希诺斯基认为，和平扩张政策应该在得到英国和法国的充分理解下实行；“三国同盟政策”支持奥匈帝国可能会挑起争端，坚持这样一种政策是令人讨厌的〔62〕。但是，大部分德国作家似乎认为与奥匈帝国结盟是必要的。他们把维也纳看作德国的巴格达铁路上必须的一站。
在利希诺斯基看来，由于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在巴尔干同盟成功的运转之后已无可挽救，德国应该停止把她的对外政策与奥斯曼帝国纠缠在一起。他支持这样一种理论，即，德国应该宣布她对于划定边界完全不感兴趣，所以这一问题应留待巴尔干同盟自己解决。〔63〕但德国外交部看来对此不同意。亚戈精确地从逻辑和心理两方面解释了德国为奥匈帝国作调解人的必要性。“我想要说的是，”亚戈说，“如利希诺斯基亲王所鼓吹的这样一种对巴尔干问题的广泛的不感兴趣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完全忽视了我们的盟友的真正生死攸关的利益，那是与结盟的根本原则相冲突的……对我来说更加不可能的是，在同盟国的利益彼此影响的事务中不实行‘三国同盟’。如果不实行这种政策，意大利就会被迫在东方问题上完全站到协约国一边去，奥地利就会任凭俄国人摆布，三国同盟因而就会真正分裂，我们由于缺乏任何支持，也就会无法保卫我们在东方的利益。甚至利希诺斯基亲王也并没有否定我们在那里曾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在今天，经济利益已不再能与政治利益分割开了。”〔64〕
正是亚戈的这种态度使得有权势的海尔·冯·荷尔斯泰因在冯·比洛总理之前申辩说，不应在1908年的吞并运动中把奥匈帝国丢弃不顾。〔65〕还是根据这同一种态度，1912年12月2日贝特曼—霍尔韦在国民议会作了发言。〔66〕那一发言中提出了三个要点：〔67〕德国不受巴尔干事件的直接影响，在很多方面她的兴趣远不如其他国家大；〔68〕但是她的一个盟国受到了攻击，德国受条约义务的约束要支持她；〔69〕此外，为了土耳其债务的安全，德国参加重新安排和平是正当的。
与任何其他单独的现象相比，正是德国对三国协约的怀疑帮助巩固了德国和二元王朝之间的友谊。在南非战争之后，英国放弃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光荣的孤立”政策。1904年4月8日英法关于埃及和摩洛哥的协议令德国人大吃一惊。日俄战争后的英俄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德国人怀疑正在尽力与其在大陆上的对手加强理解的英国人很快就会使德国遭包围并受到孤立，1907年8月31日发表的英俄协定证明了德国人的这一怀疑。三国协约与其说是削弱不如说是加强了三国同盟。一般说来，施加于同盟者的外力压迫会比任何内部的凝聚力更能使他们牢固地团结在一起。这种怀疑的力量极为深远，它肯定不利于英德之间达成真正的理解。对协约国的这种怀疑情绪有助于雷文特洛形成这样一种态度：德国应该把英国的友谊看作一个陷阱；裁军和仲裁条约是肥皂泡；因而德国应该既有海军又有陆军。〔70〕
不幸的是，雷文特洛公爵的理论在德国逐渐获得了说服力。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激起的狂热情绪的压力下，下一年5月通过了新的陆海军法案。为了对应法国的3年兵役制，德国把她和平时期的兵员增加了两个新的军，共29000人。海军中成立了一个第三分遣舰队；建造了军舰、巡洋舰和很多潜水艇。〔71〕只要德国看不到英国的信任，德国就会认为培养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友谊是必要的。“一个不再适应所有条件的正在松散瓦解的旧同盟只有在新的星座能够形成时才会维持良好状态……只要这种政策（与英国恢复友好关系的政策）没有可靠的保证，我们就不能牺牲原有的保证——甚至包括对他们的义务。”〔72〕
然而，德国仍然希望与英国达成充分的理解。因为除了德国不愿意讨论的军队问题外，英国人的友谊，即使只是口头上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伤害德国及其盟友。甚至早在德意志帝国刚建立时，就在寻求英国的友谊。俾斯麦曾几次直接主动向英国提出结盟的建议，较明显的是在1878和1887年。如果这些建议中有一次被接受，就有可能改变欧洲和世界的命运，在20世纪，使这两个国家能够更好的理解的努力还在继续，至少消除了某些小的误解。1906和1908年，爱德华国王和哈丁勋爵访问了德皇。作为霍尔丹勋爵访问柏林的特殊使命的一个成果，也作为地方性团体，如工人协会之类，有组织的互访的一个成果，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1912年有了稳定的改善。甚至德国国务大臣亚戈，后来自己承认，他也执行过旨在与英国互相理解的政策。他的敏锐足以使他看清巴尔干的胜利和由此引起的土耳其的失败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造成了失衡。他认为与英国互相理解是使德国避免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造成的不利地位的唯一方法。〔73〕因而，当大使会议在伦敦外交部召开时，如果柏林的皇宫中举行皇家盛宴也是毫不奇怪的。1913年5月，维多利亚·露易丝公主和坎伯兰的欧内斯特·奥古斯塔斯亲王结婚，乔治国王和玛丽王后十分喜悦的出席了这一俄国皇室婚礼。〔74〕
确实，自从1906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和法国向俄国贷款以来，德国比以前越来越怀疑协约国的行动。到那时为止，历史上还没有订立过数量更大的贷款合同。最重要的是，那笔贷款使俄国避免了在革命期间和战后行政管理的恶运。〔75〕法国在俄国的军事和金融利益对亚戈“法国和俄国推动了战争”的观点来说本应该是合情合理的。〔76〕尽管如此，威廉二世仍然是一位反对德国某些党派的好战趋向的和平斗士。至少我们从M.朱尔斯·康邦给他本国政府的信中知道，德皇在1913年11月不再是和平之友，〔77〕，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一年以前他是赞成和平的，并因此一直对俄国友好。1912年的情况似乎证明了这一点。这次没有重复1908年送往圣彼得堡的最后通牒。在下一年的春天，尼基政府在伦敦大使会议中表现出了和解和友好的精神。威利描写并赞扬了这一出色的外交政策。〔78〕1913年5月22日早晨，沙皇到达柏林参加皇室婚礼，据报道威利—尼基的会见是异乎寻常的兴奋和热诚。〔79〕
1912年，德国并不希望与俄国开战，尽管她对协约国有怀疑，为了保护她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特许权，她一直在寻求与英国的理解。她与奥匈帝国的关系十分棘手，因为帝国正处于局部的或种族的内战边缘。三天以前阿尔巴尼亚宣布了独立和中立，因而，海尔·冯·基德伦-韦希特尔公报非常严厉的宣布，列强不同意他们自己对任何一个巴尔干问题作出事先的承诺；认为阿尔巴尼亚和亚得里亚海问题只应该与其他问题合并讨论与解决。〔80〕确实，德国宁愿看到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而不愿阿尔巴尼亚被希腊和塞尔维亚或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瓜分。阿尔巴尼亚自治在奥斯曼政治家的眼睛里可能只意味着德国对土耳其的外交胜利。此外，即使像亚戈这样的人也还对大使会议的发起人爱德华·格雷爵士保持着信任。“我相信，”亚戈说，“爱德华·格雷爵士对和平的热爱和他想要理解我们的真挚的希望。”〔81〕“我们像爱德华·格雷爵士一样不希望用战争来改变阿尔巴尼亚，因而，尽管我们不喜欢在阿尔赫西拉斯的经历，我们同意举行一次会议。”〔82〕
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和平愿望确实是真诚的，但真诚仅仅是为了英国，尽管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可能会争辩说，英国和平就是世界和平。或许胜利者的心理与失败者的不同只不过是极为自然的事。在任何竞争中，胜利者总是害怕自己会失败，而失败者则是忌恨并继续斗争争取再胜利。英国是1912年的胜利者，德国则是殖民扩张和海上防卫竞赛的失败者。如果说德国想要和平，英国就越发如此。但在友谊的外衣下面，英国必须促使德国缩减军队。因为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的不是英国的海上霸权而是德国的海上霸权。摩洛哥危机之后德国通过了海军法案，法国则实行了3年兵役制。几乎同时克鲁侯爵建议霍尔丹勋爵访问德国并“驱散任何有可能存在的国内的误解”。〔83〕
按照这一建议，霍尔丹勋爵1912年初被派往柏林，以弄清德国建立第三分遣舰队的计划是否不能更改。当他对此失望时，他提出了一个“海上休战”的建议。德国用一个反要求来回答，要求与英国订立一个正式条约，万一发生战争时英国要绝对中立。当然，绝对中立可能使英国海军多少变为一种摆设。英国永远不会停止坚持她的海上霸权。同年7月，爱德华·格雷爵士本人说，如果没有一支海军，即使是巧妙的外交和对外政策也不可能保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安全。〔84〕吉尔伯特·默里争辩说，由于缺乏一支强大的陆军，英国海军不可能成为一种威胁。〔85〕但是，就在英德两国名流显贵在伦敦举行会议以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之前，罗伯特伯爵在民族同盟会议上关于义务兵役制的演说引起了德国的巨大怀疑。〔86〕
对于这一阶段的英德关系极为幸运的是，德国驻伦敦大使是一位亲英的外交官。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相信，尽管存在“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海军问题，还是有可能达成一种友好的和睦关系。“海军”这个词汇永远不会在爱德华·格雷爵士和利希诺斯基之间消失。〔87〕在大使会议之前4个月，阿斯奎思先生断定英德之间的和睦友好关系可能会持续下去。〔88〕但是当然，德国人民还没有忘记南非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对“联邦议院”的占领。从那时起国民议会就时刻准备着对建立强大的海军，并定期使之扩大的计划投赞成票。〔89〕
英国有理由担忧德国的海军优势，但不仅如此，她对德俄结盟也怀着纯粹的恐惧。全世界都相当清楚，如果这样一种结盟牢固地建立，英国尽管有海上霸权，也几乎无法击败德国向东方挺进的计划。英国声称“权力平衡”——英国狡猾的外交口号——是世界和平的基础；而对英国来说世界和平只不过是保持英国的霸权和英国的商业繁荣。英国首先害怕的是俄国的扩张，因而1895、1898、1899年与德国结成某种同盟的建议又在1901年重复提起。迟至1901年秋天，英国还迫切的想要制止法国对摩洛哥的企图。按照德国政治家们——荷尔斯泰因是其中著名的一个——的看法，英国想要德国人为他们火中取栗。那不只是单纯的怀疑，因为英国几乎不可能同时既在非洲打败法国，又在亚洲打败俄国。由于没能保证德国人的帮助，英国越发渴望制止中欧的强国。所以她开始着手与法国缔结一项海军协定，以便建立一个针对德国势力的联合阵线。利用了俄国1905年在亚洲失败的机会，英国有礼貌地试探了俄国人的友情。1912年初，韦尔代尔勋爵访问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几个月以后，M.萨格诺夫访问了伦敦并与爱德华·格雷爵士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就在巴尔干战争爆发之前。波斯和近东面临的困难因而得到了消除。在回俄国的途中，萨格诺夫与普安卡雷，当时的外交部长，举行了会谈。1912年这一巴黎—伦敦—圣彼得堡会谈无疑极大地加强了三国协约的力量。〔90〕
正如罗纳德谢伯爵即爱德华·格雷爵士所宣称，三国协约是当时英国外交政策的拱石。〔91〕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值得赞扬的是，他把协约仅仅看作他的外交政策的起点。他要通过与协约国之外的其他强国建立最可能的良好关系来维护世界和平，因为和平对英国来说是最合乎需要的。所以他说，“我一直认为，尽管可能有一些单独的团体，他们不一定就必然属于敌对的外交阵营。”“权力的平衡”肯定是英国召集大使会议的主要动机之一。除了阿尔巴尼亚自治问题外，爱琴海岛屿问题也有待解决。当会议即将结束时，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下议院讲了如下的话：“由于我们在地中海的位置和海军的重要性，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利益，这就是：没有一个强国应该对这些（爱琴海中的）岛屿中的任何一个提出要求或占有它。如果这些岛屿之一成为一个强国的长期财产，它一定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和巨大的困难。”〔92〕
在其《对生命的回忆与政治思考》中，埃卡德斯坦讲述了关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建议的令人惊奇的故事，勋爵在1895年建议奥斯曼帝国应该由英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瓜分。如果这一建议实现，17年后就不会有这样一个伦敦大使会议了。自从格拉德斯通的时代以来，英国的近东政策逐渐用“巴尔干人的巴尔干”代替了“土耳其人的土耳其”。1912年以前很久就开始放弃在34年以前的柏林会议上表达的理论。用阿斯奎思的话说，“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了，承认和接受既成事实是所有地方的政治家应该干的事……即使是奥斯特利茨战役也没有发生像上个月（1912年10月）巴尔干同盟所作的事情一样如此突然的变化，如此令人吃惊和势不可挡的结束。”〔93〕鉴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果，当时没有人打算反对巴尔干国家有权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间提出结束战争的条件。列强没有放慢调整他们自己对事件进程的看法。充分认识到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潜在的冲突，爱德华·格雷爵士不准备采取海军大臣的意见。他宣称英国的政策是“促进所有有关的人民的幸福”。〔94〕在大使会议以前约一个月左右，他要求下议院不要宣布英国对巴尔干问题有单独的政策，而应把与其他列强保持接触以促成所有强国之间的一致当做主要宗旨。〔95〕
除了爱琴海问题外，会议还必须处理自治问题。但是，甚至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也丝毫不能伤害英国在近东的政策。它只意味着对斯拉夫人或日尔曼人在亚得里亚海的统治的一种有效的阻止。到1912年为止，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成为地中海上强大的海军力量。如果不让任何爱琴海岛屿变成这两者之一的永久性财产正是大不列颠的利益，那么看到阿尔巴尼亚海岸在三国同盟之间分割肯定也是不可容忍的。
意大利也充分意识到了阿尔巴尼亚港口和海岸的价值。如同蒂托尼伯爵所看到的，对于意大利或奥匈帝国来说，占有它们就意味着在亚得里亚海上无可争议的优势。“这就是意大利永远不会允许奥地利，奥地利也永远不会允许意大利获得的东西；结果是这两个国家中无论哪一个企图为自己占据这一地区，另一个都应该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去反对。”〔96〕早在1897年，戈卢霍夫斯基和维斯孔蒂·韦诺斯塔之间就已缔结了禁止接触条约；两国政府决定通过一个自我克制法令约束他们自己远离阿尔巴尼亚，只要奥斯曼帝国能保持对那里的支配就维持现状。1900和1905年这两个大国两次保证在土耳其欧洲领土上的阿尔巴尼亚自治。不知道伊斯梅尔·凯末尔·贝是否对这一协议有所了解，但全世界都清楚，在三国同盟的这两个成员之间关于阿尔巴尼亚港口问题存在着猜疑。1911年埃伦塔尔对意大利的的黎波里政策表示了极为友好的态度。但在秋天，当意大利开始在阿尔巴尼亚海岸附近进行一次海上演习时，奥匈帝国毫不犹豫地提出了抗议。〔97〕
第二年，前首相巴龙·悉尼·索尼诺在意大利议会发表的演说和消息灵通的议员托里教授的电讯，揭示了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在亚得里亚海上塞尔维亚的一个港口问题上潜在的对抗。〔98〕这两个强国间的和平缔造者主要并不是伦敦大使会议，而是1912年12月7日三国同盟的续延。根据1902年的条款，同盟各国有权在5年过去后废除同盟；1912年的续延将使这些同盟国成员消除疑虑，并唤起他们的责任感。贝希托尔德伯爵对意大利的访问和圣朱利亚诺侯爵对柏林的访问，还有赠给意大利外交部长的圣斯蒂芬大十字架勋章和黑鹰勋章，是同盟续延的前导。这无疑十分有助于消除这两强之间苦涩的感情；因而有助于两国对伦敦会议的支持。
意大利王国和奥匈帝国王室在南部斯拉夫问题上的确有共同的兴趣。除了在阿尔巴尼亚沿海的海上势力外，对达尔巴提亚和伊斯特里亚的可贵的意大利人的同情，极大地影响了意大利对于亚得里亚海问题的看法。在那些地方南部斯拉夫民族在数量上占了压倒优势，意大利人是站在他们自己与南部斯拉夫民族的斗争立场上判断所有问题的。此外，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政策看来是一种经济渗透。《洛桑条约》刚刚缔结，意大利无论如何不愿与一个强国公开冲突。自加富尔以来的意大利外交一直是谨慎狡猾的，与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较为愚蠢的骑士气概完全相反。目前，意大利仅仅要求在她自己和二元王朝之间有一个缓冲国。正是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会默认意大利的扩张；正是通过这种自治，不只是塞尔维亚和希腊，还有奥匈帝国对亚得里亚海的威胁有可能受到制止。这就是为什么伦敦会议开幕的第二天，意大利外交部长发言称赞三国同盟是对欧洲和平和同盟三国安全的一个保证。“意大利和奥地利都同意阿尔巴尼亚问题可以按照一贯奉行的民族独立原则解决，使该国在列强的保护下中立。”〔99〕
阿尔巴尼亚民族党的主席和议员达科先生在解释法国和俄国的和解态度时说，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合法的权力要求得到英国无条件的支持。〔100〕确实，就像三国同盟最初只是与德国的利益相关一样，三国协约一直是对英国的目标有利。在皮特使权力平衡学说重新复活以前，米拉博和整整一代革命家梦想着法国、英国和德国人为了欧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在道德上联合起来。甚至迟至1914年，在阿纳托尔·法朗士和让·饶勒斯访问伦敦时，他们两人还极力呼吁英国作这两个大陆国家之间的调解国和共同朋友。〔101〕现在，既然英国在1912和1913年希望和平，她的盟友们就更有理由要求阻止战争了。
法国和俄国为和平担忧的另一个更明显的理由是他们事实上毫无准备。1910年时大部分法国作者都是平庸的，没有人像社会党领袖饶勒斯那样，把法国军队的虚弱及其迫在眉睫的危险看作透彻而痛苦的警告。〔102〕就在伦敦大使会议开幕前一天，法国试图举行一次24小时的总罢工，以抗议一次欧洲战争。〔103〕1913年5月5日，当《人类自由》的第一期出版时，M.克列孟梭在他的社论中提出，必须作好准备维护“武装的和平。”〔104〕法国自己知道她完全没有应付德国进攻的准备。她一直希望由俄国军队来阻止德国人；因而她与沙皇保持着良好的友谊。自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危险之后，法国全神贯注于俄国1906年的贷款。然而，这笔22.5亿法郎的巨额资金直到1912年还没有产生其最大的效果。无知的官僚们使利益被贬低了，他们没有受到启发，并且慷慨到诚实地坚持1905年十月宣言的原则。〔105〕
1906年，威特伯爵告诉沙皇说，万一发生全面的欧洲战争，英国不能在陆地上帮助法国；俄国也没有能力给法国任何重大的军事支持。〔106〕在斯库台落入尼古拉国王的军队手中之后，一位俄国武官对著名的写阿尔巴尼亚问题的英国作家M.E.德拉姆小姐说：“1914年我们（俄国人）将准备好我们的巴尔干战争；但现在是不可能的。”〔107〕
俄国的无准备状态应该是她与法国、奥匈帝国、塞尔维亚和德国关系的最后解释。她的和解态度使她欢迎大使会议。在派恩塞雷总统就职典礼之后不久，沙皇就把俄国最高级的勋章圣安德列勋章颁发给了这位法国元首。即使与法国有这样亲密的友好关系，俄国还是不得不警告塞尔维亚不要惹麻烦。M.萨左诺夫早在1912年11月就通知塞尔维亚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俄国不会为了塞尔维亚在亚得里亚海上的一个港口作战。当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布塔勒斯公爵就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向M.萨左诺夫提出质问时，后者再度坚持了这一说法。这次会谈内容实际上再度通过塞尔维亚驻俄国首都的公使传达给了塞尔维亚政府。〔108〕伦敦大使会议开幕的第二天，俄国首相科科夫佐夫在杜马发表了一个标准的热烈讲话，赞扬了爱德华·格雷爵士建议召开大使会议的创始精神。“俄国”，他说，“在盟国和朋友们的支持下，将尽最大的努力使会议成功。”〔109〕